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俠｜江湖春夢何時了

胡洪俠夜書房2022-10-12 13:10

《深圳落葉：書友吳萬平》（續(xù)八）

“你喜歡讀金庸武俠嗎？”那天下午和楊大鳴聊吳萬平時，我問他。

“我到現(xiàn)在還沒有讀過。”大鳴說。

“老吳和你講過2001年他在貴陽見到金庸的事嗎？”

“沒有。從來沒有說過。他怎么會見到金庸？是他去貴陽旅游時趕上了金庸的一場活動？“

”不是。“我說，”是他代表商報去貴陽采訪圍棋文化節(jié)，和金庸有近距離接觸。”

“那真沒聽說。“大鳴說，”這幾十年喝酒聊天，倒是常聽他談起金庸武俠。畢業(yè)后他分到安徽圖書館，發(fā)現(xiàn)館里有套香港原版金庸武俠，如獲至寶，到處去講金庸寫得多好多好。我們幾個人喜歡古典文學，難免故作清高，自命不凡，看不上通俗文學，以不讀武俠為榮。老吳就猛批我們，說你們不要相信什么載入文學史的東西，咱們學的文學史說的都是過去的東西，是過時的。金庸武俠一定會進入文學史的。走著瞧！他不知多少次推薦我看金庸，一開始我還想就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和他爭個高低，后來不爭了：爭不過他。他再推薦，我就答應一定看。可是到現(xiàn)在也一本沒看。我還是愿意讀古典名著，覺得那才是能夠深入心靈的東西。這些觀念可能擋住了我讀金庸的路。”

“那你覺得老吳為什么喜歡讀金庸？”

“年輕的時候老吳很浪漫，有激情，想干大事。有時好沖動，好打抱不平。上大學時，某次見有同學挨欺負，也不是什么關系很近的同學，他怒氣沖天，糾集一幫同學浩浩蕩蕩去人家家里討公道，逼人家現(xiàn)場寫保證書。他干了很多理性的人不會干的事。這樣的性格，可能和武俠容易共鳴。”

“老吳不是分配到安徽圖書館古籍部嗎？他怎么愛上武俠了？”

“他確實分配到古籍部，可是一參加工作是在另外一個部門，負責新書的整理、登記、入庫。估計他就是那個時候發(fā)現(xiàn)了館里新進來的港版武俠。以后很多年，說起這件事，他都很自豪，他稱自己是安徽省最早發(fā)現(xiàn)并推廣金庸的人。”

“但是，安徽省圖書館的港版武俠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我問大鳴。

大鳴搖頭，“沒聽老吳講過。”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此事與深圳有關。”我說。

1983年4月23日，深圳博雅和香港中華書局聯(lián)合在深圳舉辦首屆深圳書市。那是1949年之后內地最大規(guī)模的境外圖書專題書市。那個書市上的一大熱點，即是金庸、梁羽生的港版武俠小說成套出現(xiàn)在訂購書單和展銷臺上。那是內地首次正式進口新派武俠小說。那次書市的邀請對象，是全國省市以上的圖書館與大專院校、出版和科研機構。據(jù)當時的一份總結材料，45間省市以上圖書館、140所大專院校，在書市訂購了圖書八千多種，預訂的圖書更高達二十多萬冊，超原計劃三倍。

那份總結材料專門談到了深圳書市上的港版武俠小說：

“書市展出了幾十種港版武俠小說，在各地選訂中，一些單位偏重或全部選訂這一類武俠小說。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婉言解釋，提出此類武俠小說一是不宜于大量在普通讀者中流傳閱讀；二是不能接受大量訂購，以免過多消耗國家的寶貴外匯；三是如大量發(fā)行這類書，書市就會走向單純經濟觀點的邪路。因此，只許省市以上圖書館每種訂一套。”

