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福東/文 康熙皇帝臉上有密密麻麻的深色斑點，那是他小時候罹患天花的后遺癥。在康熙早年的畫像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麻子；遺憾的是，這種更接近寫實的畫風在康熙晚年消弭不見了。

康熙幼年時僥幸從天花的魔爪中逃脫，代價是面龐上終身留有丑陋的傷疤。由此獲得的免疫力是他成為皇位繼承人的重要原因。

他的父親順治皇帝也曾感染天花，但沒有獲得幸運之神的眷顧。順治24歲死于天花，這在皇室中并不稀奇，他的胞弟豫親王多鐸也在36歲的時候被天花奪命。

按照清代醫(yī)家俞茂鯤《痘科金鏡賦集解》中的說法，“種痘法起于明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隆慶年間（1567-1572）有了人痘疫苗，但它顯然并沒有很快“蔓延天下”，所以100年后康熙出生時，皇室還沒有被人痘所普及。

憑借自身免疫力從天花中康復的康熙，要到自己登基并生了21個子女之后，才第一次得知人痘的醫(yī)術。那是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皇太子胤礽四周歲，不幸被傳染了天花。康熙網羅天下名醫(yī)，其中武昌府通判傅為格也被召入宮施診。胤礽最終獲愈，康熙認為是傅為格之功。憑此因緣，傅為格將種痘醫(yī)術普及到了皇宮。

發(fā)端于中國的人痘，堪稱人類歷史上第一款預防傳染病疫苗。康熙將傅為格延攬入宮，開始建立機制，太醫(yī)院專門設立痘醫(yī)，給皇子皇孫種痘。流風所及，很多京城高官與旗人子弟，也相率種痘，以抵抗殺人無算的天花病毒。

人痘種植術大大降低了天花患者的死亡率，但仍不能做到萬無一失。最著名的是同治皇帝，雖年幼時種痘，但19歲時仍感染了天花，最終不治身亡。

同治皇帝出生前一個甲子，1796年，西方其實已經有了接種牛痘預防天花的技術。英國醫(yī)生愛德華·詹納意外發(fā)現擠牛奶的女工得了牛痘后不會再患天花，于是開始給孩童接種牛痘漿液。事實證明，這是比人痘更為安全有效的預防天花措施。

不過，60年后，同治降生時，牛痘并沒有傳入清室。太醫(yī)院的痘醫(yī)們仍以傳統(tǒng)方法給同治施種人痘。不確定是哪個程序出了問題，同治體內針對天花病毒的免疫力并沒有被充分激活。一直到清朝覆亡，人痘仍主導著皇室太醫(yī)院。

牛痘在中國取代人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更廣大地區(qū)的民眾而言，天花疫苗（無論人痘還是牛痘）都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物，他們以各種理由表達著抗拒，沒有幾代人的時間達不成認知的轉變。但如果放入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考察，痘苗的普及又是非常迅速的，只不過牛痘在普及的過程中一直接受著中國化的醫(yī)學理論改造。

在任何意義上，天花疫苗都算是人類抗疫里程碑式的勝利。1961年，中國最后一個天花病毒患者胡小發(fā)出院；全球范圍內，1977年以來再沒有出現過天花病例。1980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宣布，天花已經被徹底消滅。這是人類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被根除的傳染病。

疫苗醫(yī)學革命，大大改善了人類自身的處境。時至今日，雖然各種疫苗仍有不盡人意之處，但在各種瘟疫襲來之際，它們仍構成保護我們健康與生命的第一道屏障。

一

康熙晚年給諸皇子庭訓的時候，說了下面一段話：“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聯(lián)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這應該是他一生引以為傲的成就。滿族皇室成員一直受天花威脅，真正讓這種局面得以改觀的就是康熙，他將種痘從皇室推廣到“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所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

