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郵電大學15名研究生聯(lián)合舉報導師存在師德失范問題，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11名碩博學生聯(lián)名舉報導師存在學術造假行為……諸如此類的學術圈“丑聞”接連發(fā)生，讓外界不得不發(fā)問：學生為何會被逼到聯(lián)名舉報導師？學生為何會淪為導師的“廉價勞動力”？有些“雜活”該不該干，導師和學生的邊界在哪里？如何讓“導生關系”回到正軌？ 

為此，澎湃新聞對話上海海事大學副教授、特聘研究員王伯承，探究問題背后的種種成因。王伯承在撰寫的《“導生關系”失序的學術道德風險誘發(fā)、邏輯機理及應對》論文中指出，諸多學術不端案例越來越表明，研究生培養(yǎng)過程當中的師生關系失序是滋生學術道德風險的重要源頭之一。

“導生關系”為何出現(xiàn)異化？

澎湃新聞：為什么研究生要被逼到聯(lián)名舉報導師，事情才能得到重視和解決，這反映了什么？

王伯承：這其實反映了研究生相對于導師而言還是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可能學生平時在課題組里也吐槽了，到學院或?qū)W校也反映了，但因為聲音微弱，沒有得到重視或有效回應，以致于學生不得不采取相對極端的方式來維權(quán)。通過在網(wǎng)絡上曝光，希望得到輿論的關注，試圖把事情“鬧大”從而推動事情的解決。因此現(xiàn)在高校特別強調(diào)對師風師德的建設，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這是非常有必要的。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指出，在異化的“導生關系”中，學生自嘲是導師的“廉價勞動力”、實驗室里的“科研工廠”，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

王伯承：從根源上看，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師生關系也是社會關系的一種，尤其到了碩博階段，師生關系不只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教書育人，而是走向半社會化的互惠關系。就像我在論文中總結(jié)的，謀求利益是“導生關系”失序的基礎，得失計算是衡量“導生關系”失序的尺度，交換需求是“導生關系”失序的本質(zhì)。各自過度過分強調(diào)自身的利益訴求是“導生關系”異化的原因。

其次，部分導師存在師風師德問題。站在導師的角度來看，他們覺得既然幫學生提升了學歷，學生就理所應當要給予回饋，讓學生幫忙干活是應該的。但凡事有個度，壓榨剝削學生，把學生變成自己的“傭人”，而且沒有支付相應的報酬，這偏離了教育的根本。

研究生跟本科教育不太一樣，科研工作不僅是一項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需要高強度、持續(xù)性的投入，這是客觀的事實，因此優(yōu)秀的研究生一般都很勤奮，或者特別辛苦。在這種情況下，導師更應該多關心學生，做一個有情懷的教育者。

澎湃新聞：很多碩博士一邊面臨著學業(yè)科研的壓力，另一邊年齡漸長，收入較低，面臨著生活的壓力，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伯承：這個矛盾要分專業(yè)、分學科、分地域。如果導師的科研經(jīng)費比較充裕，學生也可以拿到相應的勞動報酬。但有些專業(yè)特別是文科專業(yè)，經(jīng)費非常緊缺。有些學校也有相應的制度設計，例如導師如果沒有課題，沒有經(jīng)費，不允許帶學生。譬如以文科為例，如果招一位碩士，必須保證每年能支付5000元-1萬元的科研津貼，招一位博士，必須保證每年能給1萬元-2萬元；另外國家給博士生發(fā)的基礎補貼，每個月約有兩三千元，加起來博士每個月的總收入大抵都能達到3000元以上，理工科可能更高一些。總體來看，東部發(fā)達地區(qū)的高校的科研津貼比中西部欠發(fā)達地區(qū)高校更高。當然，如果按照社會工資標準來看，可能學生確實算是“廉價勞動力”。但學生畢竟還處于學習的階段，還沒有正式工作，所以很難按照社會的工資標準來開，但老師不能隨意克扣學生的待遇。 

