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羅那圣家堂  圖源： IC Photo)  

張子愷/文

2019年6月7日，位于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圣家堂官宣：已持續(xù)修建超過137年的大教堂，將有望于2026年正式竣工，以向其設計師安東尼·高迪逝世一百周年致敬。對于全世界的歷史文化和建筑愛好者而言，這無異于又一個“有生之年”系列，畢竟，相比于從未完工的蘇格蘭國家紀念堂和橫跨六百多年的科隆大教堂相比，圣家堂給了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見證奇跡的時刻。截至2021年，包括圣家堂在內，西班牙所擁有的世界遺產數(shù)量已達49項，僅次于意大利、中國和德國，與法國并列第四。

然而，與西班牙在當今世界的文化影響力而言，中國人對西班牙歷史文化的認知和體悟卻極不相稱，對大多數(shù)中國讀者而言，這個以斗牛而聞名的國度似乎成了最熟悉而又陌生的“外國”之一。美國學者約翰·克羅的《西班牙的靈魂：一個文明的哀傷與榮光》無疑是一部行云流水又深入淺出的綜合性佳作，在約翰·克羅飽含深情的筆觸之下，一幅縱橫兩千年的美妙絕倫的西班牙肖像畫在讀者眼前緩緩展開。

伊比利亞：誕生之初，即成傳奇

今天的“西班牙”一詞對我們理解她的起源并不能提供太多幫助，這個詞不可避免地引起誤解，似乎政治意義上的西班牙由來已久，她的統(tǒng)一更是其來有自。眾所周知，對于歐洲諸國而言，每家都會有一個不那么安分、且時刻躍躍欲試鬧著獨立的地區(qū)，例如蘇格蘭之于英國、布列塔尼之于法國、巴伐利亞之于德國，或者西西里之于意大利，這樣的名單還可以列得更長，我們點到為止，上述地區(qū)即便不謀求政治獨立，至少也會在盡可能的限度內，追求其傳統(tǒng)文化和語言的獨特性。對西班牙而言，最糟糕的莫過于，這種地方本位主義絕不限于某一地或某一時，納瓦拉和阿拉貢對法國的認同可能大過對卡斯蒂利亞的認同，以巴塞羅那為中心的加泰羅尼亞，在歷史上曾長期與意大利南部諸王室保持密切聯(lián)系，而對西班牙南部的安達盧西亞來說，“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羅陀海峽，從未能阻隔她與北非的緊密紐帶，古老的諺語再貼切不過：非洲始于比利牛斯山。在這種情況下，為現(xiàn)代西班牙語“定型”的卡斯蒂利亞，從未取得過法蘭西島在法國、英格蘭南部在英國或拉丁姆在意大利的那種壓倒性優(yōu)勢，誠如約翰·克羅所言：“西班牙的地理統(tǒng)一是一種幻想”。雖然在古人眼中，西班牙的形狀就像平鋪在陽光下的公牛皮，但從后來的歷史來看，伊比利亞的半島特性并不必然使西班牙渾然一體，半島內部地理上的復雜性甚至遠超其與外部的聯(lián)系。

然而，統(tǒng)一的西班牙終究誕生，屬于她的傳奇才剛剛開始。在這樣內部充滿持續(xù)張力的土地上，人們最終還是通過“再征服運動”用強力將國家凝合起來，這個過程前后延綿七個多世紀，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班牙精神的底色。雖然再征服運動始于半島北部阿斯圖里亞斯山區(qū)里的彈丸小國，直到今天，“阿斯圖里亞斯親王（公主）”依舊是西班牙王儲的專屬頭銜，但不可否認的是，卡斯蒂利亞的領導性力量在13世紀后加速了收復失地的進程。卡斯蒂利亞的國名來自遍布其全境的城堡，這些城堡修筑于對抗摩爾人的前線，事實上，它們構成了伊比利亞基督徒收復失地的巨型邊疆，直到今天城堡圖案依舊是西班牙王室紋章的核心元素。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卡斯蒂利亞也暗合了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姿態(tài)，克羅在本書開篇即描繪道：“西班牙就像一座從海面上升起的宏偉城堡，全境四面環(huán)山，在這些高聳的花崗巖墻內是城堡的庭院——卡斯蒂利亞的廣袤高原”。在中世紀盛期的數(shù)世紀中，對絕大多數(shù)歐洲人而言，卡斯蒂利亞就是西班牙的代名詞，西班牙最為舉世聞名的兩大文學巨著《熙德之歌》和《堂吉訶德》也都源自卡斯蒂利亞。

