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桑田/文

公元1448年，德國匠人古登堡通過研發(fā)印刷機、油墨、金屬活字等全套印刷技術，建立了歐洲第一個印刷所。在那之后，書籍帝國迎來它的印刷時代，數以億計的圖書通過印刷本流傳開來。

公元2007年，貝索斯在亞馬遜致股東的信中，隆重而信心滿滿地推出了Kindle，在隨后的演講中，他將紙質書稱為“頑固抵抗數字化時代的最后堡壘”，而電子閱讀器的來臨將掀起劃時代的變革。這仿佛給出了“古登堡王朝”即將滅亡的強烈宣示。其實，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新聞系教授菲利浦-梅爾2004年就曾發(fā)出預言：“到2044年10月23號上午9點，最后一位讀者讀完最后一頁紙，然后把它丟進垃圾桶。隨后，人類紙質閱讀的時代就一去不返了！”仿佛我們可以這樣介紹圖書的印刷時代：書籍帝國·古登堡王朝始于1448終于2044，大差不差600年的統(tǒng)治時光。

然而，紙質書真的會走向消亡嗎？我們有生之年真的會見證最后一本印刷物落下黯然的帷幕嗎？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資深的老書蟲湯姆·摩爾（Tom Mole）通過他的小冊子《唯有書籍：讀書、藏書及與書有關的一切》做出了明確的回應：不會。實體書籍永存，“點屏族”絕不會是人類的另一個代稱。

若以靈魂與肉體為喻，每一個數字時代的閱讀者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即一本書的內容與載體究竟何者更為重要？青睞內容的讀者會認為，圖書為我們建構的是一個想象的異域，我們沉浸其中，流連忘返，就像脫離了眼前均勻消逝的時間流。那么讀者當然不會為書的形式束縛，重要的是符號背后的意義世界。正如摩爾所言，“媒介自身變得最為透明的時候，就是它能有效地發(fā)揮作用的時候。”在他看來，實體書的“物性”恰恰是不可替代的。

在這本小書中，摩爾用了書與書、書與物、書與自我、書與人生、書與世界等八個維度來解析這種不可替代性。他用十分細膩的筆觸描繪了燙金的封面、斑駁的字跡、開裂的書脊，這些實體性同樣構成書籍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可以賦予每一本圖書以個體性（individuality），就好像一本書在說：“瞧，我是獨一無二的，只有我在第914頁有一片密密麻麻的評注，也只有我在全書最傷感的段落留住了讀者的淚痕。”在從出版社印制銷售的時候，所有同一版次的書都是商業(yè)化的產品；而只有當書的實體性質產生差異的時候，它才成為生命意義的一部分，如同一份私人定制的專屬禮物。

作者在開篇舉出了兩個生動的讀者形象作為對比：一個高雅的女孩白皙細弱，一個壯碩的女孩黝黑粗壯，她們同樣作為愛書人，卻有著截然相反的閱讀習慣。前者拿到新書以后，輕柔地包上專屬書皮并軟化書籍，恨不得翻頁時都要做到一塵不染，更不舍得畫下任何一筆涂抹。后者則是從拿到書以后就如饑似渴的閱讀，毫不留情地留下折角和劃痕，還在讀到興致濃厚之時留下長篇大論的筆跡。摩爾開玩笑說，當這兩個人看到對方是怎樣對待書的時候，一定會嚇得往后一退——“你怎么能這樣對待自己的書呢？！”然而，兩本孿生書籍卻在此刻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個體性。這不是文字的力量，而是物質的力量。紙質的書籍可能隨著時間而風化甚至散失，但也因其特殊的傳承性而帶來敬畏。如果這種不可替代性不存在，那么我們根本無法理解大多數人藏書的意義。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家族世代相傳的《圣經》，跨越數百年的成員將自己對于經文的理解留下文字的痕跡，每當有子女誕生和父母故去，也會在對應取名由來或禱告紀念經文的字里行間記錄心路歷程。這種隔空的對話極具神圣性，只要有后代能夠重演彼時的悲喜，曾經的那些虔誠與寄望就永遠不會消散。

書中還提到，近代以來的書簽常常別具一格，有的讀者會在封底處放入信件，以便自己在不經意間打開之時可以找到書中內容與自己生命體驗的連接，書中的符號固化下了生命的年輪。常見的另一種情況涉及陌路讀者間的關聯(lián)，也就是塵封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圖書突然有一天被不期然地重新打開。摩爾就曾碰到一枚生銹的別針，它不知哪一天被當作臨時的進度標記而放在了那里，然后在那一頁待閱讀的文字間等待了整整兩百年。如今大英圖書館的藏書已經超過了1.5億冊，美國的國會圖書館也有至少1.67億冊圖書，而且每個工作日都會增加12000冊新的館藏。也許有哪一本古老的珍本就在等待著新的生命連接，這種神奇的邂逅，是無限復制的電子書所無法促成的。

