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澤剛/文 6月21日，河北省公安廳通報了備受關注的唐山尋釁滋事、暴力毆打他人等案件的最新情況。6月20日司法鑒定意見書顯示，此次案件的受害人王某某、劉某某損傷程度為輕傷（二級），遠某、李某損傷程度為輕微傷。

通報一出，全網(wǎng)嘩然，輿論驚訝于被害人遭受如此殘忍的暴力毆打，最終在司法上僅落得了一個“輕傷（二級）”。

依據(jù)刑法規(guī)定，被害人的傷勢，與施暴者的定罪量刑緊密相關。若被害結(jié)果為輕微傷，則不夠刑事處罰，僅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行為；故意傷害致人輕傷，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說，施暴者如果僅以其施暴行為論，接下來很難得到民眾想象中的嚴懲。

為什么人們普遍覺得十分嚴重的損傷，在司法鑒定中僅為“輕傷”或“輕微傷”呢？這至少說明現(xiàn)在的標準與大多數(shù)人樸素的情感不符。

根據(jù)《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司法意義上的“輕傷”和“重傷”是根據(jù)法律需要而擬制的法律概念，與平日里普通人認知的“受傷輕微”與“受傷嚴重”肯定有差距，與醫(yī)院給出的傷情判斷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和體系。司法鑒定所稱“輕傷”分為一級和二級，顱骨凹陷性或者粉碎性骨折,或者肋骨骨折6處以上均屬輕傷一級等；“重傷”也分為一級和二級，是指使人肢體殘廢、毀人容貌、喪失聽覺、喪失視覺、喪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對于人身健康有重大傷害的損傷。

由此可見，將人打成司法鑒定中的“重傷”可謂是罪大惡極之事,這一標準頗為苛嚴。從“唐山打人”案的監(jiān)控視頻看來，施暴者集中攻擊被害人的頭部、面部，其傷情若達到顱骨骨折、頜骨骨折、顴骨骨折、牙齒脫落或者牙折2枚以上等，則對應的就是輕傷二級的鑒定結(jié)果。

由于人體損傷程度鑒定結(jié)果是定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而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又是傷情鑒定的唯一依據(jù)。此次唐山打人案正反映了傷情鑒定導致的處罰結(jié)果與被害人的心理預期落差太大的沖突。“司法審判的最高境界是情理法的融合”，欲使暴力案件得到公正處理，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必須首先公正有理，如此才能實現(xiàn)司法裁判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試想，如果犯罪嫌疑人抱著“反正很難打到重傷，就放心地打”的心態(tài)施暴，必定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2013年發(fā)布的《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已過去將近十年，我們有必要嘗試根據(jù)司法實踐，對鑒定標準進行反思。隨著時代發(fā)展，人們越來越重視人身權(quán)利保護和保障,在《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的規(guī)定上，輕傷與重傷的內(nèi)容和標準值得重新審視。在具體內(nèi)容方面，侵犯人身權(quán)益往往伴隨著對被害人造成嚴重精神損害和心理創(chuàng)傷，這是否應統(tǒng)一納入鑒定標準值得探討。例如，面部瘢痕3平方厘米的輕傷二級損害，對女性的心理創(chuàng)傷或是巨大且永久的，一輩子都難以愈合。正如有學者指出，其中部分條款并不嚴謹，損傷等級判定標準具有不平衡性。例如，手損傷重傷二級中的幾種情況差距太大，有的反與輕傷一級的標準接近。鑒定標準應基于實現(xiàn)刑罰的犯罪預防功能，抑制犯罪的目的，有必要適時作出調(diào)整。

另一方面，在《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的運用上，我國采取完全依照鑒定標準條款做出司法鑒定的嚴格限制性做法。這規(guī)范了損傷鑒定結(jié)果，但同時也帶來鑒定僵化，在司法審判中對故意傷害罪的認定過于單純、機械等弊端。參看域外部分國家，并未對損傷程度之鑒定標準做出條條框框的具體規(guī)定，而是作出原則性規(guī)定，法官基于傷害事實綜合判斷被害人的損傷程度。由此可見，探尋鑒定標準的合理運用，把握好司法鑒定與司法裁判之間的關系，意義重大。

需要強調(diào)的是,此次唐山案件通報中的輕傷鑒定也迅速引發(fā)了一些公安官微的注意，公安機關還重申了“輕傷不輕，重傷很重”的觀點，積極參與到大眾的輕傷科普中，應該說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司法與民眾互動。

大眾對輕傷的疑問，背后焦慮的是這一鑒定結(jié)論所對應的刑罰不夠重，不能與施暴者的暴行相匹配。不過,在筆者看來，對于被害人的傷情，即使依法評價為輕傷,對施暴者的處罰未必會因此而得到輕罰。就媒體報道看,本案數(shù)罪并罰的可能性不小,除了依照尋釁滋事罪和故意傷害罪從一重罪處罰之外，犯罪嫌疑人涉及多項舊案，可能還涉嫌其他多個罪名,這些都在加緊偵查之中。相信司法必將基于事實和證據(jù)，對犯罪人做出應有處罰。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