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穎源/文

東海之濱，九峰三泖，本江南氤氳水鄉(xiāng)，造園風起于青萍之末，承華亭鶴唳之野趣，閱兩晉風流，得宋元清骨，鼎盛于士流涌動之明中晚期，以豫園為代表的文人園時尚云興霞蔚，濃墨淡彩皆成文章。清乾嘉后，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世風奢靡，商賈輻輳，海上傳統(tǒng)封閉的文人閑情逸致逐漸被世俗化、城市化、公共性的市民園林侵蝕，與以蘇州為錨的江南文化圈漸行漸遠。浸潤在商業(yè)氛圍中的市民階層在朦朧的個體覺醒中開始尋找公共空間，自1843年11月17日開埠，上海開啟近代化歷程。

一、海上公共園林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伴生物

經歷開埠后近百年發(fā)展，1942年上海全境總人口約392萬，外僑人口達到峰值150 931人，華人占比96%，形成一個以華人為主體，融合了西方僑民利益和文化的現(xiàn)代城市自治體制，組建志愿武裝、巡捕房、救火會，還有比大清郵政更早的工部書信館，依靠納稅人的稅收維持，為市民服務，不受制于外界政府。基本法《土地章程》約定四項基本原則——“自治”、“法治”、“安全”、“自由”，前兩項是制度基礎，后兩項是納稅人基本權益，共同構成市民意識的核心，制度的建設是以人——共處的居民的利益為根本，政府公權受到約束，市民私權受到保障，新聞、宗教、教育、文化、藝術擺脫桎梏，個性獲得伸張。1900年北方拳亂，南方督撫以上海地方中立原則為援例，形成“東南互保”，避免亂政喪邦。1908年清廷仿行憲政頒布《全國城鎮(zhèn)鄉(xiāng)地方自治章程》，次年上海遵憲實行地方自治。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同樣極力主張以縣為單位地方自治。

新體制的產生給原本躬身在專制集權下的市民社會雛形帶來伸展機遇，斷絕與農耕經濟的脈弦，在一片荒灘上依照西方的認知從零開始擘劃全新的人居環(huán)境，在數(shù)年間便形成道路成網、設施便捷、建筑齊整、環(huán)境清潔的現(xiàn)代都市風貌，與縣治舊城反差強烈。城市經濟和市民意識興起，建設形態(tài)豐富、功能復合、服務多層次需求的公共空間為居民共享，不僅滿足往來移動的需求，也是人們相互接觸與溝通的空間。既有寫仿的現(xiàn)代化城區(qū)，公共性園林作為西方現(xiàn)代都市的必要配置自然不可或缺，產生出市政公園和經營性私園兩大類，遠道而來的西方工業(yè)文明作為一種洋場時尚出現(xiàn)在公共空間中。在人心思變的社會改良風潮中，作為怡情娛樂場所的公共園林尚肩負著開啟民智的教化使命。

二、城市公園的開放歷程是市民平權意識踐行典范

作為中國第一座近代城市公園，外灘公園不僅是中國城市建設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市民利用法律和輿論工具，在既有制度內持續(xù)挑戰(zhàn)公益分配而最終取得徹底成功的平權經典案例，證明在市民自治社會中通過漸進溫和公開的社會對話而非對抗沖突，實現(xiàn)全民福祉的現(xiàn)實意義。

1868年8月8日，外灘公園正式對外開放，面積30.48畝，英文名稱為Public Garden，中文譯名公共花園、公家花園或公花園，1936年改名為外灘公園。外灘公園從開放之初，便不同程度地限制華人入內游園，并引起其它市政公園的仿效。按照習慣認知：“公園從開放時起就不準中國人入內，甚至在公園門口掛出過牌子，規(guī)定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因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上海園林志，2000）事實上，經過比對1884年、1913年和1917年的公園規(guī)則（僅有英文官方標識），中外研究者基本認定因為規(guī)則中有分別限制狗和華人入內的英文條文，“引起愛國人士的普遍不滿與憤怒。這一規(guī)定后來被民間概括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上海外事志，1999）在民族主義高漲的20世紀初，這一種族歧視色彩鮮明的認定充斥在集體和個體記憶中，約定俗成，這塊告示牌的存在意義已超越作為物質型態(tài)的可能性。

