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jīng)典】

李義平/文

庇古以心靈提出問題，用智慧去解決問題。他提出了福利經(jīng)濟學的概念，開創(chuàng)了福利經(jīng)濟學系統(tǒng)性研究的先河。他區(qū)分了經(jīng)濟福利和非經(jīng)濟福利，研究了如何從總體上提升人類福利，主張著力于窮人素質的提升。他認為要增加國民收入，就必須使生產要素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配置達到最適宜的程度；把富人的收入通過合理而科學的途徑適當向窮人轉移會增進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福利；政府是公共資源和人民群眾未來利益的受托者，應當履行職責，切實保護人民群眾的資源和未來利益。當我們建設和諧社會、追求幸福生活以及“共同富裕”的時候，庇古在《福利經(jīng)濟學》中關于什么是福利、怎樣才能使福利最大化的論述，對我們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英國經(jīng)濟學家阿瑟·塞西爾·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畢業(yè)于劍橋大學，長期在劍橋大學任教，是正統(tǒng)的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擔任過英國皇家所得稅委員會委員、通貨匯兌管理委員會委員、國際金融學會名譽會長，1927年被選為英國科學院院士。庇古1912年出版了《財富與福利》一書，1920年又把它擴展為《福利經(jīng)濟學》。福利經(jīng)濟學的概念從此流行起來。庇古也被資產階級經(jīng)濟學家推崇為“福利經(jīng)濟學之父”。

《福利經(jīng)濟學》

[英]庇古 /著

金鏑 /譯

華夏出版社

2007年7月

庇古旨在研究人類福利的均衡和提升，特別是窮人福利的提升，他的研究具有使命感。他說：“對于陋巷的污穢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進行反抗的社會熱忱，才是經(jīng)濟科學的起點……智慧最為合適的唯一位置是作為社會同情心的仆人。”

非經(jīng)濟福利與經(jīng)濟福利

庇古認為，福利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非經(jīng)濟福利，一種是經(jīng)濟福利。按照他的邏輯，非社會福利是廣義的福利，包括“自由”、“家庭幸福”、“精神愉快”、“友誼”……，它們是主觀評價，是難以計量的。現(xiàn)在看來，庇古所講的社會福利是一種感覺，近似于人們現(xiàn)在所討論的幸福指數(shù)，包括我們常說的“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和諧的人際關系帶給我們的快感，以及青山綠水的自然界賦予我們美好的心情。

庇古認為，影響社會福利的有兩種因素。第一，社會福利易于被獲得收入的方式所改變。例如興趣與職業(yè)的結合。又如，當社會的一分子與他人的利益相同時，個人將有意無意地發(fā)展社會道德，誠信變得非常重要，并被個人組成的群體不斷強化，對于群體的忠誠成為個人能力獲得良好發(fā)展的基礎。更如，在一般行業(yè)雇主與工人之間的關系中，非經(jīng)濟因素有其充分的重要性。團隊精神及其對企業(yè)命運的關注，使得雇主與雇員之間建立起親密的人際交往，并將給工人以鼓舞，除了導致生產的財富增加以外，其本身就是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二，社會福利易于因收入支出的方式而發(fā)生變化。產生相同滿意感的不同的消費行為，一種可能誘導墮落，一種可能刺激進取。例如，富人某些欲望的滿意感，諸如賭博的刺激或者奢侈的肉欲的享受，這些對個人品格造成的影響低于基本特質需要的滿意感所造成的影響。為了內心的寧靜，如果將其所控制的資本和勞動轉移給窮人，也許算是一種奉獻。如果富人所購買的其他滿意感造成的影響在道德上高于與基本需求相關的那些滿意感所造成的影響，而且更高于沉湎于刺激所獲得的滿意感所造成的影響，就可以給予積極的評價。

我們應當充分地關注社會福利中的教育、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它直接涉及到一個人的前途、能不能實現(xiàn)自己偉大的愿望、有沒有空間和前進的方向。

庇古重點研究的是經(jīng)濟福利，他認為經(jīng)濟福利的大小取決于國民收入，是可以用貨幣計算的。他說：“經(jīng)濟福利與國民收入這兩個概念，是如此的相互對應，以至于對于兩者中的任何一個內容的描述，也就是對另一個內容的相應的描述。”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提升人民群眾的福利，國家首先要富裕起來。國民收入增加，可以增加經(jīng)濟福利，即發(fā)展可以增加經(jīng)濟福利，發(fā)展才是硬道理。豐裕社會比貧窮的社會經(jīng)濟福利大，但發(fā)展必須是科學發(fā)展。

