后商/文&訪 

2021年年底、2022年年初，中非之間一系列訪問、會議、文件啟幕或發(fā)布，比如首屆中非未來領袖對話、第六屆中非民間論壇、《新時代的中非合作》白皮書、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訪非。

其中，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還審議通過了《達喀爾宣言》《達喀爾行動計劃（2022-2024年）》《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非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宣言》。

“《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奠定雙方未來14年合作的主體框架即全面合作、務實合作、轉型增長、綠色發(fā)展、民生福祉、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國際交往典范等8個領域，在照顧雙方需求和切實可行穩(wěn)步推進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中非合作論壇各種舉措的前瞻性、系統(tǒng)性和延續(xù)性。將中國的中長期發(fā)展目標與聯合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和非洲聯盟的長遠發(fā)展方程結合起來，這對于中非合作的可持續(xù)戰(zhàn)略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榮休教授李安山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以中非經濟貿易為例。中國從2013年就超過了美國成為非洲最大投資國。而在過去二十年時間里，中非貿易往來逐年遞增，且增速不小。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AIS中非研究所（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中國對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OFDI）從2003年的$0.49billion一直增長到2018年的$46.10billion，2019、2020年稍有下降。

李安山教授是中國非洲史研究會會長，也是前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所長、前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來，李安山耕耘非洲史領域，先后出版有關非洲歷史的多部中英文著作，主編“六點非洲系列”等叢書，并曾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邀參與編撰《非洲通史》（第9-11卷）的工作。

非洲通史(共8卷)
《非洲通史》國際科學委員會/編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13年1月

中非關系

經濟觀察報：有些學者非常關注非洲，并引以為中國現代歷史與思想的盟友，其背后涉及的資源很多，比如第三世界、民族歷史、反殖民主義等。在您看來，中國和非洲的親緣是如何發(fā)生的？這樣的親緣、聯系、映照于今天有哪些意義？

李安山：我個人認為，中國與非洲的關系廣義地說（人類起源或基因）確實存在著親緣關系，部分人可能更親，但我不習慣用“親緣”來形容兩者關系。中國與非洲有許多共同點，如古老悠久的文明、早期歐洲的敬佩、殖民列強的掠奪、瓜分的命運、本土人民對侵略的反抗、殖民主義者的殘酷鎮(zhèn)壓，以及當今在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的共同發(fā)展。

1993年，奧地利科學家G.盧貝克（G. Lubec）和他的同事在研究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945年）一具30-50歲女性的木乃伊時發(fā)現了一塊具有絲綢特征外觀的組織。“光譜清楚地確定了絲綢……絲綢工業(yè)起源于中國，這種材料可能首先通過波斯到達地中海國家。”這樣看來，中非關系確實有很長的歷史。

后來，中國在多個朝代與非洲均有交往。中國對非洲的間接認識，始于漢代，從唐代起變?yōu)橹苯印臇|非發(fā)現宋代錢幣看，已有一些華人居住在非洲。然而，后來歐洲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興起使得中國與非洲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創(chuàng)傷，命運相似，也互相同情，比如埃塞俄比亞抗意受到中國民眾的支持。戰(zhàn)后亞非民族主義運動的崛起，給中非互相支持提供了各種機會。中國相對比較主動，如坦贊鐵路的修建，在所有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拒絕此項目后，中國欣然答應坦贊兩國提供援助。盡管當時中國的情況也比較困難，但我們竭盡全力支持。這也是非洲國家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地位的基礎。在今天的形勢下，雙方的合作也是互相支持。

經濟觀察報：國人對非洲的認知大多來自政策、教科書等公共品，似乎普遍缺乏對非洲的整體了解。非洲文學在世界文學閱讀中也長期受忽視和遺忘。從社會實踐和知識傳播方面，您認為，非洲為什么缺席了？

李安山：近代以來，歐洲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始終在知識界占據主要地位，不僅知識生產和話語制造掌握著主動，對知識的消費亦如此。中國不也是一樣嗎？中國曾經幾乎毫無發(fā)言權，只是近年來才開始被世界重視。

