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錦/文 2024年10月10日，韓國作家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談到，她“用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chuàng)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韓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女性，也是第二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主，紀錄僅次于1938年的賽珍珠。

曾幾何時，談及韓國文學，我們的刻板印象常局限于通俗文學、暢銷書或女性主義作品。然而，韓國文學實際上擁有極為豐富的層次與多樣的表達，不僅包括具有強烈斗爭性的作品，還有與國際接軌、探索現(xiàn)代性的先鋒嘗試。韓江的代表作有《素食者》（2007）、《白》（2016）、《不要說再見》（2021）等等。她通過詩意的表達方式，不斷撫慰著受傷的靈魂，回應著暴力帶來的創(chuàng)傷與脆弱。

在韓江的小說《素食者》中，主人公英惠從食肉者到素食者，最終走向?qū)χ参锷恼J同與渴望，象征著她在暴力環(huán)境中尋找自我救贖的過程。她選擇“成為一棵樹”，通過光合作用與自然建立內(nèi)在聯(lián)系，將個人的痛苦轉(zhuǎn)化為某種純凈而安靜的存在。“獸的惡”則是韓江的作品中人性中的暴力、壓迫與欲望，尤其是父權(quán)社會對于女性的精神與身體的控制與侵害。在面對無法抵擋的暴力和壓迫時，沉默與逃離自然是否能成為一種抗爭？“光合作用”般的生命轉(zhuǎn)化，能否戰(zhàn)勝“獸的惡”，在創(chuàng)傷后帶來真正的解脫與自由？ 

作家一以貫之關(guān)注著兩個核心問題：第一，如何理解暴力，也就是人們的痛苦和壓迫來源于何方？第二，如何理解生命。如果活下來的偏偏是我，我該怎么做？在韓江構(gòu)建的文學世界中，暴力不僅是外部力量的體現(xiàn)，更是內(nèi)在欲望、憤怒與恐懼的交織。而生命的意義，則在于如何在這交織的痛苦和壓迫中尋找出路。

韓江在代表作《素食者》中指出，暴力不僅來自國與國、社會或民眾，即使在作為原子單位的家庭里，也可能存在于夫妻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或是兄弟姊妹之間。主人公英惠通過成為植物來抵抗來自動物性的暴力，但她的實際行動遠遠超出輕飄飄的“成為植物”四個字。英惠拒絕肉食，拒絕一切動物制品，扔掉了丈夫的皮鞋；她拒絕繼續(xù)沉默且無微不至地照料丈夫，盡管已經(jīng)日復一日持續(xù)了五年時間；她拒絕和丈夫同床，因為肌膚之親的對象是實施暴力、從毛孔中散發(fā)著血和肉味道的劊子手；她拒絕被束縛，在外貌外形被高度苛責的韓國現(xiàn)代社會，英惠不愿穿上緊束乳房的胸衣——乳房也是小說的重要隱喻。不尖刻、不銳利的乳房無法給他人帶來傷害，并且如同樹與樹的聯(lián)系一樣，它天然就是母親與孩子之間的紐帶。

英惠的抵抗并非以正面對抗暴力，而是選擇了一種“植物性的”方式——溫和、安靜，卻充滿力量。這種抵抗看似柔弱，卻通過身體的隱秘力量表達了對壓迫的拒絕，揭示了生命在暴力陰影下的另一種生存策略。正如韓國評論家黃桃慶所言：“花并非靜止、軟弱而被動的存在，而是以無比堅韌的力量向天空延展的生命體。”英惠的選擇表明，在面對暴力時，真正的反抗未必依賴外在的力量，而在于堅守生命本質(zhì)的頑強與不屈。韓江提出的“植物性的”詩意的抵抗方式，既是對暴力的回應，也是對生命意義的深刻追問。

《童佛》（1999）創(chuàng)作于《素食者》之前，韓江依憑這篇小說獲得了第25屆韓國小說家獎。在這部作品中，韓江繼續(xù)探索她一貫關(guān)心的兩個核心問題：暴力的源頭和生命的意義。小說通過善姬的覺醒，揭示了婚姻中的隱形壓迫和自我意識的覺醒過程。善姬的母親通過繪制童佛尋求內(nèi)心的平靜，而善姬自己也在夢境中見過童佛。然而，小說并未局限于宗教或哲學的探討，而是聚焦于善姬看似瑣碎的婚姻生活，呈現(xiàn)她如何在面對丈夫的背叛時，找到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控生命的方向。

