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濤/受   訪  

張健康/訪＆文

1933年，以一批無錫籍經濟學家為骨干成立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簡稱“農研會”），開始了對中國社會的深度觀察。農研會雖然到1951年春就正式解散了，前后僅存在了約17年，但它的核心成員如陳翰笙、吳覺農、孫曉村、薛暮橋、王寅生、馮和法、徐雪寒、孫冶方、陳洪進、張錫昌、駱耕漠、千家駒、羅瓊、錢俊瑞、馬賓等人的生活還另有來龍去脈。他們大多經歷了土地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又在新中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發(fā)揮作用。在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方面，他們的思考和行動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中國現(xiàn)當代經濟史敘事中，農研會及核心成員的活動猶如一條草蛇灰線，伏延千里，時隱時現(xiàn)。2022年5月，范世濤和薛小和出版的《薛暮橋年譜（1904-1952）》（以下簡稱《年譜》），通過廣泛搜集薛暮橋生前各個時期公開發(fā)表的著述，未刊印的手稿、個人日記、決策文件、中央檔案館、中國人民銀行和地方檔案館收藏的檔案，以及同時代人的記述，以薛暮橋的活動為線索，突破宏大歷史敘事的霧靄，把農研會及重要成員的活動系統(tǒng)、清晰、連續(xù)地呈現(xiàn)了出來。

就《年譜》寫作背后的故事、薛暮橋及農研會的重要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年譜》的作者之一范世濤博士，接受了我的專訪。

一

張健康：《薛暮橋年譜：1904-1952》近800頁，內容十分豐富。書后的《跋》談到，這本書的緣起是給《薛暮橋回憶錄》補充腳注。你們怎么想到給薛暮橋的回憶錄寫注釋？

范世濤：說來話長，這可以追溯到結識薛小和老師，隨后一塊編《薛暮橋文集》。

我在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工作的時候，參加國家信息化發(fā)展戰(zhàn)略文件研究和起草。為此寫過一份背景研究報告《信息化、結構轉變和發(fā)展政策》，2005年在吳敬璉老師主編的《比較》雜志發(fā)表出來。薛小和老師從《比較》雜志注意到這篇文章，跟吳老師要了我的電話，約我做一篇專訪。她當時主持《經濟日報》一個著名專欄。我愉快地答應下來，其實還不知道她是薛老的女兒。當然我的一位老領導很快就告訴我她是誰了。

專訪在《經濟日報》發(fā)表后不久，薛暮橋去世了。薛小和老師開始征集紀念文章，也向我約過稿。可那個時候寫不出來，最后只好交白卷。紀念文集出版后，薛老師又開始編《薛暮橋文集》。我比較熟悉北京的舊書市場，她就叫我參加文集編輯工作，負責民國時期。文集編纂工作持續(xù)了5年，當然和薛老師的交流就比較多了。20卷本《薛暮橋文集》2011年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這套書并沒有署編者名字，其實薛小和老師是主要編者，我次于薛小和老師，算第二編者。

編纂大型文集非常艱苦，持續(xù)時間又很長，所以這套文集出版后薛老師就“躺平”了。她需要調整一段時間。我奉吳敬璉老師之命，在他指導下開始編《吳敬璉文集》。這套《吳敬璉文集》2013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開完新書發(fā)布會，我也空閑下來了。

正是這個時候，薛小和老師計劃重印《薛暮橋回憶錄》。在編文集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里面有些地方不準確，薛老自己也表示這本書“雖然對我國經濟工作方面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由于我精力有限，寫得不是很全面，未必像同志們所評價的那樣深刻。”所以薛小和老師決定用腳注的形式補充訂正，這件事情交給我做。我大概用半年時間形成一份約3萬字的編輯腳注稿。在寫腳注的時候，文獻查核范圍比編文集的時候擴大了，結果問題越來越多，而回憶錄沒有涉及的事情是無從加注的。2014年年初，我們干脆把編輯《薛暮橋文集》時寫的工作筆記與腳注草稿合并到年譜體例下，很快形成一份約8萬字的草稿。這就是《薛暮橋年譜》最初的草稿。接下來就是往下寫的事情了。

