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文

還是上海“封城”的2022年4月和5月，我被迫禁足在距離龍華寺和徐家匯藏書樓都不太遠的寓所，斷斷續(xù)續(xù)通讀完了從上一年秋冬就開始讀的《邱園的故事》，作者在那個峻急的時段卻不可思議地在大傷元氣、瀕臨崩潰前寫完了一篇考察本土國家植物園百余年發(fā)展歷程的6萬字長文。205頁的《邱園的故事》，只是那篇長文初稿里一個微小的注釋，如果要搞清楚有著近五百年歷史的歐洲現(xiàn)代植物園模式在晚清民初是如何經(jīng)由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不同模式和途徑影響到中國，始建于1759年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Gardens）當然是不容忽視的一個英倫樣本。

《邱園的故事》
[英] 林恩·帕克 基里·羅斯–瓊斯 /著
陳瑩婷 /譯
后浪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年12月

當時就允諾編輯老友，要從6萬字長文中摘出一個適合見報的精編版來，慚愧的是這篇10年來最敝帚自珍的研究性寫作，一直到2022年底還在修訂第5稿。那兩個月里循環(huán)播放最多的音樂，是大提琴家朱亦兵演繹的巴赫的《耶穌基督 我請求寬恕》，一己的困頓之外，其實也時時惦念“3·21”東航MU5735航班空難那132位遇難者及其背后數(shù)百個心碎的家庭。

必須坦承，以我的蝸牛速度和亞健康患者的低效率，完整地通讀某一本書的情形是比較少的，更多的還是瀏覽或作為研究性寫作文獻搜集的針對性涉獵。臨睡前的紙質閱讀時間總還是被手機侵蝕和爭奪去了，沉迷于刷美食視頻也是另一個真實的自我。2022這一年瀏覽得略多一點的，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李雪濤教授的獨立著作、譯作或他領銜翻譯或受邀做長篇導讀的譯作。

一

由于我個人2014年以來對出版實務和出版產(chǎn)業(yè)的興趣與日俱增，這種針對性涉獵和瀏覽又不局限于單純的文本，有時會將李雪濤教授及其泛學術共同體的著述當作一個考量當下知識生產(chǎn)的“超文本”，我會從中探尋他和他的師友、弟子們的問題意識，了解一些學界動態(tài)，窺測一些耐人尋味的出版產(chǎn)業(yè)或思想文化界的變遷細節(jié)。

李雪濤是60后本土學人中我至為佩服的一位，無論是就學養(yǎng)的深厚、學術興趣的博雅還是勤勉、高產(chǎn)以及待人接物的誠摯來說。1965年出生的他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Kubin）教授在德國波恩大學指導的哲學博士，新世紀之初學成歸國，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外國語大學。李雪濤教授主要從事德國漢學、德國哲學以及中國佛教史等研究，前些年就不時在網(wǎng)上留意到他的宏文，也特別注意到他主張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理解歷史，強調互動者互為主體，從而反對各種形式的中心主義學說——該院旗下的“知識遷移與互動研究中心”更是超越了單向度的留學史研究，對研究對象在留學目的地和駐在國的一手外語文獻格外重視。因此，我于2018年專程去拜訪了一次李雪濤教授，一個半小時相談甚歡，這些年不時留意到他高產(chǎn)的專業(yè)著述以及《讀書》上的一些學術隨筆，也多有獲贈其新作。《思想小品》類似其舊作《思想斷章》，都是他日復一日如苦行僧一樣在辦公室閱讀的思想火花的記錄，《思想斷章》中有不少篇目承載了他在佛學方面的興趣和造詣；《思想小品》中有一小輯是閱讀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作品的隨感，那些短文閑談著“貓腦移植與人腦移植”“科學與習俗”“儀式感”等觸發(fā)他共情和思考的小論點，某些迂腐的書齋型學者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東野圭吾這樣的作家，李雪濤沒有分別心，他看重的是“東野所關心的依然是人類終極的倫理問題”。

《思想小品》
李雪濤 /著
新民說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9月

德國利奧波第那國家科學院阿馮斯·臘碧士院士是北外的短期高端專家，由李雪濤領銜，東方出版社幾乎零時差地翻譯了老先生2020年參與撰著的《歷史、當下及未來的大流行病》，這當然像持續(xù)經(jīng)年主持和翻譯顧彬那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一樣有尊師重教的致敬意味，但更重要的動因還是這本書直面我們這三年切身的困境，全書第1章就是“新冠來襲”，當時“有關新冠肺炎研究的圖書已經(jīng)有了一些，但通過以社會史為中心的疾病史，對近代以來的人類瘟疫史進行梳理，同時在歷史中為新冠疫情尋找其定位，此類圖書并不多見”，該書“其實更像是一部全球史的著作，它補充了我們以往所忽視的疾病史視角，是真正從整體上審視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大歷史。”

在這本譯著印行前數(shù)月，我就于媒體上拜讀了李雪濤教授和該書另一位作者、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醫(yī)學歷史、理論和倫理學研究所所長海納·房格勞教授的長篇對談，房格勞教授也憂心“如果病毒真的阻斷了文化交流，那么這也是社會的終結”，他當時預測“如果我們能夠研制出新的藥物加以有效預防的話，漸漸地（新冠疫情）它會淡出我們的關注范圍，就像其他已經(jīng)被人類控制的疾病一樣”，但是，“氣候的變化還會給人類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健康挑戰(zhàn)”。“在未來抗擊疫情的道路上，人類需要更多的共同擔當，而不是相互指責推諉”，房格勞教授當時也預測并倡議，“當這場大流行病過去之后，我們必須對所采取過的措施及其效果進行系統(tǒng)地評估，同時修訂那些業(yè)已存在的應對大流行病的計劃并加以嚴格實施。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為未來可能暴發(fā)的新的疫情儲備足夠的物資。”