當善姬意識到自己對丈夫的感情不再是愛，而是一種習慣性維系的責任時，她重新審視了生命的本質(zhì)：善與惡，義務與逃避，真實與虛偽，這些看似涇渭分明的界限卻逐漸變得模糊。然而，這種模糊并未帶來迷茫與恐懼，反而給予了她前所未有的釋然——正因為不再愛他，她反而能更加平靜地、全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在這份平和中，她感受到一種內(nèi)在的自由，沒有了對丈夫的憤怒或怨恨，也不再需要爭吵，生活的重心早已超越了婚姻的框架，指向更廣闊的天地。

延續(xù)對暴力與壓迫的思考，韓江在《白》中提出了存在主義式的叩問，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深層意義。她回到波蘭，凝視戰(zhàn)爭遺跡，仿佛要從歷史的塵埃中追溯創(chuàng)傷。雖然戰(zhàn)爭的創(chuàng)痛似乎會隨著時間消逝，但韓江提醒我們不能忘卻這些歷史。借用皮埃爾·諾拉的“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概念，歷史中的某些場所被賦予了集體記憶與政治意義，而這種記憶不僅僅是事后構(gòu)建的象征，反而與我們的身份認同息息相關(guān)。韓江在《白》中正是通過對歷史和記憶的重新審視，探討了這些記憶如何成為我們理解自我和生命的一部分。

書中，“白色”貫穿始終，象征著雪、襁褓、鹽等與生命和死亡密切相關(guān)的事物。這些白色意象不僅僅是物質(zhì)的存在，更是承載了個人記憶與存在意義的隱喻。韓江通過這些物象探討了在暴力和創(chuàng)傷的陰影下，個人如何通過回憶和反思重新審視生命的本質(zhì)。在《白》中，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失去，這些帶有歷史與個人痛苦的體驗，構(gòu)成了對生死的思索，而這一思索也超越了單純的歷史事件，成為每個個體內(nèi)在的精神旅程。

小說的形式像散文，甚至更接近詩歌，韓江放棄了傳統(tǒng)的敘事結(jié)構(gòu)，選擇以碎片化的記憶與象征串聯(lián)起她對生命的深刻理解。這種形式不僅傳達了生命的脆弱與無常，也反映了個體在面對歷史創(chuàng)傷時的復雜情感。書中的記憶線索最終指向韓江個人的生命體驗——那位從未謀面、出生后不久便夭折的姐姐。這條親緣的紐帶，以及對失去的思索，賦予了小說更為私人的層次。白色因此成為了一種反思暴力、回應失去，以及思考生與死的方式。

韓江的寫作不僅在形式上突破了傳統(tǒng)的敘事框架，在主題上也緊緊圍繞著個人與歷史、創(chuàng)傷與記憶等核心問題。這種創(chuàng)作路徑與學者崔末順對韓國文學的分類不謀而合。崔末順把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韓國文學分為三個類別：第一， 接受去意識形態(tài)，去中心的后現(xiàn)代主義，拒絕大論述、大敘事（民主化理念、歷史方向或父執(zhí)輩權(quán)威）。因此這類作品更關(guān)注個體性和日常生活。第二， 被壓抑或背后隱藏著的欲望全面抬頭。第三， 女性追求自我認同成為主流傾向，并已獲得客觀的成果。韓江通過碎片化的記憶和象征符號，探索生命的無常與脆弱，回應了對于個體性、日常性和女性自我認同的關(guān)注。同時，她在思考失去與暴力時，也觸及了更廣泛的社會與歷史創(chuàng)傷，從而將個人經(jīng)驗與文學責任相融合。仔細閱讀韓江的作品，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她幾乎在每個方面都對歷史關(guān)切和文學責任有所呼應。

韓江的作品探索了人類的孤獨、失落以及認同感，揭示了個體在宏大與微小關(guān)系中的脆弱與抗爭。在她的筆下，個體通過應對暴力的方式來記憶過往，同時也在塑造當下與未來，釋放出無限的生命力。因此，韓江的文學不僅關(guān)切著社會議題，也把溫柔的聚光燈投向每一個個體生命——也正是由此，我們無比期待著這位年輕作家的下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