《薛暮橋年譜》
范世濤 薛小和 |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5月

張健康：你們?yōu)槭裁床徊捎酶菀妆黄胀ㄗx者接受的傳記體，而采用學院化的年譜體例呢？

范世濤：因為無知。早知道寫年譜這么艱苦，可能就什么也不干了。等到明白年譜體例怎么回事，已經投入太多時間，只好硬著頭皮干下去。

我和薛小和老師都缺乏史學訓練，大大低估了年譜編纂的難度。我想東抄西抄就行了。所以最初計劃是半年左右完成。一旦工作展開，當然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難。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薛暮橋本人作品和經歷的復雜性。薛暮橋一生著述宏富，但并不一定使用“薛暮橋”的名義發(fā)表。尋找、識別和確立薛暮橋的著述本身是繁雜艱難的工作。比如你怎么知道他寫過什么文件？或者署名“中共山東分局“或“中共中央”的文件哪份出于薛暮橋之手？不僅作品難于查找和識別，薛暮橋著述之外的活動同樣復雜。1952年前薛暮橋學習、工作和關系密切的組織機構三十多個。弄清楚這些機構的人際關系和權力結構，才能確定薛暮橋所處的地位和發(fā)揮的作用，然后簡要記錄下來。

二是年譜體例要求應有盡有。經濟學家傳記可以根據(jù)已經整理好的材料寫作，不容易找或我們認為不重要的事情，可以略過不提或一筆帶過。但年譜體例不允許這樣處理。我們需要約束和減少自己的主觀判斷，挖掘和利用全部與薛暮橋直接間接相關的記錄和口述資料。

三是年譜體例要求以日作為基本記錄單元。而研究與回憶文獻八成以上達不到這樣的時間精度要求，時間的模糊混亂可以說無處不在。即便回憶作品提到具體日期，多半也并不可靠，需要用更為原始的權威文獻復核。比如，陳翰笙多次談及的回國時間是1951年1月31日。《薛暮橋年譜：1904-1952》也是這樣記的。直到書已經出版了，我們才發(fā)現(xiàn)這個時間是錯的，陳翰笙的回國時間不會晚于1951年1月21日。還比如，我們根據(jù)回憶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結束時間記為1951年2月。但我們最近找到《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結束宣言》，才知道農研會正式結束的時間是8月底。要知道我們處理農研會文獻已經十多年，仍然出現(xiàn)這樣的錯誤，可見精確到日而又可靠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

結果，我們由浪漫主義的“閃電戰(zhàn)”計劃變成了現(xiàn)實主義的“持久戰(zhàn)”，預定半年的工作，執(zhí)行結果是9年才完成年譜的三分之一。

當然，不同階段書稿的寫作難度也不一樣。這是一個倒“U”型過程：開始容易，越寫越難，到后期又容易起來。因為開頭可以使用很多現(xiàn)成材料，但接著會遇到大量非常棘手的問題，每個問題都需要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解決。等到工作后期，我們對文獻、人物和機構都相當熟悉了，即使是新問題，也因為已經有處理經驗，加上確立的時間已經比較稠密，這時解決問題就比較快了。如果看到新的記錄，即使沒有時間，溜一眼也能大致判斷時間范圍，通過互補信息確立準確時間也就比較容易，所以寫作進度就又快起來。現(xiàn)在《薛暮橋年譜（1952-1976）》和《薛暮橋年譜（1977-2004）》已經完成初稿，預計再有一兩年就定稿了。

二

張健康：看完《薛暮橋年譜：1904-1952》，我有一個突出印象：《年譜》不僅僅是薛暮橋一個人的編年史，而且是一群中國左翼經濟學家的編年史，還是一部左翼經濟學家視角的經濟史。不知我的理解對不對？