二

對照這驚心動魄的三年，可以更理解李雪濤團隊的現(xiàn)實關懷和良苦苦心。成書后，他與兩位原作者的長篇對談作為附錄雙雙收入譯著中。官方日前宣告，中國自2023年1月8日起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如房格勞教授所言，我們這些親歷者、“幸存者”當然期待“當這場大流行病過去之后，我們必須對所采取過的措施及其效果進行系統(tǒng)的評估，同時修訂那些業(yè)已存在的應對大流行病的計劃并加以嚴格實施”。

慘烈難忘的2022年，也是194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德裔作家赫爾曼·黑塞逝世60周年紀念，老牌的譯林出版社適時推出了5卷本的“黑塞精選集”，其中一卷就是沿用資深翻譯家楊武能先生譯本的《悉達多》，出版方幾年前的一則推介中還強調“并不是一本佛教小說，而是講述人向自我的精神探尋，因世上最難了解之事物，常常反而是我們自己”。

《悉達多：一首印度的詩》
[德]赫爾曼·黑塞 /著
李雪濤 /譯
字句文化＆聯(lián)合天暢 |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
2022年6月

盡管早就知道李雪濤教授熱衷文學閱讀重視審美，可是收到他“這一個”譯本的《悉達多》時，還是免不了有些驚訝的。全書364頁，小說正文的譯文只有172頁，由多達13個小節(jié)組成的“佛陀注黑塞——《悉達多》解說及譯后記”則長達191頁，從這個架構可以看出譯者不僅僅是將《悉達多》看作一個單純的文學文本，還是一個豐厚的思想文本，長篇解說及譯后記中包括這樣一些視角宏闊的長時段議題：德語文化傳統(tǒng)之中的《悉達多》、《悉達多》與佛教、《悉達多》所體現(xiàn)的思想、《悉達多》與“我”……

李雪濤以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第15版《悉達多》的簡裝本為底本，還參照了中、日、英等多個譯本，針對30后譯者張佩芬女士直接譯自德文且重印較多的譯本《席特哈爾塔——一首印度詩》（簡稱“張譯本”），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張譯本”一些問題舉隅》，毫不留情地剖析其中“理解錯的譯例”“一些比較重要概念的錯譯”“不準確的譯例”等，還動用自己在宗教學方面的學術專長來談“張譯本”的“印度宗教史知識方面的問題”，兼及“常識性的翻譯問題”，有時也非常嚴苛地使用“錯得很離譜”這樣的表述，可以說示范了一種嚴肅的對書不對人的學術批評，現(xiàn)身說法地展現(xiàn)和提示了該如何從事嚴謹?shù)姆g史研究。

作為獨立譯者或師門學術共同體的領銜譯者或特邀校訂，李雪濤教授撰寫的長篇導讀或解說以及譯后記，在我讀來都是一種享受，因為它們文質兼美條分縷析娓娓道來。355頁的《龍與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質學家眼中的萬象中國》是本故事性較強的回憶錄，導讀中涵蓋了多個獨特視角，比如“安特生對中國文明的整體認識”“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與中國文化西源說”“安特生對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考察”“德文版中的珍貴照片”，等等。第一輪首先閱讀雪濤教授這類充滿誠意的長篇導讀，在他的智識蠱惑下比較容易激發(fā)出深度閱讀的興趣和激情來。

《世界的四個部分：一部全球化歷史》，是剛剛收到的以拉美史研究著稱的法國當代史家格魯金斯基的最新簡體中文版著作。李雪濤教授告訴我：“若干年后，他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費爾南·布羅代爾”，這當然激起了我的好奇。這部726頁的大部頭中，作為校訂的李雪濤受邀撰寫了長達43頁的解說《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亞全球化》。

《雅斯貝爾斯與中國: 論哲學的世界史建構》
李雪濤 /著
東方出版社
2021年6月

另外，《雅思貝爾斯與中國：論哲學的世界史建構》與《德國漢學研究史稿》是李雪濤教授本行的學術專著，其中手錄了中、德雙語的歌德詩句作為贈言——“不能汲取三千年歷史經(jīng)驗的人沒有未來可言”。“真正的漢學知識建構的基礎是翻譯”，由此，不難理解作者嘗試“以問題為中心”來重構德國漢學史的那些長時段的宏大關切，比如重訪性的“波恩大學漢學系歷史回顧——從創(chuàng)立至21世紀初的發(fā)展”、“民國時期德國漢學界與中國學術界之互動——以20世紀20-40年代初的北平為中心”。《德國漢學研究史稿》中第18章探討的大題目“20世紀上半葉德國漢學家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也是我格外感興趣的，在作者看來，“如果說晚清的中國知識分子將舊學納入近代西方新知識體系的嘗試屬于被迫的話，進入民國之后，學者們早已自覺地認為，建立中國的現(xiàn)代學術體系是他們的歷史使命。竺可楨等一批具有科學史意識的現(xiàn)代科學家，也已經(jīng)開始運用現(xiàn)代的方法對中國科學史進行研究。20世紀上半葉德國漢學家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也迅速反哺了中國學術界。”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社會科學論壇》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