總結材料中有兩處引用了安徽代表的評述，可證此次深圳書市，安徽圖書館界不僅踴躍參加，表現(xiàn)也相當活躍。材料引用當時安徽工學院圖書館館長馬立功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說：“我們學院曾對學生的知識面進行調查，發(fā)現(xiàn)在學的大學生的知識面太狹窄了。這次看到書市所陳列的書，從中到外、從古到今的知識海洋是如此廣闊，更加加深了我對這問題的認識，感到世界科技發(fā)展這么快，我們要在本世紀末建成”四化“中”翻兩翻“（原文如此），怎么辦？擔子重啊！……在這個歷史關頭，舉辦這次書市，的確很有必要，也很及時。”這家圖書館在那屆書市選購了七千五百多元的圖書，不知其中有沒有武俠小說。

安徽代表真會講話，也難怪撰寫此份材料的人對他們的評點一再稱引。在表達參觀特區(qū)的感受時，“安徽來賓說，‘看到沿線的鐵絲網(wǎng)，感到不是滋味，我們教育下一代的責任真不輕。”

深圳美術館編印的《窗口效應》一書，收入了一份《關于博雅畫廊中“深圳書市”期間經營港版武俠小說情況的報告》，其中披露了部分圖書館訂購武俠小說的情況。報告說，柳州圖書館書市期間曾訂購十二套武俠小說，并持有介紹信說明是圖書館藏書用途。報告還說，潮州圖書館、肇慶圖書館也來函要求供應武俠小說，“由于他們沒有黨委宣傳部門介紹信，都被婉言謝絕。”

綜合上述種種信息，我們可以推測：安徽省圖書館沒有理由不派人來參加深圳書市；各省市圖書館都在搶訂武俠小說，他們沒有理由不訂；省級圖書館訂購武俠的數(shù)量和手續(xù)都有規(guī)定，得到一套已經很不容易。

聽了我的一番解釋，大鳴點頭表示同意，他說，當年老吳很為自己能看到港版武俠小說而洋洋得意，他多次說過這類書是不能外借的，是控制流通的，他卻可以先讀且飽讀為快。

我非常理解吳萬平當年讀金庸武俠時的激動、興奮與自豪心情。金庸武俠是那個年代我們做過的一場春夢。對我而言，這夢是“盜版”的，饒是如此，也甘愿身陷其中，不愿醒來。可是，對吳萬平而言，這場春夢竟然是原版的。他確實稱得上為數(shù)極少的內地首批金庸港版武俠小說癡迷讀者之一。

關于“盜版春夢”，我愿意在這里分享幾段離開深圳商報后我在晶報一個專欄中發(fā)表過的文字：

在北京讀研究生的老同事寒假期間回衡水住了幾天。幾個月沒見面了，忽然又相聚我們幾個都很高興。鼻梁上的眼鏡還是走前的那一副，但他的頭發(fā)已燙得彎彎曲曲，仿佛直挺挺的頭發(fā)已然承載不了更多的學問更多的見識。不見了那件灰蒙蒙的防寒服，他現(xiàn)在的羽絨服是鮮艷的藍色，宣示的是他高飛遠走后的心情。他急著打聽他離開后報社有什么變化，我們說你先不要管這些閑事，“你先說說，你們研究生都上的什么課，北京現(xiàn)在流行讀什么書，有沒有帶幾本回來？”

他嘿嘿一笑，腦袋一晃：“急什么呀。”從包里掏出幾本書，他說：“這本波普的科學哲學，你要讀。知道什么叫‘證偽’嗎？”“這一本，”他亮出窄窄一本小冊子，“是大家議論比較多的書，《在歷史的表象背后》，講的是‘超穩(wěn)定結構’。你們他媽的也不給兄弟一根兒煙抽？這廝！什么鳥人啊。”他這里話鋒一轉，換了臺詞，人馬上就從天上墮入了人間。我們邊笑邊說你小子這才算回家了，罵人的話都還是原來那一套。他忽然又神秘兮兮起來，說還有好書，但不能借給你們，得自己先看完再說，“不過，可以先讓你們開開眼。”我們輪流翻了翻，見是香港的原版書，豎排繁體，書名《天龍八部》，署名金庸。此刻附近那個叫謝村的地方傳來幾聲“二踢腳”高亢嘹亮的脆響。1985年的春節(jié)果然要來了。