當這段話出現在雍正《庭訓格言》中時，前來北京傳教的西方傳教士也對外傳播了中國的人痘術。這其中包括耶穌會士殷弘緒在1726年（雍正四年）給神父杜赫德的信件，其中提到，把1-7歲痘疹稀疏且無惡疾孩子身上脫落的干痂，收集曬干，放入接種者的鼻孔中，接種者會發(fā)燒并生出痘疹……生出痘疹的接種者，如果沒有因感染天花病毒而死亡，就會由此產生免疫力。但接種者并不能保證痊愈，仍有大約2%的死亡率。這個比例并不低，它影響了人們接種人痘的熱情。現在我們知道，天花自然感染的死亡率為30%，但并不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會感染天花，所以事實上個體死于天花的概率要遠低于30%。

人痘術的成功率遠不如牛痘術，除了因種痘導致死亡外，還可能種痘未出而無法獲得免疫力。所以雖然有中國最出色的醫(yī)師，但在康熙之后，清皇室子女仍多有死于天花的案例，其中僅道光帝就有三女兒和七女兒，分別在11歲和5歲時發(fā)痘身亡。

人痘施種，還有可能擴散人體內的傳染病。所以一直到20世紀末，中國民間種痘比例其實非常低。

而英國鄉(xiāng)村醫(yī)生愛德華·詹納，從擠奶女工處獲得的靈感，最終得到驗證。作為醫(yī)學史上值得銘記的年份，1796年，詹納成功在多人身上用牛痘膿皰激活了免疫力，在這之后天花病毒真的就對他們束手無策了。

在19世紀初，西方國家就開始大范圍接種牛痘疫苗。嘉慶年間（1821年之前），牛痘術亦傳至中國，最早是進入廣東，但甚難普及，包括皇室亦未有接種的記載，在這之后，同治皇帝于19歲時死于天花。

1876年5月29日，上海《申報》一篇題為《論中國崇尚西法》的文章，分析了牛痘在中國不受歡迎的原因。該文稱，西醫(yī)確實有好于中醫(yī)的地方，只是華人每每聽信無稽之言，相信“洋人欲取人身體器官”、“西藥有損無益”這些說法。所以雖然洋人廣設醫(yī)局，但華人很少敢去就醫(yī)。如果是沒有見到藥效不敢輕試，倒還屬慎藥謹疾，可以理解；但種牛痘一事，嘉慶年間廣東業(yè)已試行，皆有效驗，及通商而后各海疆均已通行，華人前往種痘者都有益無損，今已十多年，而離海疆數十里之地，仍無人相信。所以雖設局代種牛痘，不取分文，而前往施種者仍寥寥無幾，大家仍都愿種中國之痘。

進入1870年代，中國沿海很多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牛痘的優(yōu)越性。但牛痘局的設立，普遍受到保守勢力的阻撓。浙江一個叫程憩亭的作者撰文稱，他所在縣邑，自戊午年（1758年）為保全嬰孩起見，設立牛痘局，每年春天請醫(yī)施種，每年有四五百小孩獲益。他的兩個女兒，因種了牛痘，至今健康無虞。不料壬申年（1872年）春，“有種鼻苗（人痘）之醫(yī)生，因生意日微，造言朦稟，稱牛痘種后復出，地方上無人信從，請即撤局云云。于是局即撤去。”到了1875年冬，天花盛行，“鼻苗所種者十夭三四”。因無牛痘局，程的兒子也不幸感染天花死去。

二

程憩亭所謂的“鼻苗所種者十夭三四”，未必是一個客觀的描述，但它揭示出傳統(tǒng)社會面臨傳染病侵襲時的一個真相：即便有了人痘防疫方法，仍死亡者眾。可以想見，在人痘術之前，面對天花肆虐，人類幾無招架之功。

美國東斯塔勞斯堡大學微生物學教授約書亞·S·盧米斯在《傳染病與人類歷史：從文明起源到21世紀》一書中說，天花致死總人數超過10億人，僅在20世紀，它就奪走了3-5億人的生命。而那些從天花中幸存的人，約有1/3永久失明，3/4的人臉上和四肢有明顯的傷疤。這種疾病對5歲以下兒童的傷害性尤其大，在一些地方死亡率高達95%。天花在第一次暴發(fā)時會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然后會作為一種地方病永久存活，每年會固定導致大約30%的新感染者死亡，日復一年。

