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瑾

理解西方，離不開羅馬，直到今天人們還把美國叫做“新羅馬”。羅馬的故事太多了，不易說，且不說古人如塔西佗、波里庇阿、普魯塔克之類大師，直到現在，羅馬學也早已成為顯學，單單研究羅馬滅亡就足以成就不少大家。譬如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傾盡一生之力，探索“羅馬帝國衰亡史”，而德國古典學者克里斯蒂安·蒙森則以“羅馬史”寫作，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于中國大眾來說，不陌生的是，為羅馬所吸引的日本作家鹽野七生，她的《羅馬人的故事》整整寫了十五冊。

對于中國人來說，讀羅馬，對比東西方不同的帝國甚至文明走向，更是有切身感觸。華人也有不少寫羅馬的書，不過近來讀到兼具有趣與有識者，首推學者李筠的《羅馬史綱：超大規(guī)模共同體的興衰》。曾經收到該書印前版，當時還沒有上市，先睹為快。不少讀者熟悉李筠或許是來自“得到”，不過李筠在政治學領域深耕多年，作品學問正，格局也大，關鍵還有趣。每次讀他的書，都是一次享受，讀得可謂滋滋有味。

之前也是算是讀過不少羅馬史材料，但《羅馬史綱》好處不僅在于材料，而且在于材料背后有抓手——換而言之，就是史料背后的邏輯與見識，通過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讓大家重新認知羅馬。更重要的是，而這些節(jié)點并不僅僅是羅列知識點，而是構成了理解羅馬的整體框架。

羅馬帝國為何至今令人念念不忘？首先，在于羅馬之大，或者可以用流行的學術話語說是“超大規(guī)模體”。說羅馬大，很多中國人大概不那么服氣，確實，如果僅僅依人口和疆域而言，羅馬未必比得上古代中國。以羅馬鼎盛的2世紀為例，羅馬人口大概5000萬，數量與同時期東漢相當，而土地大概600萬平方公里，與西漢類似，比不上后來唐朝元朝清朝等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的朝代。

既然如此，羅馬何以以“大”令人印象深刻？關鍵在于，中國疆域內的人口文化制度很大程度上被視作同一結構（這一點也存在不少討論），而羅馬則橫跨歐洲亞洲非洲，人口多元，種族、宗教、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也完全不同。也正因此，羅馬的大體現在它的多元，它的大也體現在它能夠整合這些多元。

諸多熱鬧背后，李筠在《羅馬史綱》中就提出一個大問題或者天問，即多元如何穩(wěn)定融為一體？這背后的秩序如何構建？通過羅馬的案例，他給出一個方向，或者說揭示了超大規(guī)模共同體的終極秘密——“就是如何在多元因素之間建立穩(wěn)定聯系，把它們連為一體。”

這就給出了理解羅馬故事的抓手。眾所周知，羅馬的形象立體而復雜，動人而斑駁。理解羅馬，如果沒有綱領，就容易陷入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成年人讀羅馬，不僅是讀故事，讀人物，更是應該讀人物故事背后的憲制變遷——畢竟，政治是羅馬人的畢生實踐，帝國是其最終歸屬。羅馬的歷史，從本質的角度，就是政治學尤其是西方意義上政治學的道成肉身。

我們知道，共和是羅馬的根基，簡單說是貴族、平民各階層共同治理，其基本要點在于共和屬于人民，三個制度構成要件則是選舉制、任期制、同僚制。

選舉制比較好理解，從執(zhí)政官到羅馬皇帝都是選舉的——中國人往往不能理解，皇帝還可以選舉？問題正在于“為什么羅馬皇帝要選舉？”這是因為，羅馬的皇帝更多地是軍事領袖，是第一公民之類榮譽，比如巴西琉斯（一種頭銜、稱號）很少達到波斯之類君主的地位，更不用說遠東的獨裁君主了。

任期制，這是比較容易忽略的一點，早在王國階段，羅馬國王雖然是終生制，但是執(zhí)政官、法務官、保民官、財務官之類主政者，都是有任期的。任期制度非常關鍵，在區(qū)分羅馬是王制還是共和的時候，不是看有沒有國王，國王是否是選的，而是看任期制，這一規(guī)定其實是最重要的區(qū)分。

最后就是同僚制，所有官員基本都是偶數，比如執(zhí)政官最少也有兩位，保民官可以達到10個。這意味著沒人可以獨攬大權，必須尊重同儕意見——其實今天的副總統(tǒng)副首相，也是一種變形的同僚制。

這個制度的形成其實是和羅馬的民情與憲制演繹結合的結果。換而言之，羅馬人的性格，珍視公民權利，看重公民教育，這才使共和得以出現，正如西塞羅給國家定義：“共和國是人民的財產（respublica?res?populi）”。

李筠總結，共和強調權力屬于人民，強調愛國美德以及復合型的權力結構。這些標準在，共和在，羅馬興，否則，羅馬就丟失了共和傳統(tǒng)，走向了帝制，并最終會走向衰亡。

值得注意是，階級斗爭任何時候都存在，從這個視角看羅馬，也有不同的味道。貴族和平民、軍隊的角力，也使得羅馬在拉鋸中成長。都是人民，但是誰在當家做主的話事也很重要。重要一點是，需要區(qū)分共和民主這兩個概念。在《羅馬史綱》中，李筠總結了共和民主的三點不同：共和注重多元治理、精英主義、分權制衡，民主強調多數統(tǒng)治、平民立場、人民主權。