城市公園的歧視性政策終結于1928年，是華人市民代表前后歷時50年，在不斷擴大的華人社會話語權背景下，有理有節(jié)的平權典范，此項過程大致分為2個階段。從1878年6月《申報》刊文呼吁“請弛園禁”發(fā)端，到工部局從1886年5月24日起向“受尊敬的品格高尚的中國人”發(fā)放游園券，并于1890年在蘇州河南岸另建一處較小的“華人公園”。經過初步妥協(xié)后的20多年沉寂，外灘公園在1920年代中期隨著民族情緒激發(fā)重回公眾視野，如果說前次的交涉是基于人情事由的商榷，這一次則是從法理上對不公限制的根本扭轉。著名律師馮炳南 (1888–1956) 依據《上海租地章程》中對公園服務的市民界定上并無中外區(qū)分，進而從語義、法理和流變多個角度條分縷析工部局“并無權力不準中國人或其他國籍之人入其所管理之公園也。”1928年4月18日，納稅外國人年會正式作出決定，從6月1日起，界內公園一律向中國人開放。開放當天的外灘公園人流如潮、“水泄不通”。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維權過程中，作為民意代表的華人精英階層無論在表達方式、事實陳述上，還是在輿論配合、法規(guī)調研上都表現(xiàn)出高度的克制性和專業(yè)性，進退有度，最后贏得對手的尊重和理解，雙方依托制度，程序合理，有問必答，持續(xù)漸進，達成共識，顯示出在現(xiàn)代城市環(huán)境下迅速成熟的市民意識的效力，“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康德語），追求社會改造和公共進步。

三、經營性私園是市民社會育成期的社會綜合體

雖然江南私家園林的有條件接納社會游客自古有例可循，但作為經常項目向外界開放是在城市公園出現(xiàn)后的風氣。在1928年前，四大公園（外灘、顧家宅、虹口、兆豐）都限制華人入園，刺激民族商家自謀出路，將私園改造對外開放，以期與外僑特權分庭抗禮。在傳統(tǒng)私園向公共性園林轉型過程中，以張、徐、愚三園影響最大。

張園本是英商花園住宅，1882年被無錫旅滬富商張叔和 (1850-1919) 購得，經改造后于1885年開放，后請英國建筑師設計“安塏第”，花園面積達到61.52畝，是外灘公園兩倍多。張園沿襲大草坪+廣廈的歐式莊園格局，北區(qū)規(guī)則開闊，氣勢軒昂，南區(qū)林沼幽深，曲折生動。園內設施豐富，餐飲、住宿、攝影、觀劇、焰火活動應有盡有，電氣屋、拋球場、網球場、溜冰場、彈子房、舞廳無所不包，各類時尚新奇展示消費獨領風光，千人大廳更是集會演說的首選之地，從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張園舉行的較大的集會有39起，稱作為中國的“海德公園”。開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張園一直是上海最大公共活動場所，三教九流，雅俗共賞。

上海《申報》曾評論滬上名園，認為“張園以曠朗勝，徐園以精雅勝。”徐園本鹽官絲商徐棣山 (1843-1901) 的私園“雙清別墅”，占地3畝，建于1883年，1887年對外售票開放，1909年遷址擴建。徐園純取傳統(tǒng)造園手法，園中十二景，幽雅古樸。全園坐北朝南，東部多樓堂，西部以池為中心，環(huán)水曲廊。池志澂 (1854-1937) 在《滬游夢影》中稱“園不甚大……穿云度水，曲折回環(huán)，其布置已為海上諸園之最。”作為園中園的又一村，1896年6月30日在此放映“西方影戲”是電影在中國的首次登陸。1888年3月1日開業(yè)的徐園悅來照相館也是上海最早出現(xiàn)的商業(yè)攝影社。徐棣山于組織曲會、琴會、詩會、棋會、花會外，還在1889年組織徐園書畫會，多次舉辦中日繪畫展覽會，1924年后園中常設戲臺邀蘇州昆曲傳習所登臺。徐園活動雖不失娛樂性，但參與者多有詩詞曲賦、琴棋書畫、花卉盆栽的品好，非普羅大眾之趣，成為滬上文人雅集平臺。