范世濤：謝謝您讀完這本書，做這樣的評論。《青島日報》發(fā)表過一篇書評，標題是“一個人的經濟史”。您的看法和這篇書評倒是類似。

我們寫年譜時，的確希望以薛暮橋為線索，牽出一群人，折射動蕩不安的“中國長世紀”。這樣處理是逐漸明確起來的。要理解薛暮橋的思想和行動，需要理解他所從屬的群體和機構，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或者新四軍，或者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而要理解他所從屬的群體和機構，又需要了解更大的時代背景。這樣就從薛暮橋個人，過渡到理解現(xiàn)代中國轉型了。

薛暮橋有兩位老師：一位是烈士張秋人，張教給他在困厄的時候也珍惜光陰；另外一位是陳翰笙，陳將他帶入經濟研究領域，并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日常工作主持人和《中國農村》創(chuàng)刊主編。這樣一種經歷和背景使薛暮橋與革命者、左翼經濟學家建立了廣泛而又密切的聯(lián)系。書里報告了這種聯(lián)系。這可能是您覺得這本書是左翼經濟學家群體編年史的原因。

薛暮橋在1943年前一直研究中國現(xiàn)實經濟問題，1943年后擔任財經工作領導職務。所以他的作品里有豐富的經驗實踐內容。這可能是您覺得這本書也是左翼經濟學家視角的經濟史的原因。

張健康：你能不能談談薛暮橋和他的同事們的研究方法？

范世濤：薛暮橋和他的同事們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指出過，馬克思是在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下寫作的社會科學家。薛暮橋這一代人關心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也只有綜合社會科學框架才能應付這種復雜程度很高的問題。所以在年譜里可以看到薛暮橋大量作品與國際局勢、戰(zhàn)爭動員有關。這大大超出了狹窄的經濟學細分領域，帶有社會科學特征。當然，薛暮橋本人長期聚焦中國經濟問題，這一點表現(xiàn)還不那么明顯。如果看陳翰笙的著作，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

薛暮橋開始經濟研究生涯始于1932年初。他經同學王寅生、張錫昌、錢俊瑞介紹，到陳翰笙領導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學組工作。社會學組成員（包括薛暮橋在內）的研究方法都深受陳翰笙影響。陳翰笙早年在美國和歐洲學習歐洲近世史。回國后在北大史學系教授歐美通史、歐美史學史等課程。期間經李大釗介紹，加入共產國際地下工作，并與在北京任教的蘇聯(lián)經濟史學家彼得·格里涅維奇相識，一起用西文版本研讀《資本論》。1927[xb21cn1] 年大革命失敗后，陳翰笙流亡莫斯科，結識匈牙利經濟學家馬季亞爾。他不贊同馬季亞爾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認為現(xiàn)實中國并不是《資本論》所刻畫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他要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地調查的研究方式弄清中國社會結構，這是陳翰笙農村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薛暮橋、錢俊瑞等人與同行開展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zhàn)的源頭。陳翰笙在調查中國農村經濟時引入了比較經濟史概念，如將中國地主分為純粹地主（也稱出租地主）和經營地主，純粹地主概念源于英國租佃地主，經營地主的參照系則是德國容克地主。陳翰笙還根據(jù)農戶簡單在生產必要的條件定義中農，在中農標準之上是富農，標準之下是貧農。這樣建立了本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使用的農戶分類框架。薛暮橋明確說自己“受業(yè)于陳翰笙”，陳翰笙指引他走上經濟研究的道路，研究方法、概念運用和職業(yè)生涯均受到陳翰笙的強烈影響。實際上不僅薛暮橋，王寅生、張錫昌、錢俊瑞、陳洪進、馮和法等人都受到陳翰笙影響。所以他們的作品相互詮釋、又相輔相成，這就拓寬了《薛暮橋年譜》的文獻來源。