在過去話語中，可能聽到最多是，民主總是被認為是好東西，其實未必。從歷史看，對民主的評論變好變?yōu)橹髁饕仓皇亲罱鼛装倌甑氖隆６遥裰骱芏鄷r候也是民粹的產物，甚至在羅馬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民主的勝利或者多大多數的勝利，最終往往不是誕生共和，而是回歸帝制。

有了這樣的史識再去看羅馬，就可以站在羅馬的命運高度之上去審視，一切就清晰很多，也可以暫時拋開了很多個人好惡和情感，比如克婁帕特拉的鼻子長短不再重要，凱撒個人品德如何評價也不是要害。甚至，通過這一透視鏡，我們對于歷史人物的看法也會有更新。

比如羅馬早期的平民領袖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和蓋約·格拉古。他們是前2世紀羅馬共和國著名的政治家，他們都擔任過保民官，也先后在任上被殺，而且事后還遭遇了羅馬最嚴重的懲罰之一“除名毀憶”，可謂是羅馬后來統(tǒng)治者希望抹去的人。過去的歷史學家，往往認為他們代表平民利益，觸犯了保守勢力。如果我們通過共和和民主的透視鏡去看，就可以看出，這兩兄弟也不算冤枉。他們動機也許是為了平民，改革目的也很高尚，政治上卻不那么成熟；尤其，按照當時的看法他們的做法也不是那么地道。

比如為了推進改革，兩兄弟都搞了保民官終身制，踢開元老院，這其實已經是在獨裁的邊緣試探了——在強調共和的羅馬人看來，獨裁不是意味著一個人做出決定，而是意味著任期制的取消。更不用說，元老院雖然總被說成保守的機構，但是沒有元老院，羅馬也不是羅馬了，畢竟羅馬正式名稱為元老院與羅馬人民，畢竟“權力屬于人民，權威屬于元老院”。

至于凱撒，不少人認為他內心神鬼莫測。站在羅馬制度變化的高度，其實就不必糾結凱撒的個人品質。他的去世，其實是共和轉向帝制的關鍵，他是貴族，卻聯合起平民，塑造了新的王權——毫不意外，平民的勝利，往往就是貴族制的沒落，往往也就是君主制的興起。他的過早去世并沒有改變歷史的走向，至于王權的完善，則由他的繼承人屋大維完成，其通過元首制度，完全架空了元老院，羅馬也正式進入帝國時代。

帝國時代是羅馬的鼎盛時代，也是其衰敗的開始。為了生存，帝國不得不擴張。擴張必然意味著權力集中于中央，權力集中無可避免；擴張必然使得軍事中心遠離中央，這也使軍隊私人化和蠻族入侵無可避免，離心力也隨之出現。

羅馬對于現代人的政治價值，很大一塊在于其超大規(guī)模共同體的治理。而羅馬之所以特別吸引李筠，如果只能用一句話解釋，就在于羅馬是西方古代史上唯一的超大規(guī)模共同體，甚至可以說是“所有超大規(guī)模共同體必須參詳的第一對象。”

因此，羅馬無疑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李筠指出，羅馬是西方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共同體，“她是現代的英帝國、美帝國學習和模仿的對象，但同時，她也有足夠多、足夠慘痛的教訓。羅馬的崛起和強盛讓人心馳神往，但羅馬的衰敗和崩潰也讓人感慨萬千，如果你入戲夠深的話甚至會捶胸頓足。”

偉大的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羅馬之大，其實也體現在其治理與歷史背后的復雜性。“她從一個彈丸大小的城邦，變成了世界帝國；從建城時候的七個小山頭，變成了接近5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幅員；從羅慕路斯的3000兄弟，變成4600萬人口的龐然大物，確實讓人驚嘆。”

眾所周知，羅馬從軍事征服起家，但其成長卻不能止步于軍事征服，也就說中國人所謂的，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不說羅馬道路和建筑這些可見的基礎設施的領先，更偉大是看不見的基礎設施，比如安全、法律、市場。如李筠所言，“羅馬成為超大規(guī)模共同體，必須有妥善的政治安排，讓羅馬的權力成為護衛(wèi)道路、建筑、安全、法律和市場的硬殼。羅馬建構自身權力的主要方法是間接統(tǒng)治，它是羅馬政治統(tǒng)治的精華所在。”

可以說，超大規(guī)模體的成長成功與失敗，在羅馬身上，有著太多不同維度的映射與經驗。在羅馬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為了維持羅馬的榮光與生存，羅馬人為此殫精竭力，也為此戰(zhàn)斗，甚至不惜內戰(zhàn)。帝國衰亡的命運可以被延遲，但最終還是會到來。

無論我們對于帝國如何贊頌，對于超大規(guī)模體如何膜拜，對于羅馬的衰亡如何扼腕嘆息，但帝國本身就暗含著宏大，也就是人力造化的極限，其治理成本也會急劇上升，這不僅僅是高超如走鋼絲的政治技巧，而是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態(tài)——換而言之，以人力抗衡自發(fā)秩序。

有人曾經說希臘人聰明，把天下的問題都想過一遍。對比之下，羅馬人就顯得務實多了，某種意義上，現代人更容易和羅馬人親近，畢竟形而下學，更有共鳴。

對比現實，羅馬史可能更真實，也許更壯美。有英雄龍爭虎斗，有帝國變遷，有憲制斗爭，有人性波折，端得一部人類文明大片——難怪，德國詩人歌德說，看到羅馬，就看到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