愚園稍晚于徐園，本為鎮(zhèn)海葉氏別墅，1888年歸寧波商人張氏，改造后于1890年開園，同時并入西側的舊西園，全園面積增至33.5畝。園內分東西兩區(qū)。東區(qū)中式傳統(tǒng)格局，樓堂繁密，雕飾華麗，適合聚會、展覽、宴筵、飲饌；西區(qū)是西式開敞布局，有球場、帶花房的花圃、菜畦、彈子房，更有開滬上先聲的小型動物園，把公園的運動觀賞功能收羅其中。中西合璧的配置適應廣泛的社會受眾，既獲文人雅士青睞，也迎合市民的獵奇嘗新，照相、戲曲、魔術、電影、焰火、賞花一應俱全。1909年舉辦中國金石書畫賽會，1914年有愚園書畫菊花會。洋樓能容五六百人，是清末民初僅次于張園的集會場所。南社自1911年第四次雅集始，至1916年第十五次雅集，在愚園聚會共達14次，柳亞子稱“愚園在后來是成為我們的大本營。”

經營性私園脫胎于傳統(tǒng)園林，首在于園主身份由科舉功名蔭庇下的文人士大夫轉向富甲一方的開明儒商，證明造園文化的傳承維系著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以園林作為成功人士儒雅風范表征的慣性。張、徐、愚三園開放興盛有前后，規(guī)模涵納有差異，風格品味游走中西，但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征——以園林空間為平臺供應社會性多功能的城市綜合體。當一個千年集權禁錮下的庶民聚落轉瞬化身為開放性的市民社會，那些曾經彌散在花圃、飯莊、茶樓、酒肆、戲園、煙館、妓院的娛樂消費行為旋即占據市民生活主流，當公共服務尚不具備專門化的飯店、劇場、影院、影樓、展廳、會堂、商場、健身、游樂設施，園林空間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萬花筒，一個扁平化的結構，每個市民不論出身、種族、教育、財富，都是一個平等的消費者，根據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消費愿望，得到相應的服務和尊重。游園活動的雜糅性和場所空間的多樣性不完全取決于于園主的造景審美，更多受制于不同階層和文化背景的市民的嗜好，感官體驗上的新奇刺激取代意境文思，園林從個性化藝術雕琢的奢侈品轉型為大眾服務的消費品。

但是“‘市民意識’的骨干不是享樂主義，而是強烈的當家作主的權利觀念。”在娛樂消費需要得到滿足的同時，市民意識也在公共意見領域尋找發(fā)聲的空間——議政場所，這可能是西方公園對傳統(tǒng)國民性帶來最深刻的沖擊，一城三治，各有各的公共場所：跑馬廳和法國公園是外僑的集會場所，而華界的公共集會場所逐漸脫離嘈雜窄仄的城隍廟而轉移到張園，顯然有環(huán)境之外的考量。張、徐、愚三園都設有可容納數(shù)百至上千人的講堂會所，順應市民參與時務、針砭政弊的趨勢，近代諸多有關女權、教育、新政、外交的集會論辯都發(fā)生于此。立場對立的社黨團體個人，各自表述，通過論爭達到妥協(xié)，口水仗替代流血，小市民無忌調侃顯貴，這也是市民社會政治和娛樂為伍的裨益。古老的華夏帝國，能夠不經過殘酷內戰(zhàn)，轉身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制國家，可以從這里找到線索。