在那個時代，庇古已經(jīng)注意到什么樣的國民收入可以提升經(jīng)濟福利，他特別討論了國民收入的內容、構成以及對經(jīng)濟福利的影響。庇古指出，如果一位農民在市場上出賣他農場的產品，然后買回他的家庭需要的食品，則相當數(shù)量的產品的收入將計人國民收入；反之，如果他不是從市場上購買，而是將自己養(yǎng)的豬和自己種的菜直接用于消費，則這部分產品不再計入國民收入。當婦女作為母親或者妻子為自己的家庭而無償工作時，則她們提供的勞務不再計入國民收入。

此外，有些可以使國民收入增加的行為，例如開采煤炭或黃金對資源和環(huán)境造成的破壞，又例如形式粗俗的廣告使得自然之美遭到破壞，所有這些對經(jīng)濟福利的貢獻是負面的。可能在庇古的時代，市場機制正常運行形成的國民收入，對人們經(jīng)濟福利的貢獻是正面的多而負面的少，所以這一問題并非庇古討論的重點。然而，當我們面對地方政府血拼GDP，面對資源環(huán)境的壓力時，面對嚴重的污染時，我們必須搞清楚什么樣的GDP能夠提升人們的經(jīng)濟福利。

如何提升經(jīng)濟福利

庇古討論了如何提升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福利，概括起來大致有四點：

1.增加國民收入。庇古指出：“一國的經(jīng)濟福利與國民收入的大小密切相關，而且經(jīng)濟福利的大小隨著收入大小的變化而變化。”這就是說，在正常的情況下，只有經(jīng)濟發(fā)展，特別是在堅持科學發(fā)展的情況下，國民收入增加，經(jīng)濟福利才能增加，沒有發(fā)展就沒有經(jīng)濟福利的改善。

這里涉及到消費問題。市場經(jīng)濟的特點是規(guī)模擴大的再生產。企業(yè)家必須把利潤相對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使生產在擴大的規(guī)模上重復進行。在市場經(jīng)濟下，消費不是市場主體的目的，“掙更多的錢”才是目的。馬克思也指出了這一點。《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也曾經(jīng)說，馬克思視資本主義為“無限積累原則”。

《21世紀資本論》

[法]托馬斯·皮凱蒂/著

巴曙松 /譯

中信出版社

2014年9月

2.要增加國民收入，必須使生產資源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配置達到最適宜的程度。庇古的福利經(jīng)濟學中有兩個對應的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個是邊際私人純產品，一個是邊際社會純產品。

所謂邊際私人純產品，是指廠商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生產要素所增加的純產品，用貨幣表現(xiàn)就是“邊際私人純產值”。所謂邊際社會純產品，就是社會因增加一個單位的生產要素所得到的純產值，分散的生產者在自己追求的投資中所獲得的純產品，不論這些產品歸誰，都叫做“邊際社會純產品”，用貨幣表示就是“邊際社會純產值”。二者不一定完全一致，如邊際私人純產值間接地給別人帶來利益，則邊際社會純產值就小于邊際私人純產值。

庇古認為，只有使“邊際私人純產值”等于“邊際社會純產值”，才是生產資源最適宜的配置標準，從而也是國民收入達到最大量的標準和社會經(jīng)濟福利達到最大量的標準。庇古寫道：“在任何用途中的邊際社會凈產量價值，是在該項用途中的邊際增量所產生的滿意感的貨幣量度。因此，每當資源的邊際社會凈產量價值在任何一種用途中的水平，低于在任何其他用途中的水平時，就可以通過將資源從邊際社會凈產值較低的用途中轉移到較高的用途中，使?jié)M意感總量度增大。”

由此可以得出，根據(jù)假設條件，只有一種資源的安排，使得在用途中資源的邊際社會凈產量的價值彼此相等，這種安排就必然是使國民收入實現(xiàn)了在這里所定義的最大值的安排。他還說，如果資源的分配發(fā)生如此變化，使低于平均值的邊際社會凈產值的價值均增加，或者使高于平均值的邊際社會凈產量的價值均減小，則收入將一定會增加。

庇古所講的資源在各產業(yè)之間的邊際私人凈產值等于邊際社會凈產值的安排，是國民收入最大化的標準，相當于馬克思所講的平均利潤及其形成的機制。看來，只有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才是產業(yè)結構的最佳安排。此后的帕累托對庇古的這一見解有了更進一步的發(fā)展。

3.把富人的收入向窮人適度轉移，會增進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福利。庇古認為，合適的分配政策，都會增進經(jīng)濟福利。因此，適當縮小貧富差距，是使經(jīng)濟福利或效用總量最大化的可行之路。他認為，收入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貨幣收入愈多，貨幣的邊際效用就愈小；反之則愈大。由是，當一單位貨幣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時，社會經(jīng)濟福利就增大了，因為這樣就可以使窮人的福利大于富人所受的損失。據(jù)此，他主張應當由國家通過累進稅的政策，把富人繳納的稅款用來舉辦社會福利事業(yè)，供低收入者享用。