從社會實踐和知識傳播方面而言，非洲在中國的缺席有幾個原因。一是近代中國積弱積貧，使大部分中國人失去了自我判斷的能力，信奉“歐美中心論”和強者為王，對非洲的認識來源于歐洲，既不了解非洲，也不想了解非洲，更不會相信非洲有著令人驕傲的古代文明，有著值得我們學習的價值觀。二是中非雙方知識界確實接觸不多，互相了解不夠。中國政府雖然著力宣傳非洲，但有時官方宣傳與民眾的自覺難以合拍。

目前比較令人欣喜的趨勢是，中國人開始走向世界，開始認識非洲。同時，中非關系的持續(xù)發(fā)展，也確實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我從百度上搜索了一下“中非合作”的英文詞組“China-Africa cooperation”，結果超過2400萬。

經濟觀察報：疫情以來，中美關系、中歐關系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危機和阻滯。與此同時，中非關系繼續(xù)深化，中非對話承諾，一起步入新的歷史時期。相較于中美關系、中歐關系，中非關系的特殊性在哪里？歷史的來看，目前的中非關系是否處在峰值？

李安山：中國與非洲關系相較于中美關系和中歐關系，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互相平等與互相尊重。這反映在各個方面，以中非合作論壇的設立來看，原始推動力來自非洲，會議地點的安排在中非雙方輪流舉辦，議題和規(guī)劃雙方確定，落實也在雙方進行。

以中非經濟貿易為例。由于經濟實力的差別，中國對非洲的出口確實增長很快，但中方也在盡力擴大非洲產品輸入中國。以農產品為例。2001年到2020年，中國自非洲進口的農產品的貿易額從1.87億美元到42.5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17.87%，中國已成為非洲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目前，中國仍在想方設法增加非洲優(yōu)質農產品進口的新通道和新格局。未來尤其是中非經濟關系，應該警惕一個陷阱——“中國模式”；防止一種傾向——盲目自大；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華人網絡。

中非關系是否處于峰值不好說，我是學歷史的，不便下斷語。僅就目前來看，中非關系落在了實地和實務層面，而不是“藍點網絡”、B3W等宏觀敘事。中國投資、支援、建設給非洲帶來了成千上萬個崗位，我對未來的發(fā)展仍充滿信心。

無論是從世界歷史發(fā)展的角度，還是當代國際政治的角度看，非洲都非常重要。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將非洲作為“全面戰(zhàn)略合作伙伴”的原因。非洲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非洲的貿易市場和投資市場等，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各種機會，而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巨大的經濟體量、龐大的需求市場以及可借鑒的發(fā)展經驗，也為非洲國家提供了各種機會。最重要的是，中非傳統(tǒng)友好和平等互利的關系為中非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中國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非洲國家可以說是天然的盟友和忠實的伙伴。

非洲發(fā)展

經濟觀察報：帝國主義殖民、奴隸貿易、全球化分工、新自由主義援助都不同程度地阻滯著非洲的現代進程，以及全面發(fā)展。至今，法國、美國在非洲還有駐軍。目前，非洲發(fā)展受到世界各國的影響主要有哪些？新殖民主義的還是全球化的？外部的還是內部的？

李安山：對這一問題不能絕對地看。非洲發(fā)展相對落后，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因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由于非洲各個國家情況不一，各種因素的影響不一，殖民主義留下的弊病也各不一樣。所謂世界各國的影響，也要客觀地看。由于全球政治經濟的主導者仍是歐美國家，經濟秩序對非洲國家也有諸多不利。

從根本上看，非洲國家如果能堅持自主發(fā)展，政治局勢相對平衡，領導層又能適時應變，情況就會好得多。毛里求斯是一個例子，羅林斯時期的加納和梅萊斯時期的埃塞俄比亞也不錯，盧旺達目前的發(fā)展也比較健康。其他非洲國家的情況不一，但積極進取的趨勢逐漸顯現。