1492年，伴隨著穆斯林在半島上的最后據點格拉納達的陷落，伊莎貝拉和斐迪南宣告再征服運動的完成。然而，此時的西班牙早已不再是711年滅亡的西哥特王國的延續(xù)或重生，伊斯蘭文明數(shù)百年的浸潤，賦予西班牙無法磨滅的印記，當她重回歐洲基督教世界之時，卻發(fā)現(xiàn)自己在許多方面都格格不入。同樣在1492年，哥倫布率領船隊揚帆起航踏上發(fā)現(xiàn)新大陸之旅，世界歷史即將為此而改寫，西班牙也即將迎來她的高光時刻。

日不落的榮光與哀傷

很少有哪個民族像西班牙這樣，在極短暫的時間內，以看似毫不費力的方式登上世界的王座：15世紀末的西班牙剛剛完成統(tǒng)一國家的構建，短短半個世紀間她便成為主宰大半個地球的“日不落帝國”。今日舉世皆知的“日不落帝國”——大英帝國只是另一個“日不落帝國”在19世紀的增強版，“日不落”這個表述本來是西班牙語，出自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即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1520-1556年在位）的那句“在朕的領土上，太陽永不落下”，無論人們怎樣看待這個日益遠去的帝國，都無法否認它是西班牙歷史上最永恒的主題之一。

毫無疑問，查理五世的帝國是歐洲自查理曼以來最偉大的帝國之一，在他的治下，西班牙首次匯入到歐洲政治的主流之中，然而，卻是以一種悲壯的方式。這個帝國雖然空前龐大，看似令人生畏，但卻無比渙散，查理本人從父系而言是德意志血統(tǒng)，他在佛蘭德奢華的宮廷中接受教育，對外祖父母所賦予他的西班牙即便談不上厭惡，至少也沒有絲毫興趣。雖然查理統(tǒng)治時期也是西班牙在新世界迅猛擴張的階段，這個時代與科爾特斯、皮薩羅、瓦爾迪維亞、門多薩和克薩達等等眾多殖民者相聯(lián)系，幾年之內便使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攫取了數(shù)十倍于本國領土的殖民地，但是，西班牙在查理五世的歐洲戰(zhàn)略中究竟占據著怎樣的地位，深遠影響了未來數(shù)世紀西班牙的命運。

對于查理而言，西班牙是確保美洲黃金白銀源源不斷流入歐洲的“漏斗”，這看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是支撐他在歐陸重建帝國野心的關鍵資源，他的軍事行動無不指向某種普世性的理念——一個宗教、一個帝國、一個皇帝。然而，提香那幅著名肖像中的皇帝身穿鎧甲，騎著駿馬，像堂吉訶德一樣準備朝全世界出擊，他所有的激情和抱負，最終也像堂吉訶德那樣化作虛幻，他執(zhí)著于和新教諸侯的不休纏斗，卻不曾發(fā)現(xiàn)、或許也不愿正視這些所謂的“妖魔鬼怪”不過是郊野上的風車。在一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在歐洲重現(xiàn)帝國的迷夢，就如同堂吉訶德滿腦子的騎士傳奇那樣虛幻，而身陷這樣的世界中，16世紀的西班牙將如何自處？又將走向何方？她被無情地卷入燃遍歐洲的戰(zhàn)火之中，她的一切思想與感情、一切抗爭與榮辱，都被這位外國君主裹挾于戰(zhàn)車之上。

曾經的中世紀歐洲，其歷史的兩大動力是戰(zhàn)爭和宗教，而在西班牙，這兩股動力融合在一起——宗教戰(zhàn)爭，從再征服運動到驅逐猶太人，從反宗教改革再到異端裁判所，在其歷史的每個重要關頭，都無不體現(xiàn)著兩者的高度統(tǒng)一。然而，16世紀的歐洲局勢，無疑徹底地擊碎了西班牙的夢想：當新教的施馬爾卡爾登同盟與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聯(lián)合對抗查理五世時，同為天主教徒的法王與皇帝徹底撕裂了宗教認同的遮羞布，而法國與奧斯曼土耳其的結盟，則更是近乎于“和魔鬼做交易”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正日益逼近，在這個時代中，宗教紐帶不再成為追求戰(zhàn)略利益的羈絆，王朝血親再也無法阻止民族國家間的惡戰(zhàn)。如果說對其他剛剛走出中世紀的歐洲國家而言，這種狀況還需慢慢適應，那么對西班牙來說，則是一個完全無法理解也永遠不會融入的世界，兩者的距離絲毫不亞于天堂和地獄的距離。她的物質財富早已由窮兵黷武的戰(zhàn)爭和窮奢極欲的貴族流向西歐各國，唯獨自己兩手空空；她的精神財富早已在延綿不絕的宗教爭端和毫不寬容的社會張力中耗盡，僅剩干癟僵硬的軀殼。