摩爾在此還有一個基于圖書館資深泡館經歷的歸納，就是“將時間折疊成空間”。當不同的圖書或者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并排而立事，讀者可以實現(xiàn)一眼盡覽的效果，此時他的閱讀經歷被空間化了，而時間也扁平化了。換言之，當不同的實體書基于作者、主題、年份等因素放置在一起時，讀者所面對的不是一棵樹而是整片樹林，他可以從各種刻意或者不經意的角度來重新理解面前擺放的這一本書，這種場景感與脈絡感也是圖書館等實體空間所獨具的。之后，他用富有詩意的句子描繪到：

“書架上的書是堆疊的沙袋，用以抵御遺忘的洪流。書架旁的流連忘返可以凝固時間……每一次寫作和出版都是在試圖抵御死亡，試圖從遺忘手中救回一點自己的東西。”

當然，書籍集合所造就的空間也不純粹是思想性的，有時它還涉及虛榮與權威，就像有的咖啡館與紳士之家會論斤買些經典著作擺弄一下，只要顏色和形狀夠漂亮、夠氣派，有時候買書殼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在房子拆遷以前幾乎不會取下來看一眼。

同理，傳說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風行以后，歐洲上層的貴婦人們一定要跟風買來一本，陳列到最顯眼的位置作為最奢華的裝潢，即使她們根本不認識康德。書中用了一些篇幅來談論實體書這種“提供布景”的作用，也即打造一片符號性和精神性的空間。同理，如果大人物愿意在私人藏書室接待來賓，實際上就找到了這樣一種介于公共與私人之間的第三空間，距離最為合適，這同樣無法被電子化的技術所取代。

最后，我們還需要將問題聚焦于技術更替本身。在“古登堡王朝”之前，書籍最重要的形式是手抄本，無論翻頁還是卷軸，這一階段經歷了千年的時光，比印刷本的歷史遠為漫長。在印刷本剛開始替代手抄本的年代，印書商還特意使用手寫字體及其排版風格，甚至同時售賣手抄本與印刷本，以此來讓讀者更易接受印刷書籍，這與如今iPad刻意保留翻頁的動畫效果如出一轍。可見技術本身就有并存與過渡時期，使用偏好總是擁有強大的慣性。印刷書籍從模仿他者興起，也會從被他者模仿中淡出，這幾乎是一種技術演進的宿命。

在此我們也可以用圖像作為橫向對比：攝影的出現(xiàn)帶來的是繪畫的解放，而非消亡。它催生出了新印象派與超現(xiàn)實派等各種不受“描摹真實”束縛的新技法，作為“親筆技術”的油畫至今也未被復制品完全代替，人們并未因為數字儲存的形態(tài)就失去對獨一無二絹本或紙本形態(tài)的興趣，反而還帶來了拍賣價格的升高。我們也同樣沒有理由相信紙質書籍會在“2044”突然消失。

《唯有書籍：讀書、藏書及與書有關的一切》

[英]湯姆·摩爾 /著

李倩 /譯

未讀·文藝家|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3年4月

《唯有書籍》的原名是“The Secret Life of Books”，在我看來，他的副標題完全可以是“實體書永存”。作者摩爾是一位風趣又執(zhí)著的閱讀者，他擁有令人艷羨的藏書，也擁有細致的思考與開放的心靈。他知曉中國的雕版印刷術和“書”與“輸”同音的特殊文化現(xiàn)象，這或許就是他在書房不經意間捧起哪本書時了解到的吧。他在書中提到的一些收拾圖書的細節(jié)，也常常引發(fā)同樣作為讀書人與藏書人的我們“共鳴的瞬間”，比如自己珍愛的圖書被他人劃線、窩角時的懊惱，以及不同開本的圖書如何遵照主題排列到書架時的糾結。這本雋永的小冊子可以引發(fā)我們長時間的感悟與反思，在數字化的洪流中重新審視我們的閱讀世界。

我們有理由相信：“古登堡王朝”不會輕易終結。六百年的印刷形態(tài)占據主導，從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可能只是一瞬，一本特定的紙質圖書也非常容易焚毀，但作為物質形態(tài)的實體書籍卻可能永存。伴侶郵寄詩集的相思情意，師徒交換批注的思想交鋒，乃至于兒童讀書節(jié)頒獎臺上的禮物獎勵，這些由實體書所展現(xiàn)的特殊意義，是電子化技術永遠無法覆蓋的。在未來的時空，當回顧人類豐碩的文明成果時，希望人們想到的形象是圖書館，而不是“那塊灰色的方形塑料板”與“網絡云盤”。

（作者系浙江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