經濟觀察報：大部分國家報道非洲時都很少提及其成就和發(fā)展，而主要涉及饑餓、疾病、暴力，還有人道主義救濟。為何如此？

李安山：這是一種偏見，需要我們來改變。非洲各國的發(fā)展情況不一樣，多數國家的發(fā)展趨勢一直保持良好。在當代世界，非洲的分量確實是減弱了，但非洲也有自己的獨特優(yōu)勢。2013年，喬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提出“后中國16”（The Post-China 16）的概念，主要指中國高增長的發(fā)展模式不可延續(xù)，將由亞非拉16個國家取代。盡管這一提法有唱衰中國之意，但其關于發(fā)展模式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作為“中國繼承者”的非洲四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人口超過2.2億，其中三分之二年齡低于30歲。埃塞俄比亞經濟曾連續(xù)多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長。

非洲經濟除能源行業(yè)外，制造業(yè)、基礎設施、電力、運輸業(yè)、農業(yè)、航空業(yè)和數字化在不斷推進，對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賴呈下降趨勢。目前，26個非洲國家已制定工業(yè)化戰(zhàn)略。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非洲經委會）年度報告根據現實需要，從2013年起開始強調工業(yè)化，每年選擇不同的相關主題。2014年強調機動的工業(yè)政策，2015年著重貿易與工業(yè)化，2016年提出綠色工業(yè)化，2017年聚焦城鎮(zhèn)化與工業(yè)化等。

非洲現代史
李安山/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7月

經濟觀察報：您在《非洲現代史》前言就提到，“從中國學者的角度強調非洲在歷史發(fā)展上的自主性”。自主性何以如此重要？

李安山：我提出這一點與殖民主義文化遺產有關。由于近一個世紀的殖民主義統(tǒng)治，非洲文化被全盤否定，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受到嚴重的傷害。這與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相似。

另一方面，非洲國家獨立后，它們與前殖民宗主國的緊密聯系、既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歐美的“現代化”模式、一些發(fā)達國家或是通過武力強迫的手段，或是提供援助，使非洲國家對其更為依賴，這些實際上都成為非洲發(fā)展的障礙。請注意，非洲各國獨立初期，多位有主見的非洲政治家被謀害。

因此，只有強調非洲在歷史發(fā)展上的自主性，才能重振非洲的自尊和自信，在國家成長的道路上正常健康地發(fā)展。

經濟觀察報：非洲民族自決后，大部分國家又陷入了內部的政治危局之中？為什么1960年代至1980年代，非洲國家內部革命如此緊急？如此普遍？如此具有摧毀性？基于此，我們又如何看待非洲國家。他們是冷戰(zhàn)格局下的犧牲者？后殖民主義時期的探索者？民族主義浪潮的沉溺者？非洲的民族格局遠遠不是西方傳統(tǒng)下的民族-國家模式所能形容。

李安山：非洲各國的獨立是20世紀的重大事件，它也宣告了殖民主義統(tǒng)治的終結，這在人類發(fā)展史上是具有象征意義的重要篇章。然而，弱者在世界變局中總是最先受到傷害的。這一點不言自喻。

就民族問題而言，世界各國實際上都存在著與民族-國家不甚相容的因素，或民族認同的問題，歐洲國家亦然，如英國的北愛爾蘭人民族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民族問題等。說到非洲國家。“一個國家-多種民族主義”在非洲各國相對比較適用，比如尼日利亞不僅有尼日利亞的民族主義，還有伊博人和約魯巴人的民族主義，肯尼亞不僅有肯尼亞的民族主義，還有基庫尤人和盧奧人的民族主義。

我們以坦桑尼亞為例。坦桑尼亞的126個民族中人數最多的15個民族所占總人口的比例也未超過50%。人口超過100萬的有蘇庫馬族、尼亞姆韋齊族、查加族、赫赫族、馬康迪族和哈亞族，這些民族主要居住在坦噶尼喀，而非桑給巴爾。坦桑尼亞語言繁多，除外來的英語、德語、阿拉伯語和南亞有關語言外，主要民族中存在著120多種語言，它們分屬尼羅特語、庫希特語和科伊桑語。

為了推進國族建構的進程，坦桑尼亞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一體化的政策，如國家總統(tǒng)與內閣總理不能同時來自坦噶尼喀或桑給巴爾，必須各出一人；議會席位的“平衡”和“周全”原則；在縣級以上實行“他族主政”（即縣長和省長避免用當地民族的人來擔任）的干部政策；對各民族的文化習俗和傳統(tǒng)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信仰自由、各教平等、教政互不干涉、教輔政和教為民的宗教政策。另外，烏賈馬，即村社在國族建構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這些帶有創(chuàng)意的政策為國族建構提供了保障。

