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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中國歷史上，有過兩次“西學東漸”，分別來自西域和西洋。

來自西域的，是以佛教為主流的西學，從印度和希臘化世界來；來自西洋的，是以基督教為主流的西學，從歐洲經(jīng)由大西洋、印度洋，往中國的南海來。這兩次“西學東漸”，一次發(fā)生在漢、唐時期——中世；一次發(fā)生在明、清時期——近世，它們都改變了中國文化的面貌，還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安子之行：讓佛教說漢語

佛學東漸，其來路，若劃一線為標志，擬從西北往東南，從天山一直到天臺山，跨越黃河、長江流域，從面對高山，到面向大海，基本上將中國貫穿。

而第一個這樣走來的，便是那位安息王子安世高。東漢時，他從中亞入中土，崎嶇而行，往東，往東，再往東……我們假如他沿著從犍陀羅到敦煌的一路走來，他會看到怎樣的情景？蔥嶺以西，那就不必說了，進入天山走廊，他應該遇到龜茲吧？

龜茲，最早出現(xiàn)在班固《漢書·西域傳》里，為漢代西域36國之一，離長安7480里，戶口6970戶，人口81317人，兵21076人，在西域還算個大國。

安世高經(jīng)過時，龜茲還未成佛國，聞名于世的壁畫與克孜爾千佛洞等還在孕育中，要等人來播種，據(jù)說迦膩色伽曾派人來傳過教，播下了佛法的種子。安世高也是播種機嗎？我們就權(quán)當他也留下了佛教的行跡吧。

所過者化，后來，這里不僅有了千佛洞，還出了一位高僧，那就是鳩摩羅什。據(jù)說，為了這位高僧，迦膩色迦王之于馬鳴的故事，在龜茲重演了一遍。當前秦苻堅之時，有僧人自龜茲歸來，盛贊鳩摩羅什，僧道安勸苻堅請羅什入中土，苻堅求之不得，遂出兵西域，伐龜茲而得之。然，羅什歸來之時，已時過境遷，前秦也變成了后秦。

安世高畢竟是先行者，比鳩摩羅什早了約200來年，他往中國去，既沒有皇帝來請，也沒有國王來搶，他獨自而去，據(jù)說有前世因果，要在中國了斷。

龜茲之外，他可能還到過于闐，不過，此二國者，一南一北，于闐在南道，龜茲在北道，安子之行，當擇其一，怎能同時走兩條路？這不過是說借安子之行，泛言西域風土，非實指安子所行之路徑，是借他曾“遍游西域諸國”之眼，略見文化中國西域之一斑。

于闐開國，佛緣甚深，有種種傳說，結(jié)果都跟阿育王有關(guān)，把它看做是孔雀王朝在喜馬拉雅山北麓下的一個蛋，當然，是一個融合了多元文化基因的蛋。

安子到此，應當見過“漢佉二體錢”，因錢幣上銘有漢文和佉盧文，又飾以馬紋，多見于和田，故稱“和田馬錢”，難道和田不僅多美玉還多戰(zhàn)馬耶？幣正面佉盧文：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娑。背面有漢文：重廿四銖銅餞。

佉盧文，意為“驢唇”，傳為驢唇仙人所創(chuàng)，又名驢唇體文書。佉盧文，初起于犍陀羅，可追溯至公元前，在希臘化世界流行了好幾百年以后才逐漸消失，但絲綢之路沿途各國仍在使用，可能沿用到七世紀才放棄。這應該是中國式天下同希臘化世界相結(jié)合的一個金融性標志。

后來，龜茲也出現(xiàn)了“龜漢二體錢”，但在幣制上，已從希臘化貨幣轉(zhuǎn)向中國式銅錢，被稱作“龜茲五銖錢”，不過，那已至三國時期，安子未曾看見。

還有和田玉，也是玉文化里的一頂皇冠。那使人產(chǎn)生了良渚人的詩與遠方的和田玉，就在齊家人的臥榻下、在金玉良緣中追求文化中國夢的和田玉，用它溫潤柔美的和平之光，又在西域發(fā)出四方來會、八方共處、天下一家、人類大同的蘊意。