天花也因此成為文人筆下常見的情節(jié)。如沈從文在小說《泥涂》中描述的那個長江中部市鎮(zhèn)貧困街區(qū)民眾的悲慘生活，其背景幕正是天花瘟疫流行。在沈從文筆下，面對無法治愈的瘟疫，更多人尋求的是超驗的解決方案。或是盼望刮風，將這種從地獄帶來的病和那些散播天花小鬼，都刮了去；或者到藥王宮去求神。《泥涂》中藥王宮內供奉的是何路神仙，我們不得而知。很可能其中有一尊是天花娘娘。這個已在華夏大地絕跡數十年的神祇，在沈從文成長的年代，曾是傳統(tǒng)中國社會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6年6月23日，西醫(yī)季步峰在上海《申報》發(fā)表《農村衛(wèi)生工作困難原因與補救方法》，其中提到包括祭拜天花娘娘在內的民俗，對防疫有害無益：“農民深信迷信，一切災難皆是聽天由命。要種牛痘，供起天花娘娘來設壇，患了病拜在神前來求愈。”當時各種關于農村衛(wèi)生的調查報道，不斷提及巫神信仰對防疫的影響。

除了跪拜天花娘娘，巫術入侵傳統(tǒng)醫(yī)學領域，還有其他各種表現形式。傳統(tǒng)中國醫(yī)學分為十三科，其中第十三科名為“祝由”，這是一種借符咒禁禳來治療疾病的方法。

魯迅在《我的種痘》一文中，回憶小時候的上海，給孩子們種痘的方法有三樣。一樣是得了天花后請個醫(yī)生，拜拜菩薩，死掉的雖然多，但活的也有。另外兩樣，則是中國古法的人痘術和從西洋傳過來的“牛痘”了。

這樣的分類有簡化之嫌，因為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人即便在用后兩種方式種痘的時候，也是結合著第一種求神拜佛的方式一起展開的。

上海《申報》1874年12月29日刊發(fā)署名文章《論牛痘》，其中提到：中國人種痘時的表現和患天花一致，一邊設壇祀神一邊延醫(yī)服藥，慎飲食同時謹起居，戒風寒、惡污，不能看黃色圖畫，晚上更不能有性生活，如此達半月之久，才算一個療程結束。

這個說法和《紅樓夢》的描述一致。當王熙鳳的女兒大姐兒得了天花后，醫(yī)生開出的方子是：“預備桑蟲豬尾要緊”，“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zhèn)髋c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這顯示出18世紀中國上流社會對天花的應對之策：拜神（供奉痘疹娘娘）、避免五行沖犯（忌煎炒等物）、無性生活（隔房）、沖喜（大紅尺頭裁衣）以及中藥治療（完全無效的桑蟲豬尾）。

從清末媒體的報道也可以看出，“延醫(yī)設壇種痘”幾乎成為一個固定詞組，它意味著一個傳統(tǒng)醫(yī)師要同時兼具兩種職能：一面設壇拜神，一面種痘。

王完白曾在《種痘新說》中，提到舊俗關于種痘的七條禁忌，包括忌五行沖犯、忌穿孝服之人入室、忌每月之十一、十五受種等。他批評了這些毫無科學根據的說法。從這些禁忌中，亦可看出西醫(yī)進入中國后，被傳統(tǒng)醫(yī)學所改造的樣貌。

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清末第一份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申報》，既有呼吁種痘的報道，又有各種偽科學“種痘神方”的推廣。以1900年5月30日為例，該報刊有《小孩月內種痘神方》一文，稱用金銀花一錢、紅花一錢、桃仁一錢、荊芥穗一錢、生地黃二錢、當歸二錢、生甘草五分、赤芍藥二錢，以河水兩茶盃煎至一酒盃。再取種痘的小孩臍帶約二三寸，放瓦上焙干（忌用煤火），研末調入藥內。令小孩分數次服完，即可保不得天花。此藥方必須在產后18日內服用，過了18日即無效果。

很顯然，這個藥方和“種痘”全無關系。人痘亦或牛痘，都是通過感染危害較小的的病毒，產生抗體，從而獲得針對天花的免疫力。金銀花等等并不具有這些功能。藥方中對水（需要河水）、火（忌用煤火）和焙干工具（必須是瓦）的要求，以及產后18日的時間限定，都帶有深深的祝由色彩。