陳翰笙對薛暮橋的另外一個影響突出表現(xiàn)在重視調查研究方面。陳翰笙主持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學組最重要的特色是實地調查與案頭研究相結合，用他的話說“一面從事農村實地調查，一面細讀馬列主義文獻”。陳翰笙自己進行過著名的江蘇無錫農村經濟調查、河北保定農村經濟調查、東北難民流亡調查、廣東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調查、華北煙草種植區(qū)域工業(yè)資本與中國農民調查、西雙版納和西康農村經濟調查、印度農業(yè)區(qū)域調查。他的社會史理論有著扎實的實地經驗調查配合。薛暮橋參加過陳翰笙主持的江蘇無錫、河北保定以及廣東農村經濟調查資料整理工作，自己也獨立進行或主持蘇北農村經濟調查（1932）、廣西農村經濟調查（1933-1934）、皖南農村經濟調查（1938-1940），在山東根據(jù)地擔任中共山東分局調查研究委員會主任（1943-1945）。1962年陳云到家鄉(xiāng)上海青浦縣調查，薛暮橋是這次調查的方案設計者和報告主要起草者。1978年他帶領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國家統(tǒng)計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yè)經濟研究所聯(lián)合調查組進行安徽和江蘇調查，1980年春進行上海經濟體制調查。追根溯源，薛暮橋對調查研究的有效運用可以追溯到跟隨陳翰笙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經歷。

薛暮橋對陳翰笙擔任主席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還有一項貢獻：他為陳翰笙的研究團隊開創(chuàng)了一種非虛構寫作類型。1932年4月底薛暮橋作為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辦公費支薪的編外工作人員被裁減。但他并沒有離開研究所，而是在陳翰笙指導下回家鄉(xiāng)禮社鎮(zhèn)調查，完成一篇陳翰笙題名的報告《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這份報告這篇文章建立了薛暮橋稱為“農村通訊”的非虛構寫作形式。這種文體更為生動，調查方法也更為靈活簡便，陳洪進和薛暮橋主持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期間，將“農村通訊”引入包括《東方雜志》《新中華》《申報》《益世報》在內的主流報刊，薛暮橋也身體力行，寫過很多此類作品。比如談粵桂的“自梳女”和“不落家”，現(xiàn)在讀還很有趣，是難得的生動歷史記錄。

張健康：1952年之前薛暮橋的經濟思想和政策實踐主要表現(xiàn)為哪幾個方面呢？

范世濤：幾句話很難說清楚。粗略地說，可以列舉下面幾件事：

一是參與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zhàn)，幫助半封建半殖民地論發(fā)展為羽翼豐滿地社會經濟理論。這場論戰(zhàn)當年在日本、蘇聯(lián)和美國引起關注，現(xiàn)在仍是革命史、黨史、經濟史和社會科學史經常討論的主題。論戰(zhàn)結束后，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應新知書店邀請，編選出版了一本《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zhàn)》（1935）。薛暮橋是這本書的實際編者。當然，現(xiàn)在研究這場論戰(zhàn)不能局限于這本書，至少要追溯到1928年陳翰笙與匈牙利經濟學家馬季亞爾（Lajos Madyar）在莫斯科的爭論。比《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zhàn)》更晚一些，薛暮橋其實也多次討論和回顧這場論戰(zhàn)中的問題。

二是在新四軍主持軍政訓練，并撰寫出版《經濟學》（1939）一書。這使本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便于大規(guī)模制度化傳授。這本書實際上也是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譯本出版前通行最廣的政治經濟學教本。這本書現(xiàn)在看已經過時了，但因為簡易而又影響廣泛，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三是采用良幣驅逐劣幣的原則開展對敵貨幣戰(zhàn)，創(chuàng)造山東貨幣奇跡（1943-1946），并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有效抑制了解放區(qū)通脹速度，為贏得全國人民的支持發(fā)揮重要作用。他還幫助這種本土特色的貨幣主義成為新中國強有力的政策傳統(tǒng)。在晚年回憶錄里薛暮橋明確寫道，“我認為美國貨幣主義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所說‘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的方針是有道理的，這不但適用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而且也適用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方針實際上我們在40年代解放區(qū)就已付諸實踐并取得很大成效。”