這種承載過多社會功能的綜合體是不穩(wěn)定的，注定不可持續(xù)，經營性私園是新舊公共空間轉型期的過渡，當社會機制趨向完善，城市公園向全體市民開放，目的性更強的專項設施很快就把原本混雜的功能分流出去，曾經喧闐的經營性私園在1920年代初迅速沉寂，把公共園林純粹的娛樂休閑功能還給城市公園。而華界后起的經營性私園在民國公園建設滯后的時間差中延續(xù)到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才湮滅。

四、開放性公共空間開啟市民化的城市現(xiàn)代性

開放性城市空間對市民的影響肇始于發(fā)現(xiàn)并滿足人之消費欲望，但喚起的市民意識并不滿足于此，公眾在看似單調樸素的城市公園里發(fā)現(xiàn)另一種未曾體驗過的秩序、優(yōu)雅、人和自然的親近，“那些公園中綠綠的樹，紅紅的花，青青的草，嚦嚦的鳥聲，似乎都在冥冥中誘惑我。”（周瘦鵑，1928）維多利亞花園式的外灘公園布局疏朗，植被蔥蘢，西側高大喬木和綠籬隔開馬路；濱江濃蔭匝道，休閑長椅面水排開；大草坪上的音樂亭每周會帶來情趣盎然的免費音樂會，工部局還為此成立專業(yè)的管弦樂隊——上海工部局公共樂隊（上海交響樂團前身）；草坪四周散布樹叢、花鏡，引種培育異域花木。春華秋月，霜露霽霞，信步冥坐，隨意自在，這一份從容和尊嚴看似隨手拈來，背后卻是對公共意識的挑戰(zhàn)，透過外灘公園這面櫥窗照射出中國所沒有的“公共道德”，有識之士從中看到改造國民性的迫切。楊昌濟先生 (1871-1920)深感：“平心論之，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西人所為，雖欺人太甚，亦吾國人有以自取之。”事實上，早期公園對華人入園向來是有選擇的，每逢“七月十四日，為法蘭西民主紀念日，年年是夕，顧家宅之法蘭西公園中，必張燈以志慶祝，中西士女，趨之若鶩……檢券并不甚嚴，其衣冠楚楚者，雖無券亦得入園……是夕園中游人，西方士女，不過十之一二，其十之八九，皆為吾國人。”（周瘦鵑，1926）從被迫開放通商到被動植入公德，國民性的改造從來不是輕松自然的過程，即便非自愿接受文明世界的規(guī)則和成果帶來民智啟蒙和城市現(xiàn)代性。“公園規(guī)則在幾經修訂后，種族歧視的色彩消退殆盡，游園成為都市居民的一項普通休閑活動。并且，游園規(guī)則逐漸成為游園者自我約束的依據，成為都市居民的共識。”1909年全面建成的虹口娛樂場（后改名虹口公園）是上海第一個體育公園，舉辦過2屆遠東運動會，1932年時擁有2個足球場，4個滾木球場，88個網球場和1個九洞高爾夫球場，還有運動跑道和露天游泳池，1933年的運動節(jié)已在倡導全民強身健體。1914年開園的兆豐公園（1944年改名中山公園）在1922年設立的動物展覽部是上海第一個公立動物園，此后又將一片中部林地辟建為植物園，樹種數(shù)量居全市公園之首。這些公園在教化市民寓教于樂、強身益智同時，又開啟現(xiàn)代都市的社交場所，塑造新型人際關系。在1930年代的都市電影中，從默片《戀愛與義務》(1931) 到有聲片《十字街頭》(1937)，公園場景往往是浪漫約會或舊識邂逅的場所，無論達官豪紳，還是窘迫寒士，身價地位或觀念個性的對立沖突總能暫時被綠茵碧波調和到一派平靜風度，這似乎在傳統(tǒng)社會格局下是不可想象的，卻成為上海現(xiàn)代性的文化想象的背景。