該文還要求每年必須觀察天象，如果除夕和正月初一晚上天氣晴朗，則無論傳統(tǒng)的人痘還是西來的牛痘，都無妨害；如果天氣不好，則這一年不要種痘。不過，如果是服用上文所述的金銀花藥方，則無論什么天氣均可。

《申報》可以說聚集了當時最具中西融通意識的知識分子，在1900年尚且能刊發(fā)如此不著邊際的文章，民間社會對種痘的普遍認知更等而下之了。

不過，雖然巫醫(yī)并未因種痘術而絕跡，但確乎也受到了影響。尤其是傳自西方的牛痘術，并沒有中醫(yī)所要求各種祝由儀式，包括男左女右、忌口等被中國人視為普世真理的內容，都被解構殆盡，更不要說設壇扶乩和跳大神這種治病方式了。

所以清末廣泛流傳一種說法，認為牛痘術不如人痘術，其理由為：種牛痘的小孩天花毒物不能盡泄。中國傳統(tǒng)的人痘術，痘痂經由鼻孔流貫全身，會讓毒物泄盡；而牛痘僅種于臂膀上，尚不能排泄四肢的毒性，更不要說五臟六腑之毒了。

1875年1月2日《申報》的一篇文章，認為類似的謠言是“巫醫(yī)”在背后散播，這導致了很多中國人對牛痘的排斥。

三

牛痘傳入中國后，先在沿海港口流傳開來，然后再慢慢進入內地。

牛痘作為一種外來療法，能獲得中國人信任，頗不容易。最初少數的接種者，從經驗上感受到了牛痘所導致的強存活率，而后口耳相傳，而更重要的推動因素在地方長官自上而下的普及行動。

當時普遍的做法是由地方長官和社會賢達發(fā)起，在當地繁華場所設立牛痘局，每年春季時分集中給眾人種痘。

以上海為例，海關監(jiān)督應敏齋在地方長官馮竹如的建議下，于1868年在豫園鐵錨廳首設牛痘局。在此之前，雖有西醫(yī)局和部分華人醫(yī)生已開始給民眾施種牛痘，但談不上有太大影響。統(tǒng)計數據顯示，豫園牛痘局設立之初，每年前來種痘者不及2000人，而后日增，到1875年每年種痘者已有將近4000人。

因種痘常集中在春季數日之內，在上海豫園，每到種痘時節(jié)，隨著城鄉(xiāng)婦女領著孩子前來種痘的越來越多，竟吸引了盜賊的注意，偷搶事件頻發(fā)。到了1880年，地方長官需要派兩名護勇前往種痘局附近彈壓。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牛痘術在上海的受歡迎程度。

相較于沿海城市，中國北方和中西部對種痘術的推廣則要差得多。當時存在一種混亂的認知局面，一方面民間很多人并不相信來自西方的醫(yī)術，另一方面卻有傳統(tǒng)中醫(yī)打著西醫(yī)的旗號招搖撞騙，竟也賺得瓢滿缽滿。

1881年，江西南昌天花盛行。據當時媒體報道，很多民眾并不相信官方設立于百花洲的牛痘局，反而對各種“庸醫(yī)”趨之若鶩，有的庸醫(yī)“眩奇矜異故，取天花痘漿為人割種，且布散謠言，謂此乃真得之外洋者。”

另有一個不好的消息是，這一年，在太原施種牛痘的人，次年“十殤其八”。《申報》的報道稱，太原牛痘局竟然用牛奶取代牛痘漿，為民眾施種。這種情況似乎并不少見。1882年，濟南牛痘局也被曝出用牛奶取代牛痘施種的現象，導致次年天花流行時“孩之夭死者無數”。

施種牛痘是否收費，因地而異。一般而言，傳統(tǒng)醫(yī)師私下行醫(yī)種痘，收費；而政府與社會賢達設立的種痘局，則免費施種，有時為了鼓勵大家種痘，還贈送禮品。但因種痘局最多每個縣市只有一處，且有種痘時間限制，故給個體行醫(yī)者留下了空間。