對于上述觀點，庇古有著生動的論述，他說:“在考慮這一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忘記任何人在任何時候所享受的經(jīng)濟福利取決于他們的消費收入，而并非取決于他們所獲得的收入。因此，一個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費的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就會越少……無論如何，非常明顯的是，收入從相對富有者向相對貧窮者的任何轉移，是以犧牲較不急迫的愿望為代價的，使得比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更多的滿足，因此，它一定會使?jié)M意感的綜合有所增加。這樣，根據(jù)古老的‘效用遞減規(guī)律’就可以毫無歧義地得出如下結論：任何使窮人手中的實際收入的絕對份額有所增加的因素，在任何角度看都未造成國民收入減少的情況下，一般來說都使國民福利增加。”

4.簡單地提升窮人的工資，可能會導致失業(yè)。雖然庇古主張把富人的收入適當?shù)叵蚋F人轉移，但庇古對簡單地提升窮人的工資卻有所保留，他指出，簡單地提高工資可能會造成窮人的失業(yè)，從而減少窮人的福利。他說，存在著一個基本的事實，即越容易找到替代品的物品，需求彈性就越大。

這一事實相對于勞工與機器之間的關系有著重要意義。維多利亞時代的制革工業(yè)，自從建立工資委員會制度，工人就大量地被機器設備所代替。勞動需求的彈性大，客觀上源于這一事實，即存在著容易獲得的“與勞動的服務呈現(xiàn)競爭關系的替代品”。庇古的結論是，如果某行業(yè)執(zhí)行了不經(jīng)濟的高工資，從而造成大量勞工的長期失業(yè)，國家將不得不幫助他們。在他看來，提高窮人的工資是一柄雙刃劍，一定要慎而為之。

著力于窮人素質的提升

在論及如何提高社會總體的經(jīng)濟福利時，庇古提出要向窮人轉移支出。然而庇古并沒有停留在這個層次，他認為僅僅向窮人轉移支出是不夠的，還必須千方百計地提高窮人的素質。他借助梅賽·普林格爾和杰克遜的報告指出，正是在沒有技能并最缺少教育的這一部分人口中，酗酒繼續(xù)占據(jù)著它的市場；當工作階層中的這一部分人獲得更加正常的就業(yè)和較高的工資時，人們將提高責任心和素質。整個國家的工資提高，飲酒賬單減少，這是我們最為期盼的進步現(xiàn)象之一。

庇古說:“問題的本質是，在現(xiàn)存的條件下，就窮人的智力結構而言，收入的增加縱然在短期沒有帶來什么利益，但是經(jīng)過一段時間——更具體地說，如果時間長到允許新一代人成長起來的話——則擁有這筆收入，就有可能使他們通過教育或其他方式，開發(fā)出適應享有增大了的收入的能力和本領。”

庇古的上述論述極具現(xiàn)實意義，在現(xiàn)實生活中，那些靠資源一夜暴富的人很不適應富裕的生活，更不知道突然富了后錢如何使用。二是扶貧不能僅僅是物質的，應當在提高扶貧對象的素質上下工夫，應當授人以“漁”而不是“魚”。

在“從富人那里向窮人轉移的事實對國民收入的影響”中，庇古進一步論述了向窮人素質的投資以及投資的途徑。他指出，“有理由使人們相信如果將適量的資源由富人轉移給窮人，并且僅僅是出于提高窮人效率這一目的面對窮人進行投資的話，那么由于窮人能力的提高，這些資源所產生的以增量產品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收益率，將遠遠高于投資于機器和廠房的資本的利息率。”這就是說，投資窮人的素質是最有效的投資。后來，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在《改造傳統(tǒng)農業(yè)》一書中，同樣提出要提高人的素質，要投資教育。

《改造傳統(tǒng)農業(yè)》

[美]西奧多·W.舒爾茨 /著

梁小民 /譯

商務印書館

2006年4月

庇古對投資窮人的具體路徑進行了分析。首先是以行業(yè)培訓的形式對從成年人、健全的工人中篩選出來的人員進行培訓。其次，可以考慮以醫(yī)學護理和治療的形式對遭受短期疾病困難的人進行救助。延誤的救助相對來說是無效的，其健康狀況很可能永久地惡化。再次，以培訓式養(yǎng)育子女的形式對窮人進行教育、培訓和健康的投資，是授人以“漁”的投資，是效用最大的投資，我們應當傾力而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義政治經(jīng)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經(jīng)濟學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