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超利物浦足球隊主教練拉法·貝尼特斯有句名言，在他卸任之后依然流傳甚廣：“我要一個臺燈，他們卻給我送來一張沙發(fā)”，意思是他在轉會方面缺少權力，俱樂部凈引進他所不需要、不看好的球員。在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Sandel）訪華前夕，我接到專訪委托，心里在想：桑德爾，他究竟是臺燈還是沙發(fā)？

這種想法其實很不正確，百年來中國學人吃的一個大虧，就是林林總總地引進西方的東西，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發(fā)現(xiàn)了可以一劑定讞的良藥，而事實上，遠如馬克思、列寧，近如羅爾斯、哈耶克，他們的理論都是有其適用的獨特語境的，可能在某些時候，那邊的言論觸及了這邊的敏感區(qū)，但細究起來，我們不是缺人家的土壤，就是少人家的耐心。

桑德爾在他的《公正：該如何做是好？》課程在網(wǎng)絡上流傳開來之前，不過就是學人小圈子里熟悉的一個名字，一個共同體主義的倡導者，他著書立說，踩著理論的磚塊蹚水，水里啼饑號寒的生靈都只能抬頭仰望。在采訪中，桑德爾坦言，他對社會的影響是很間接的，顯然，到他這個年紀和社會地位的學者，都能認可理查德·波斯納在《法律與文學》中的一句話：“人這種動物可以想象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他知道，有生之年的人和努力，都收效甚微。”

桑德爾在上海的公開講座原定有兩場，盛況可期，然而到最后時刻，其中一場被臨時叫停，再次挑戰(zhàn)了我們的容忍下限：連他這種很重視“社會和諧”的學者都被攔在“維穩(wěn)”的鐵柵欄外，我等連“收效甚微”都難以期待了。

桑德爾是看重既有秩序的，他在十五年前出版的《民主的不滿》一書中，批評美國式民主進入了一個亟須變化的險境：對于共同體價值的考量，強調(diào)集體利益之類，過去曾被視為是保守的、扼制個人自由的，而現(xiàn)在，被像桑德爾、麥金泰爾等共同體主義者認為是必須要重視的，他們的這些聲音，也在自由主義陣營里引起了深層的“不滿”。此書的副題“美國正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也就是尋求一般所說的“公民共和主義”，它強調(diào)的是公民的德性、政治參與的義務、討論的熱情，指向的是“共同善”，而不單是依自由意志論者的主張，每個人只需管好自己，法律只需保障每個人的自由。他說，這種論調(diào)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而是自美國建國以來所恪守的共和之題應有之義，只是一個世紀以來，在占據(jù)主流的自由主義經(jīng)濟體制中被忽略了。

“共同善”一語，在他的書中，和他的訪談中多次出現(xiàn)，共同善與“德性”密切相連，但是，桑德爾和麥金泰爾等人所說的“virtue”，與我們所說的“以德治國”、“八榮八恥”風馬牛不相及，在他們眼里，公民社會的“德性”不是依靠權力機構推行的，而是來自于公民實踐。桑德爾推崇亞里士多德依照城邦的原型策劃的公民社會藍圖，這個社會是以共同的美德為維系人際關系的紐帶，而非以政治權威或別的什么成文綱法。

在中國強調(diào)“共同善”，可能很容易被聯(lián)想為那些關于“集體利益”的說辭，即便不是這樣，在這個無數(shù)人尚在為保護個人尊嚴而苦掙苦熬的國家，強調(diào)“共同善”也顯得奢侈了些。桑德爾說得不錯：美國建國時就確立有共和傳統(tǒng)，這是他們的幸運，而在中國，孟子憑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把城邦傳統(tǒng)給完全排除出了中國人的政治思維世界，漫長的皇權專制見證的是儒法兩家如何各擅勝場，統(tǒng)馭“治術”。這是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堵死了公民參與、討論、決定公共事務的路。對此，風度翩翩的桑德爾教授如何置喙？

《現(xiàn)代政治哲學》一書中寫到桑德爾時，加拿大學者威爾·金里卡便問：你說你要尊重共同體的一些既有的觀念、一些紐帶，可是，莫非我們要把那些面目可憎的東西也一并接受？我們可以對那些共同體的習慣、信條提出批評，并加以“揚棄”嗎？

這質問看起來淺白，卻代表了某種繞不過去的常識。本質上而言，桑德爾是個右翼共和保守派，傾向于保持紐帶而非創(chuàng)造紐帶——后者是漢娜·阿倫特左翼公民共和的路數(shù)，她憑借更有現(xiàn)實感和良知感的思想撰述贏得了比桑德爾多得多的重視和崇敬。

不過，桑德爾畢竟是個職業(yè)素養(yǎng)高超的教授，他不把個人的立場強加給學生，而是挑動學生自己去思考、權衡各種理論之間的沖突與共識，還設計了那些讓人饒有興趣參與其中的倫理學案例。他把他的課堂成功地變成了一個公民實踐的微型演練場。他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成就和知名度，不知是無心插柳還是有意栽花。

采訪中，邁克爾·桑德爾說起了他的理論，他的《公正》課程的目的。他對他所處的這個共同體保持了足夠的謹慎。據(jù)說，在復旦大學的活動結束后，他小心地問中方陪同者：“我今天說的有什么不對的嗎？”

文圖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書評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