經濟觀察報：非洲一體化是非洲現代思想最重要的一個資源庫，也可以說是當代非洲思想的核心。但相較于歐洲一體化，非洲一體化之路要走得艱難得多。2010年代，非洲一體化才真正實現，有《2063年議程》（2015年）、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2018年）相繼出臺和落實。若從非洲聯盟（2002年-）前身非洲統(tǒng)一組織（1963年-）成立算起，非洲一體化準備了50余年才初見成效。若從泛非主義起源算起，非洲一體化準備的歷程則更為漫長。為什么非洲一體化的道路如此艱難？非洲一體化與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qū)別是什么？

李安山：我不贊同這一看法，這個問題應該歷史地、辯證地看。非洲一體化與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qū)別值得研究，但歐洲發(fā)達國家在很多方面靠資本主義的早期發(fā)展和殖民統(tǒng)治的掠奪積累，一體化的主導者均為前殖民宗主國，這一點顯而易見。

我可以這樣說，非洲在一體化方面比歐洲進展更快。歷史地看，近代歐洲國家立國的時間遠比非洲早，但其一體化基本上是二戰(zhàn)后的局勢使然。非洲國家的建立主要是20世紀60年代的事，而非洲統(tǒng)一組織是1963年成立的，因此非洲一體化幾乎與非洲國家獨立時同時提出。這是當代非洲政治家們極具政治遠見的成就。

除非洲一體化之外，非洲各地區(qū)的一體化也在分別推進，但效果不同。西部非洲、東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穩(wěn)定推進，北非和中部非洲相對慢一點。此外，非洲自由貿易區(qū)的成立既是非洲一體化的具體表現，也將為非洲進一步的一體化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經濟觀察報：區(qū)別于泛非主義、“非洲個性”（African Personality）、“黑人性”（Negritude）、“非洲中心主義”（Afrocentrism）、“黑色的雅典娜”（Black Athena），阿里·馬茲魯伊（Ali Al'amin Mazrui）在1995年提出“全球非洲”（GlobalAfrica）。實際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非洲和非洲人的認知越來越接近“全球非洲”。“全球非洲”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全球非洲”是否代表了非洲思想的新方向？

李安山：與其說“區(qū)別于……”，不如說“全球非洲”是建立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之上，融合了這些概念中的合理化因素。

馬茲魯伊1967年提出過一個概念：非洲治理下的和平（Pax Africana）。這個概念源于西方長期使用的“羅馬帝國統(tǒng)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和“英帝國統(tǒng)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其背后表現了馬茲魯伊對非洲獨立后自己掌握命運的前景展望。馬茲魯伊的“非洲治理下的和平”帶有著非洲自豪感和全球觀，他認為，非洲國家應該在獨立建設過程中實現自身和平發(fā)展的層面，非洲應該為世界的和平發(fā)展貢獻力量。

“全球非洲”的概念在1995年被提出，不久后開始流行，比“非洲治理下的和平”相對平和，也更貼切實際。這個概念源于非洲人遷移的歷史，借用約瑟夫·哈里斯（JosephHarris）于1982年提出的說法，“非洲移民裔群的全球層面”（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人類的發(fā)展使非洲人主動或被動地出現在全球各個地區(qū)。

之所以說“全球非洲”是建立在有關非洲人的各種概念之上，是因為在泛非主義運動中一直存在著“非洲主義”（Africanism）與“大陸主義”（Continentalism）之爭。大陸主義者認為非洲的統(tǒng)一應該是整個非洲大陸的統(tǒng)一，非洲主義者認為非洲的統(tǒng)一是非洲人民的統(tǒng)一，應該包括海外非洲人。非洲聯盟決定將“非洲移民裔群”（African diaspora）作為非洲人的第6個構成部分（即除了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非洲之外，加上非洲移民裔群）的政策將“非洲主義”與“大陸主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不是什么權宜之計，而是一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戰(zhàn)略舉措。“全球非洲”正是希望將以上非洲主義和大陸主義統(tǒng)一起來為非洲的未來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