從沉淪年代到回歸歐洲

如果我們就此認為，西班牙即將進入漫長的臨終階段，那便是大錯特錯了。西班牙民族的驚人的韌性在這里顯露出來，實際上，在查理五世之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統(tǒng)治下，西班牙成為歐洲第一個全球范圍的霸權，雖然1588年“無敵艦隊”之戰(zhàn)打破了西班牙的神話，但屬于她的黃金時代遠未終結。然而，與歐洲其他具有明確時間段限的國家相比，西班牙“黃金時代”的邊界尤為模糊：西班牙人自己常將伊莎貝拉和費迪南時期稱為黃金時代，彼時的西班牙擁有無限的潛能；而外國人普遍相信，查理五世及其子腓力二世時代才是西班牙歷史的巔峰。不過還有另一層意義上的黃金時代，其時限與上述兩種說法都不完全重合，這便是西班牙文學和藝術上知名的“黃金時代”。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多重變奏，從很大程度而言，源自西班牙民族對自身歷史的認知與他者話語體系的巨大反差，而17世紀以來西班牙動蕩不安的國運，更加深了兩者之間的鴻溝。

如同冥冥之中的宿命，腓力二世于1598年去世，也一同帶走了傳奇的16世紀，西班牙逐漸從世界的王座上跌落下來，17世紀便在這樣的氛圍中開啟。他的后繼者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中魔者”卡洛斯二世（1665-1700年在位）的統(tǒng)治漫長而沉悶，哈布斯堡王朝也在18世紀的門檻上不光彩地終結了。然而，西班牙文學藝術的黃金時代悄然來臨，它以米蓋爾·塞萬提斯（1547-1616年）和洛佩·德·維加（1562-1635年）兩大文學巨匠為肇始，艾爾·格列柯（1541-1614年）、委拉斯開茲（1599-1660年）以及牟利羅（1617-1682年）三位杰出畫家與之齊頭并進，18世紀波旁王朝入主西班牙，與他們的法國堂兄弟們不同，西班牙的波旁君主對文學和藝術并無多少興趣，他們的宮廷雖不似腓力二世那樣死氣沉沉，卻也對娛樂和慶典保持著距離，在這看似平庸的18世紀，西班牙仍誕生了蜚聲世界的大畫家戈雅。

約翰·克羅從不掩飾他對西班牙的摯愛，英語世界作家和學者筆下那種多少不乏獵奇心態(tài)而又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感，在他的字里行間絕難見到，然而他又不曾堆砌蒼白的溢美之詞，他始終在異域的悲天憫人和寵溺的言過其實之間保持冷靜的距離。在約翰·克羅筆下，西班牙從來不是遙遠的異國他鄉(xiāng)，更非冰冷僵硬的歷史，無論是19世紀的革命與內戰(zhàn)，還是“1898年一代”，抑或20世紀早年的伊比利亞留學歲月，還是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zhàn)，這些無不印刻在他生命的軌跡中，作為杰出的拉丁美洲研究者，他對西班牙這個“歐洲的異鄉(xiāng)者”的描繪同樣精彩絕倫，他的故事與西班牙的歷史融為一體，這也是他能將摯愛的故事娓娓道來而絲毫不引起反感的原因。

在作者筆下，西班牙絕非完美的國度，甚至她在歷史的每個起承轉合的節(jié)點都表現(xiàn)不佳，但是，這種軌跡恰恰是她的偉大之所在——西班牙的靈魂像山巒一樣古老而屹立不搖。七個世紀的再征服運動無疑占據著全書的核心部分，1492年，當摩爾人最后的據點格拉納達陷落之際，西班牙版圖重歸一統(tǒng)之時，這個國家的靈魂仿佛永久停留在這個最光輝的時刻。當其他國家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yè)革命的洗禮和科學與革命的沐浴時，她卻偏執(zhí)地堅守信仰的救贖與逝去的榮光，即便被現(xiàn)實肆虐得體無完膚，在最嚴峻的考驗中也絕不妥協(x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