如上所述，各地種痘局尚有用牛奶取代牛痘漿等惡性行為，更不要說在傳統(tǒng)醫(yī)學影響下的個體行醫(yī)者了。因中醫(yī)施種牛痘的種種亂局，1905年4月，上海租界工部局還曾致函公廨委員，要求一律驅逐向居家小孩施種牛痘的中醫(yī)。

進入民國以后，各地逐漸開始強制性要求公共場所經營者種痘。發(fā)生在1914年上海的一個案例是，在密勒路968號經營水果店的廣東人李華，因店內不潔及孩子不種牛痘，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衛(wèi)生處傳訊，罰款一元大洋，并限兩禮拜內提供小孩不種牛痘的正當理由，如不能提供，即將水果店執(zhí)照吊銷。

牛痘的普及，仍然是艱巨工作。上海乃至江蘇可能是全中國普及牛痘最好的地方，但從1918年6月14日上海青浦縣議員衛(wèi)家壽的一篇呈文可知，即便在上海郊縣，絕大部分人仍拒種牛痘。按照衛(wèi)家壽議員的估計，人痘的死亡率大概在4%，而在江蘇全境，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改種牛痘。

從沿海至內地，牛痘的普及呈下降趨勢。1914年4月6日，記者抱一在《長江下游總觀察》一文中提到，沿江一帶天花盛行，從安徽安慶到江西湖口，概莫能外，患者十死六七。其中江西九江某女校，半月之間死了約200名學生。這和牛痘未能深入人心有關。“有勸種牛痘而莫肯種者，亦有無人能種牛痘者。人孰不愛其子女，乃捐此無謂之生，則無知識之故也，無教育之故也！”抱一慨嘆說。

沿江的安慶和九江，在當時中國屬相對開化之地，接受教育的學生尚且如此，更為閉塞的內地鄉(xiāng)鎮(zhèn)，就可想而知了。

可與九江相對比的是1921年上海周邊的天花流行，媒體報道稱，因牛痘較為普及，很快疫情就平息了下來。上海走在了普及牛痘的前沿。

因統(tǒng)計數據缺失，我們很難知曉每年死于天花的民眾的準確數字。1929年12月，上海市衛(wèi)生局在第四屆衛(wèi)生運動告市民書中有一個估計：“每年由于天花而死亡的，全國至少說有百萬人，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隨著牛痘在全國范圍的逐步普及，天花每年的致死率也漸漸降了下來。但牛痘遭遇的中國化改造，仍難以消除。以至于一直到了1947年2月28日，上海《申報》還要刊文反復強調：“種了牛痘之后要不要吃發(fā)的東西？在民間往往有一種習慣，在種了牛痘之后給予一種所謂’發(fā)’的東西，希望牛痘可以早點發(fā)出來。其實這是多余的……”“發(fā)物”的信仰，和200多年前影響耶穌會士殷弘緒的“驅邪的煎藥”一樣，是傳統(tǒng)醫(yī)學中根深蒂固的基礎。當清廷因康熙皇帝的重視，而普及人痘技術時，他們在在圓明園五福堂設立了一個封閉性的種痘護理所，而與密室相鄰的，卻是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藥王等神祇的廟宇。

即便是那些最具創(chuàng)新也最能接受外來事物的人，也不能避免傳統(tǒng)的影響。1839年，曾國藩的家鄉(xiāng)天花盛行，他11歲的弟弟曾國葆被感染，但僥幸痊愈。他給自己的九弟曾國荃、小妹曾滿妹及長子曾楨第都接種了人痘，結果小妹和長子均因此身亡，只九弟幸存下來，獲得免疫。

三年后，曾國藩得知比人痘更好的牛痘術后，開始在親族間大力推廣。不過，他的次子曾紀鴻因故沒有接種牛痘，后感染天花。焦慮的曾國藩為此擇凈室敬奉痘神，親自沐浴拈香行禮。在曾紀鴻留下一張麻子臉生還后，曾國藩專門作祭文，以金陵之俗禮送痘神，并拿出兩千金修痘神廟，“保金陵城內男女永無痘災”。

在這里，現代醫(yī)科技與傳統(tǒng)神靈信仰并不違和，它們充滿張力地共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