有了人類大同，那位安息王子才有前世因緣要來中國了斷。總之，他帶著佛教上座部的輪回和因果的種子，往東土去了。

從于闐國往東去，還有一個附屬小國，叫精絕，像于闐一樣，也信佛，也用佉盧文和漢字治國。精絕人把他們的信仰雕刻在木板上，留下一塊塊木板佛像，把他們的文字也寫在木板上，除了佉盧文木牘，還有漢簡，也許這是當時西域通用的文字。

西域城邦國家，本就希臘化，用佉盧文，寫驢唇字，早就開始了，漢字來得晚，要在張騫通西域以后，當漢設(shè)都護府治理西域時，令西域人說漢語寫漢字，作為官方文書，通行西域，因此才有西域諸國雙語齊下，并為佛教傳譯，準備好了譯者。

安世高，就是漢傳佛教初期一位卓越的譯經(jīng)者，他所譯經(jīng)之數(shù)，為34部40卷，現(xiàn)存安譯佛典22部26卷，但他是到了洛陽以后才譯的，還是一路行來，邊走邊譯？今已無法辨認，我們已知他來華時間是“漢桓之初，始到中夏”，大致在二世紀中葉，但他何時從安息出發(fā)，在西域游歷了多長時間，今亦無從考察。

相比之下，唐玄奘取經(jīng)，就會按照時間和地點的順序，寫一本《大唐西域記》，記錄自己的行程與見聞，因為他腦子里有個東西叫“歷史”，歷史的經(jīng)驗告訴他應該做什么和怎么做。而安世高的腦子里都是輪回和因果，對于當下正在發(fā)生、未來可能成為歷史的東西，他一概視而不見，因為跟輪回比起來，歷史實在不算什么，跟因果比起來，現(xiàn)實也不值一提，所以，他可以放棄在安息王朝的王位，往中國去，赴前世之約。

他只身前往中國，沒帶公務，純屬自由行，雖然不在王位，理應不乏盤纏，更何況，他所到之處皆為佛國，能來講經(jīng)說法，已然求之不得，故其或以傳教或譯經(jīng)，行萬里路而能安身立命，讓佛教說漢語，說輪回和報應，他可是當時第一人。

他本是安息王子，但他卻能在佉盧文和漢語之間轉(zhuǎn)換，這應該得益于他在西域諸國的深度游歷。木簡上的那些漢字，不光精絕有，還通用于整個西域，不光漢簡上有，漢錦上也有。漢簡有可能是官方文書，而漢錦則多為個人財富。

在尼雅古城遺址的墓葬里，發(fā)現(xiàn)一對合葬夫妻，身上覆蓋著漢錦，繽紛中還繡著“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昏”為婚，這難道是大漢天子賜婚？

如此一床錦被，那是怎樣的一筆財富！佉盧文書提到了一次交易，因為饑荒，國王出售了一件絲質(zhì)短上衣，換來16彌里碼賑災谷物，約300來公斤。墓葬里，還出土了一截錦護臂，繡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護臂上，神鳥、白虎、瑞獸，游走于云紋間，配合著文字。這句話，出自《漢書·天文志》，原句是“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以五星之天文，對應東西之地理，再應之以夷狄，這便如太史公所謂“究天人之際”，誰能想到它竟然會出現(xiàn)在西域的精絕國里。

有人說，這片漢錦可能與漢宣帝有關(guān)。漢宣帝時，羌人叛亂，帝命趙充國平叛，最終得勝，因為，另有一片織錦，繡著“討南羌”三字，連起來讀，就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自周秦以來，國之盛事，皆以銘金刻石為記，惟于絲綢之路，才把天命織入錦繡中。