四是設計統(tǒng)一貨幣的戰(zhàn)略原則和推進步驟，這份建議催生華北解放區(qū)。薛暮橋在周恩來、董必武直接領導下，協(xié)調不同解放區(qū)財政政策，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人民幣統(tǒng)一發(fā)行。這一過程多少類似歐元的誕生過程。《薛暮橋年譜：1904-1952》1948年1月條發(fā)掘和引用了薛暮橋兩份手稿，這兩份手稿現(xiàn)存中國人民銀行舊址紀念館。手稿沒有署名，但是薛暮橋的筆跡，實際上是統(tǒng)一貨幣的基本文件。

五是執(zhí)筆確立統(tǒng)一財經戰(zhàn)略的主要文件，并全程參與政策實施。中共中央統(tǒng)一財經工作從1947年就開始了。薛暮橋率華東代表團出席華北財經會議并執(zhí)筆起草《華北財政經濟會議決議》。這份決議由中共中央下發(fā)，是確立統(tǒng)一財經戰(zhàn)略的第一份中央文件，也是薛暮橋參與中共中央財經政策制定的開端。另外一份文件是華北金融貿易會議的總結報告，這份報告也是薛暮橋執(zhí)筆，并由中共中央下發(fā)。在戰(zhàn)爭條件下統(tǒng)一財經工作快速推進，1950年春最終完成。薛暮橋從1947年到1950年參與始終。這種角色甚至延續(xù)到改革開放時期，他創(chuàng)立的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仍然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屬機構，薛暮橋經常參加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

六是主持《私營企業(yè)暫行條例》和《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組織通則》起草工作。《私營企業(yè)暫行條例》在1951年發(fā)揮公司法的作用。《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組織通則》是1952年成立全國工商聯(lián)的主要歷史文件。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組成部分。

經濟觀察報：你們寫《薛暮橋年譜》時除了純學術的考慮，還有別的、更有現(xiàn)實針對性的考慮嗎？

范世濤：我們當然希望有人，特別是希望新世紀出生的一代人，關心和探究我們所生活社會的來龍去脈。薛暮橋參與推動的中國轉型并沒有完成，這個事業(yè)需要后來者繼續(xù)下去。

對經濟學同行來說，薛暮橋有很多值得繼承的品質：

一是以知識服務社會。學院訓練對深入理解現(xiàn)實經濟一般來說是必要的。但國內經濟學家同行的志業(yè)已經明顯退步，習慣以論文和工分論英雄，為了發(fā)表甚至不惜拋出各種不利經濟改善的言論。這就背離了經濟學的精神。嚴肅認真地對待經濟和經濟學，是需要向前輩學習的。

二是思想開放。薛暮橋是新中國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參與者和執(zhí)行者，但1978年后成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有力推動者，不僅從理論上探索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途徑，而且直接參與政策制定和實施。他始終在馬克思主義概念框架下工作，但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能夠密切合作。這種跨越國界、跨越理論范式的思想開放性仍然需要繼承和發(fā)揚。

三是注重理論與實地調查相結合。實地調查是薛暮橋入手經濟學的基本方法。現(xiàn)在的經濟學訓練通常從模型訓練和因果關系識別入手，即使寫了很好論文的經濟學家往往也缺乏現(xiàn)實經濟常識。在這種情況下，多走多看、多做調查研究或許有助于彌補抽象模型訓練的不足。

當然，我們也希望這本書能為新一代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研究者提供豐富的線索和文獻來源。這可以縮短畢業(yè)論文或科研項目的研究時間。

張健康：最后請你用幾句話對本書的特色做一個簡要的總結。

范世濤：《薛暮橋年譜：1904-1952》是薛暮橋年譜三部曲的第一部。這本書以日為基本單元，記錄了薛暮橋為代表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群體活動，也記錄了從抗日根據(jù)地財經到新中國財經的過程。希望這本書對思想史、革命史和經濟史研究提供幫助，也希望對更為宏大的中國經濟大轉型研究提供幫助。

（范世濤是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張健康是資深媒體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