我至今都能輕易重溫初次觸摸港版書時那種奇異的陌生感：是分成幾冊的一套書，每冊都不厚，翻起來書頁啪啪作響：豎排繁體，帶線描黑白插圖。書名也怪，聽了多年的“八路”乍聞“天龍八部”簡直不知所云。金庸這個名字依稀聽說過，知道是寫通俗武俠的。“懂不懂啊？是新派武俠。”老同事一把把書搶過去，“有華人處有金庸。鄧小平、華羅庚他們都喜歡看呢。”

因為有了他這套金庸，衡水日報那個院子在那個春節(jié)也就加入了“華人社會”行列。大家傳來借去，《天龍八部》最終也沒有傳到我的手上。我倒是翻了幾次《在歷史的表象背后》，若有所悟地認同了“超穩(wěn)定結構”。春節(jié)過后是春天，小城中一大一小兩個書店里署名金庸的書突然就多了起來。當然不是港版，現(xiàn)在也知道了，那些竟全是盜版。真該有人研究研究那幾年金庸武俠的出版“版圖”：大江南北的出版社好像都在印金庸的書，景象堪稱壯觀。寶文堂是武俠出版重鎮(zhèn)，幾乎將金庸的書都翻印了一遍。寶文堂版和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的《倚天屠龍記》都是四冊一套，湖南人民版和湖南文藝版的則是上下兩冊，海峽文藝版的則又是豎排。山東文藝社出了《笑傲江湖》，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和鷺江出版社印了《射雕英雄傳》，安徽文藝社出了《天龍八部》，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和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都印了《雪山飛狐》，海南人民社印了繁體豎版的《碧血劍》，陜西人民社和安徽人民社則印了《神雕俠侶》，春風文藝社和浙江文藝社又分別印了《飛狐外傳》……。這么多正規(guī)出版社“聯(lián)合”翻印一個人的書，論規(guī)模恐怕只金庸一人而已……。

老同事回了北京之后，我一直想著找本金庸看看。還好，《俠客行》來了。是農村讀物出版社的“中華文學黃河版”，十六開，上下兩冊，印制質量和港版金庸有天壤之別。可是也真好看。開頭即殺機重重，到結尾仍是撲朔迷離。看到第二十章“俠客行”，我簡直如雷轟頂：唯獨一字不識、機心全無的石破天能夠破解石室壁畫與蝌蚪文秘笈，無意中將所有上乘武功一網(wǎng)打盡。廢書長嘆，我對大我十幾歲的同宿舍老李說：“咱天天讀書，還有用嗎？”他說：“你又傻了。金庸不讀書能寫出這本書？”那好吧，繼續(xù)讀，逢“金”必讀，只讀得各路武林人物忽聚忽散，朝死暮生，俠男義女，東輸西贏，哪里還分得清誰是從哪本書里哪個門派殺出來的：一統(tǒng)江湖常常就變成了一桶漿糊。金庸武俠是那個年代我們做過的一場春夢……。

此刻重讀這篇舊文，暗自心驚：原來，我在衡水充滿好奇地翻閱老同事自北京帶回的港版《天龍八部》時，吳萬平正在安徽圖書館一冊一冊復印館中不許外借的同是港版的《天龍八部》。那個時候，誰會知道這兩部《天龍八部》同屬一個港版系統(tǒng)呢？誰又會想得到這兩套書可能都來自“深圳書市”？當然，我和老吳當時相距數(shù)百公里，一個在安徽省的圖書館，一個在河北的一家地區(qū)報社，終生不相遇、不相識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區(qū)區(qū)十年之后，我們竟在深圳成了同事。1980年代，真的是大時代啊！什么樣的大事，乃至什么樣的小事，都可能發(fā)生。那是一個人人開始相信自己無所不能的時代，又是一個人人最終從“云端”重返現(xiàn)實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