五、海派文化構筑人本主義下的中西融合

海派文化曾被冠以“殖民文化”、“買辦文化”、“洋奴文化”，進而更成為對“上海人”族群“崇洋媚外”的地域性攻訐。縱觀人類文明從蠻荒愚昧向理性睿智演進的歷程，文化雖有地域之別，但都循導由神性趨向人性，封閉走入開放，對立化解包容的大勢。中原文化在崇尚宋元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無我境界后，漸趨僵化，而晚明江南社會的靈秀山水和豐饒物產卻孕育出袁宏道和張岱這樣“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個性風流，為文“不再當政治和宗教的差。”源于江南的傳統(tǒng)市民生活被納入到西方舶來的社會體制、生活方式中，與外來的物質文化產生激烈的碰撞，最終走向融合，“海派“由此而生。這種雜糅卻又原生的鄉(xiāng)土文化品味承載著世代上海人的懷舊情結，根植在城市的現(xiàn)代性中。海派文化能夠在上海地域滋生繁衍，根系是深植在人本的土壤中，源自西方的理念空降到地球的另一半，不光符合僑民的接受習慣，同時也得到華人從精英階層到底層民眾的擁躉。

以市民意識為核心的海派文化的受眾主體是市民，必然是一種有著強烈存在感和地域性的都市大眾文化，依附于城市的物質構成和交流方式；商業(yè)氛圍激勵自我奮斗，打破階層預設，以成敗論英雄，以開放的姿態(tài)接納新事物；雅俗共賞的海派品位是在孤芳自賞的士大夫文化和販夫走卒的俚俗文化之間的折衷，建立在教育和傳媒普及帶來的平民認知上，才會有張愛玲和愛林登公寓門房分享傳閱小報之逸聞。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的“公共空間”滋生出一種新的文化生產與消費模式—— “摩登上海”，便是上海都市文化從啟蒙覺醒走向成熟自覺最終消亡的現(xiàn)代性歷程，這種文化的余澤在載體消失后失去自新機制，卻依然徘徊在后來話語者的臆想中，蛻化成一種適用性標簽。

李歐梵先生在研究1930年代滬上作家的“西化色彩”后，認為“上海有西方殖民存在，但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意識卻從不曾出過問題……正是也僅是因為他們那不容置疑的中國性使得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擁抱西方現(xiàn)代性而不必畏懼被殖民化。”如果“中國性”在此主要表達的是一種血緣和地緣關聯(lián)，“上海人”則是一個與現(xiàn)代性和全球性的契合點。“‘華洋雜居，五方雜處’，國內外的移民……在教育、語言、風尚、習俗方面不斷融合，形成了獨立的本土意識，作為文化認同的‘上海人’，最終確立。”無論是鄔達克還是哈同，模糊的出身認定在倏忽變遷的世界格局中已顯得無足輕重，無論外僑抑或華人，歷史都認定他們是上海人，上海的市民，上海的創(chuàng)造者、所有者和見證者。

近代上海本不過東海之濱的一介農商縣治，依仗著開埠后植入的制度庇護，不僅保存下江南人文薪火免遭涂炭，更為老大帝國帶來現(xiàn)代文明的啟蒙，催生出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信奉契約，講求妥協(xié)，崇尚理性，成為故國自新的橋頭堡、知更鳥、報春花。近代上海園林先以余燼之身，承接新秩序中陡降的西方造園理念和踐行，順時應變，改良傳統(tǒng)私園模式，借道中西合璧的多功能社會綜合體，嘗試“公園運動”的本土化，滿足市民的消費娛樂和議政訴求，雖吉光片羽，湮沒無影，卻是中華造園承前啟后的一道獨特風景。城市公園秉持的公共和開放原則激發(fā)市民參與管理社會，構筑市民社會的物質性基礎，多彩（非只一色）的市民生活決定多元的市民意識，顛覆威權，獨立思考，彰顯個性，和而不同。歷數(shù)海上百年滄桑，這所記憶中曾經最具現(xiàn)代性和世界性的遠東都會，其盛衰興敗無一不和市民群體休戚相關，民意活躍、民生安逸、民權舒張，則市泰民安；民怨鼎沸、民生凋敝、民治萎靡，則市頹民窘。市據民而生，民賴市以活，文學本是人學，園史豈非民史。

（作者為執(zhí)業(yè)建筑師，城市文化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