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遙日升昌票號錢摺    東方ic）

【金融其實很簡單】

陳志武/文

這些年電視劇、電影不斷講山西票號的故事，是有其道理的，因為票號作為明清時期在山西發(fā)展起來的金融機構，在中國金融發(fā)展的歷程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也是我們銀行業(yè)的前身。

那么，票號是做什么的？在山西出現(xiàn)票號后，又是如何推廣到其他地方的呢？

票號興起的經濟推動力

票號跟錢莊不同，它興起的關鍵原因是長途貿易的上升。票號可以幫商人匯兌，就像今天的匯票一樣。

假如當時有位山西商人張三，要到江蘇去買10噸茶葉，其價格可能近5萬兩銀子，然后運回北方做成磚茶，賣到蒙古和俄羅斯。如果沒有票號，張三會難辦，因為這么多錢，他會給江蘇賣方說“如果貨不到山西，我不能給你錢”，而對方說“如果先不付錢，我就不能發(fā)貨！”就這樣，交易無法做。

那么，張三怎么辦呢？當然，一個變通辦法是他派好多員工，每人運上一大車銀子，千里迢迢，從山西跑到江蘇。中間既要小心強盜搶劫，也要小心自己的雇員反叛。等把銀子運到江蘇，對面的商人看過銀子，覺得沒問題之后，再把茶葉拿到手，運回北方。這樣做的風險太大。

有了票號，張三的交易就好做多了。首先，他可以到山西本地的票號分號，把買茶葉的錢存進去，和票號掌柜說要匯到江蘇，但要票號先寫一張匯票，然后撕成兩半，給張三一半，票號拿一半。付百分之一的匯費，張三就可以帶著這一半匯票，輕裝趕往江蘇。票號這時候當然也不會閑著，他們會把另一半匯票送到江蘇的分號。等張三到了江蘇，給茶葉賣方看手中的匯票，讓對方發(fā)貨后就馬上得到匯票的一半。賣方拿著這一半匯票，到票號分號去對正另一半，即可提出現(xiàn)銀。到此，交易就算做完了。

從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就跟今天的網購一樣，買家賣家互不相識，買家先付款，怕賣家不發(fā)貨；賣家先發(fā)貨，又怕買家抵賴。票號在這個過程中解決了信任問題，提供雙方都能認可的信任，因為山西票號在各地生意做多了后，自己就建立了被廣泛認可的信用，充當“支付寶”的作用。就這樣，張三一旦出示匯票，對方就相信他的確已經在票號存好了足夠的錢，這筆銀子不會缺斤少兩的，而且自己拿著匯票去票號，一定可以兌出來。這和當初的支付寶機制是一樣的：買家先把錢打到支付寶上，賣家知道后，明白支付寶不會吞了這筆錢，就會發(fā)貨。買方收到貨，有問題可以向阿里巴巴投訴，沒問題就簽收。等雙方問題解決好，錢再從支付寶轉到賣家。

票號發(fā)展到后來，也提供存款和放貸業(yè)務，因為如果你經常和票號打交道，是票號的熟客，票號還可以給你信用貸款，也可以吸收你的存款。比方說，買茶葉的最好季節(jié)到了，但張三的應收賬款很多，暫時還收不回來。如果他不想失去這個商機，怎么辦呢？張三可以跟平時相熟的票號商量好，讓江蘇那邊的分號先把錢墊上，過幾個月再把墊的錢加上利息和匯費，一起還給票號。這種轉變，就跟今天阿里巴巴先做支付寶，然后轉變到余額寶一樣。或者說，是阿里巴巴復制了當年票號的做法。

山西票號是如何推廣的

那么，是不是有了業(yè)務需求就能發(fā)展出遍及全國的票號網絡呢？當然不是！特別是對于跨地區(qū)匯兌這種業(yè)務，信任是非常關鍵的前提。沒有跨地區(qū)的信任網絡，金融業(yè)務就難以跨越疆土。

就以我的湖南老家為例。票號起源于山西，但如果不能在其他各地立足，其業(yè)務就很難發(fā)展，一個巴掌打不響的。那么，票號來到湖南的經歷是怎樣的呢？1825年，康紹鏞從廣西調到湖南當巡撫，來作省長。他是山西興縣人，當時屬于太原府，今天隸屬呂梁市。在他調來之前，湖南只有4家票號分號。他在湖南巡撫的位子上干了五年。短短五年間，當?shù)仄碧栐黾拥?6家，是之前的4倍。其中，擴張最厲害的，是太谷縣的4家票號，而太谷縣當時也屬于太原府。這4家票號，分別叫錦升潤、大德川、三和源和大德玉，大股東是太谷縣的常家。常家后來在1923年編了一本家譜《常氏家乘》，記載了祖上和康紹鏞交往的故事。