大概漢人就用這樣一種高度審美化的國家權(quán)威來通西域吧。

樓蘭之死：致命的自負

再往東去，我們就跟著安子，進入那個神往的樓蘭古國了。

樓蘭古國，漢稱鄯善，其國雖小，但位置重要，在天山南道，成為連接天山走廊與河西走廊的樞紐。從此出發(fā)，沿絲綢之路西行，環(huán)塔里木盆地，分布著一塊塊綠洲，盤踞著一個個小國，北路可通龜茲，南路直達于闐，而精絕，或依于闐，或?qū)氽飞疲蝗幺飞茋鎸π倥c漢，此固由國際地緣政治博弈，亦由西域水土習性使之然。

西域之水，行于綠洲與沙漠間游移不定，人逐水而居，遂亦習于游移，立人如此，立國亦如此，此乃適者生存，為國之生存本能，非以道德可求，形成了“行國”特色。

樓蘭立國，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有支流孔雀河貫穿其間，然孔雀河時斷時流，出沒無常，立國于此，國亦如之，故其于漢匈之間，亦自搖擺不已。

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當漢軍進駐時，即在樓蘭屯田，亦耕亦戰(zhàn)，從下游往上游進展，樓蘭本一畜牧小國，水土資源有限，怎經(jīng)得起漢軍大規(guī)模屯田？樓蘭國民總動員，男女老幼全體，才四萬余人，而漢家將士乍到，就有萬余人駐此，小國難以供養(yǎng)，唯有軍屯，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耕戰(zhàn)合一，才能進取西域。

軍屯，為樓蘭提供新生產(chǎn)方式，此雖可致一時繁榮，卻難以持續(xù)，一個本來可以在零增長中自給自足的小國，被綁在了做大做強的漢王朝發(fā)展的車輪上，當整個塔里木河流域都被屯墾時，原本缺水的樓蘭國就更加缺水，被沙化只須待以時日。

有時，一種新的生產(chǎn)方式所蘊含的風險，比一場戰(zhàn)爭更為深遠，會對一個國家?guī)砀镜母淖儭＞蜕衬吘壞菐讐K綠洲，水土有限，哪經(jīng)得起長期屯田？而戰(zhàn)爭，當然要顧眼前，即便為了當下的勝利，也要敢想敢干！治國先治水，要把河流管起來，將國家命脈抓在手，再把河源找出來，握住天下人命根。

漢人用劍與犁，馴服著西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節(jié)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后漢書·西域傳》中如是說。但這致命的自負，卻要了樓蘭古國的命。安子到來時，樓蘭尚且繁榮，有漢錦遍地，佛塔高聳，美女無數(shù)，等到晉僧法顯路過此地時，已然面目全非，若據(jù)《佛國記》中所言，已是“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

從繁華商邦到死亡之地，這一轉(zhuǎn)變，當問究竟如何發(fā)生？

據(jù)說，為了保護環(huán)境，樓蘭還曾立法，規(guī)定：不論是誰，凡連根砍斷樹者，處罰馬一匹！砍掉樹枝者，處罰母牛一頭！可面對漢軍屯田，立法就沒用了。除了軍屯透支水利，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游移的湖》中指出了一個更為嚴重的情況，那就是公元330年，塔里木河改道，羅布泊游移，使得樓蘭被棄。

在赫定看來，羅布泊是樓蘭命根，命根子移走，樓蘭就死了。而羅布泊，天然就是個“游移的湖”。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問，塔里木河改道，難道就跟軍屯無關(guān)？軍屯，反映了農(nóng)耕文明對于游牧的自負，以及王朝中國對于西域的自負，從這兩種自負中產(chǎn)生的治水文化，對于樓蘭來說，就是致命的自負。

當屯田從樓蘭一直屯到龜茲，龜茲位于塔里木河上游，屯田必須蓄水，上游蓄水，而使舊河改道，舊湖干涸，下游斷流，此即致命的自負帶來致命一擊。

安子其來，便行于這致命的自負中，佛法在他心頭格外沉重。首當其沖的想法，便是漢治西域，當以佛法，不能全靠兵法。

漢、唐異代，其于西域，亦各有其治。漢治西域，未以佛法，何也？佛法東傳，尚在半路，如安世高等。其時，佛經(jīng)方譯，佛法初興，未能普及而成國之利器，至唐治西域，中國佛教已盛，遂于兵法之外大興佛法，故能胡漢共和，中西一體。