澎湃新聞：您剛才也提到導師和學生是互惠的關系，互相幫忙是很正常的。但在多位學生的舉報信中，都提到了要幫導師干很多“雜活”，例如取快遞、接孩子、打飯、打掃衛(wèi)生等等之類的生活瑣事。這些忙到底應不應該幫，雙方的界線在哪里？

王伯承：這些事情都屬于私人生活，跟科研工作毫不相關。如果是偶爾幫一下，例如導師開會、加班沒空，請學生幫忙帶飯；或者去導師辦公室途中剛好路過快遞站，順便幫忙拿一下快遞，這些都可以理解，就像宿舍同學之間互相幫忙打飯一樣。但如果頻率太高，老師經(jīng)常提這種需求，那就很過分了。研究生的第一任務還是要做科學研究，老師要加強師風師德的建設，不要過多去麻煩學生，要有邊界感，不要頻繁讓學生去做一些和科研工作無關的生活瑣事。

如何讓“導生關系”回到正軌？

澎湃新聞：“導生關系”失序頻發(fā)背后，存在哪些制度漏洞？

王伯承：“導生關系”失序本質(zhì)上是權(quán)力不對等導致的以權(quán)謀私。導師負責制之下，學生從入校到畢業(yè)，凡事都需要導師簽字，導師從分配科研資源，到?jīng)Q定學生能否順利畢業(yè)，都擁有絕對的權(quán)威。檢視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主要看三方面：

一，關于師德師風的制度建設是否明確和完善；二，學校能否第一時間主動發(fā)現(xiàn)問題，及時妥善處理，將不利影響降低到最小；三，在權(quán)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制度的監(jiān)督能否順利進行。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很多制度在實施的過程中可能會流于形式。其現(xiàn)實后果就是“要么不出事，要么一出事就是大事”。

澎湃新聞：可以從哪些方面來堵住漏洞，讓“導生關系”回到正軌？

王伯承：想要“導生關系”回歸正軌，導師作為第一責任人，責無旁貸，同時學生也要進行相應的再教育，加強跟導師溝通。

一方面要完善研究生與導師雙向選擇制度。在實踐中，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研究生與導師很難實現(xiàn)完全滿意的雙選，例如有些導師的名額較多，可以帶很多研究生，而有些年輕老師只能帶一兩個研究生；有的導師科研成果不多，學術造詣一般，很多學生不愿意選擇，出現(xiàn)名額空缺，只能從其他老師那里調(diào)劑幾名學生過來填補。學校應該盡量完善雙選制度，充分尊重雙方的意愿。

另一方面要建立導生利益管理和申訴制度。在本科生階段，學校會設有評教的環(huán)節(jié)，讓學生給老師打分，這是監(jiān)督老師的一種方式。研究生階段，如何實施相應的監(jiān)督評價機制，我覺得還是有所欠缺的。學校應該實施師生關系考評常態(tài)化，例如每學期都設有老師和學生互評的機制。學生有問題及時跟導師反饋，如果學生遇到不滿，可以向?qū)煛W院領導、研究生主管部門等投訴，這樣就可以將最后的輿情風險消弭于萌芽狀態(tài)。

澎湃新聞：對于改善“導生關系”，您還有哪些建議？

王伯承：我們還是要客觀理性地認識“導生關系”，正視問題，解決問題，也不要因為偶爾出現(xiàn)一些輿論事件，就過分解讀、妖魔化“導生關系”，不要把師生關系想得太復雜。導師和研究生之間還是應該秉持正常的師生人際交往理念，即以科研和學業(yè)為基礎，老師要悉心指導學生、愛護學生、尊重學生；學生也要尊敬老師、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對于研究生培養(yǎng)單位及其管理者而言，需要進一步強化研究生導師的師德師風建設，狠抓落實；同時對研究生也實施相關教育和引導，明晰師生關系邊界，研究生把科研與學習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人生規(guī)劃跟國家需求、社會發(fā)展相結(jié)合，努力實現(xiàn)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tǒng)一。

轉(zhuǎn)載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