1830年，康紹鏞離開湖南，調到工部。之后的三十年里，湖南的山西票號只增加了5家。票號在湖南發(fā)展的另一個黃金年代，要等另一位山西人的到來。1861年，山西汾州人白恩佑調到湖南當學政，相當于現(xiàn)在的教育廳長。汾州和太谷一樣，也是山西票號集中的大本營。學政管教育，主持一個省的科舉，管理一個省的學生，影響力很大。白恩佑自己也是有名的文人雅士，山水畫很有名氣。他在湖南只待了三年，但這段時間，湖南的山西票號多了5家，增量跟之前三十年里一樣多。白恩佑1863年調走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湖南的省級層面都沒有山西官員。而這幾十年，票號的數(shù)量也沒有增加。

所以，在將近一百年時間里，山西票號在湖南的發(fā)展有一個特點：有山西官員的時候擴張快，沒有山西官員的時候擴張慢。

這個現(xiàn)象是否只是湖南的特色呢？

蘇州府與松江府的故事

江蘇、浙江歷來都是經濟重鎮(zhèn)，貿易都很發(fā)達，但江蘇的票號數(shù)就遠多于浙江。就以蘇州府和松江府兩個府為例，其中松江府位處今天的上海市內，有一個人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就是山西徐溝人喬松年。徐溝縣當時歸太原府管，現(xiàn)在是太原市。喬松年20歲就中進士，30歲當上松江知府，之后為蘇州知府。清朝時期，蘇州是江南地區(qū)最繁華的大都市。當時國內有三條很重要的商路：一條從東北通過海路到廣州；一條從北京通過京杭大運河南下，然后再通過贛江水路到江西等各個省；最后是橫跨大半個中國的長江商路。這三條商路都交匯于蘇州。所以，當時的蘇州知府，管著全國的貿易流動。后來，喬松年又被調去揚州，做兩淮鹽運使。壟斷食鹽是古代朝廷很重要的一塊收入，而當時兩淮又是全國大部分食鹽的來源地。再后來，喬松年又任江寧布政使。

喬松年在江蘇任職期間的1853-1863年，也是山西票號在蘇州和松江一帶發(fā)展最快的十年。蘇州原來有7家票號，十年之后增加到11家；松江府更多，從9家增加到23家。對比一下，在喬松年離任后的三十年，蘇州城只增加了3家票號，松江府只增加了5家票號，都比不上前十年的擴張速度。

相比之下，浙江的杭州府也是商業(yè)重鎮(zhèn)，但在1823-1911年間幾乎沒有山西籍官員去那里任職，杭州的山西票號數(shù)即便在最多時的1883年，也只有6家，不及松江府同期票號數(shù)的1/4。

實際上，香港大學馬馳騁教授和他的同仁通過對全國各省的量化歷史研究發(fā)現(xiàn)，湖南、蘇州、松江的經歷并不特殊，而是全國范圍的普遍現(xiàn)象：當?shù)赜猩轿骷吖偃温殻热缈偠健⒀矒帷⒅龋紝ι轿髌碧栐诋數(shù)財U張有正面影響。這些歷史經歷當然似曾相識，為什么呢？

今天講的第一個要點是，長途貿易的發(fā)展催生了山西票號。具體說，票號提供方便的匯兌服務，在交易中間充當可信的第三方，后來也為一部分客戶提供貸款和存款服務。其次，在現(xiàn)代跨地區(qū)市場體系建立之前，不同地區(qū)之間的商人信用網絡還沒有建立，這尤其挑戰(zhàn)異地金融交易的發(fā)展。“同鄉(xiāng)”尤其是做官的同鄉(xiāng)成為跨地區(qū)擴展業(yè)務的商人的最自然選擇。山西票號在全國的擴張受益于山西籍官員的幫助，“朝中有人好辦事”。當?shù)赜猩轿鞲吖伲碧枖U張速度就會加快，這使山西票號網絡快速膨脹。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陸上絲綢之路從漢朝慢慢開始發(fā)展起來，但是，票號是明末清初才開始出現(xiàn)。在票號出現(xiàn)之前的一千多年里，絲綢之路上的長途貿易是怎么解決交易支付問題的？靠什么解決“你不發(fā)貨，我不付款”、“你不付款，我不發(fā)貨”的挑戰(zhàn)的？在今天的“一帶一路”上，這些挑戰(zhàn)怎么解決？不同貨幣的存在帶來什么問題？

（本文為喜馬拉雅《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