敦煌與長城

從樓蘭再往東去，那便是敦煌了，進入敦煌，已有兩個關(guān)口。

一個是陽關(guān)，為南道出入的關(guān)口，另一個就是玉門關(guān)，為北道出入的關(guān)口，從和田來的玉，由此入關(guān)，所以叫玉門關(guān)，安世高就從玉門關(guān)隨玉流而入。

他這一路行來，所游歷者，皆為佛國，可一到敦煌，佛就不見了，觸目所及，都是長城。敦煌漢長城，非以磚石砌之，而是以紅柳、蘆葦?shù)戎参镏l打底子，鋪土和砂礫石，再夾蘆葦，再鋪土和砂礫石，層層夯筑而成，以此分段修筑，相連為墻。

長城內(nèi)，于洼地上，覆蓋細沙，號“天田”，用來觀察腳印。長城沿線，每十里許，即有烽隧，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烽隧，以戍卒守，敵來，白日起煙，黑夜舉火，警示三十里。敦煌境內(nèi)，有烽隧80余座，為土筑梯形方柱，其筑造方式，計有三種：一以黃粘土夯筑，二以天然板土、石塊夾紅柳等壘筑，三以土坯夾蘆葦?shù)绕鲋７樗恚蠖嘉挥陂L城內(nèi)側(cè)，建在高處，一般都高達七米以上。

到了河西走廊，跟天山走廊明顯不一樣，最明顯的就是長城。

天山走廊，未見有長城逶迤。長城化管理，是中央集權(quán)的標志，將國家邊界沿著農(nóng)牧分界線，用萬里長城劃分出來，長城所到之處，都被納入郡縣制。長城以外，則為邦國制，設(shè)都護府管理，西域雖不由中央集權(quán)所治，但也未脫大一統(tǒng)樊籬。

長城不但作為國家主權(quán)標志和軍事防御體系，具有國防功能，還在國家的邊疆，沿著長城一線，造就了一個個城市，發(fā)揮著經(jīng)濟開發(fā)和城市建設(shè)的功能。

河西四郡興起，就是長城往西域延伸的產(chǎn)物，漢代最早的玉門關(guān)，原在嘉峪關(guān)的石關(guān)峽中，隨著漢長城穿越河西走廊而向西去，從石關(guān)峽遷往敦煌西北。

提起玉門關(guān)，人們首先就會想到唐詩，那是唐人的詩與遠方。

我們可以通過唐詩對玉門關(guān)的想象來確定玉門關(guān)的大致位置。

王昌齡詠李廣“不教胡馬度陰山”，胡曾詠班超“西戎不敢過天山”，這兩句詩，反映了兩漢時期漢家天下在西域的進展。從李廣“不教胡馬度陰山”的國土保衛(wèi)戰(zhàn)中，我們沒有看到玉門關(guān)。到了班超時，已是“西戎不敢過天山”，他開始想念玉門關(guān)——“唯思生入玉門關(guān)”了。書生從戎，白發(fā)戌邊，人在西域，玉門關(guān)就是中國代表。

那時，天山還是西域，還不能算做中國之地，那些迷你型城邦小國，尚屬希臘化世界遺產(chǎn)，雖被納入中國式天下管理，但未能與中國融為一體，我們很難想象，像班超那樣的史家子弟，會落葉歸根在只有佛國的世界里，對于他來說，玉門關(guān)外，天山腳下，就是西域，能入玉門關(guān)，才算回到中國。回歸故里，故班超“唯思生入玉門關(guān)”。那班超，是人在天山，回頭看玉門關(guān)，那心情便異于王之渙。

王之渙《涼州詞》寫玉門關(guān)，是人在涼州從涼州看，想象著黃河，從那飄浮著白云的高原上，奔流而下，萬仞千丈中，有一座孤城聳立，那就是玉門關(guān)，那里的羌笛聲，穿云裂石滿天飛，卻不知楊柳依依是啥樣子，就因為，“春風不度玉門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