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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洋感哀:民族精神的花喻

      劉剛2023-08-08 01:56

      劉剛/文

      日本島國似落花

      本來就是歐亞大陸邊邊角角的一部分,卻被地質(zhì)運動遺棄于海,讓我們來替日本人想想,這簡直就是宇宙的悲哀!于是乎,難免有一問:老天爺何以如此安排?

      這要造了多大的罪,才被流放到這文明的孤島上來?不過話要說回來,像日本那樣形成了一個文明樣式的孤島,放眼世界歷史來看,可謂寥寥,太平洋島嶼無數(shù),文明開化幾個?

      與之相似的,只有據(jù)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英國。但英國的地理條件,比日本更好,除了離歐陸更近,還有就是英國的地理位置,占據(jù)了從地中海進(jìn)入大西洋的通道口,當(dāng)西方經(jīng)濟(jì)中心從地中海向大西洋轉(zhuǎn)移時,英國拔了頭籌。

      而日本距離中國沿海一帶,卻隔著一條看似無形的《山海經(jīng)》中軸線,它被這條中軸線吸引著,走向中國大陸,同時,又在這條線的升沉起降中,怕被這條線牽引著越甩越遠(yuǎn)。尤其當(dāng)今,已知有馬里亞納大海溝如深淵般潛伏于太平洋底部,其一舉一動,都關(guān)乎日本國運——升還是降、浮還是沉?那深淵中的深淵,猶如死神般揪著日本人的心——浮世心。

      能浮一日是一日,能浮一世算一世,總之,能浮就好,一沉沒,就聞深淵呼嘯,那嘯聲,來自地幔或源于地核?那樣的問題,只有鬼才知道,交給鬼神去吧!

      對于日本人來說,處險境,居險地,未來難預(yù)期,刻骨銘心的,惟有“無常”二字。活在“無常”里,只能抓住當(dāng)下當(dāng)時,珍惜此時此刻,享受每分每秒,讓生命像花兒一樣開落。于是乎,人生最美的那一刻,就在落花一瞬間,抓緊那個瞬間,日本人的審美力,帶著深邃而神秘的地質(zhì)動能,以剎那的優(yōu)雅爆發(fā)。

      寫落花的詩,在中國詩詞里觸目皆是,應(yīng)有盡有,但要寫入民族之心,寫出民族精神,使之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底色,則唯有日本。若從地質(zhì)力學(xué)來看,那日本群島,豈不就是歐亞大陸撒落在太平洋上使之起伏于命運的波濤里的一朵朵落花?

      日本民族,內(nèi)心緊張,即使面對花開,也不能完全釋放,其四面環(huán)海,茫無際涯,島國像落花一樣,飄浮海面,被大地遺棄。生長于斯的民族,也好像先天似地就被大陸流放了。文化的骨子里,那宿命的浪人情結(jié),感發(fā)了凄美的“物哀”之心。

      世阿彌在《風(fēng)姿花傳》中,談到了日本的花。

      年輕人,有年輕的花;老年人,有老年的花。枯萎的花、幽玄的花、開在巖邊的花、能之花……這些花,處境不同,形態(tài)各異,各有其活潑而憂郁的生命。無論興或衰,各有其美存在。美是花的神性,也是日本人精神的底色。

      花因其美,而呈現(xiàn)神性,萬物如花,皆趨于美。木、石、竹、草,都變成了花,而有其神性。

      日本人從花的本質(zhì)里體認(rèn)神性,而有花道,審美意識和宗教感結(jié)合,給日本人的知、情、意,打下神性的底色。

      在日本,以花命名的物事很多,諸如人生之花道、男之花、花相撲等。人生的花道、男之花,是指人的力量于巔峰時所顯現(xiàn)的自由,那是神性。從那里登場、退場,就是花道。

      人生經(jīng)由花道,走向神道。用自然之花,染織衣裳,叫“穿花”。日本人被稱為是“穿花”的民族,那些感受花之靈力的戰(zhàn)國武士們,在頭盔上插一枝菖蒲,那也是“穿花”。“穿花”也有神性,表現(xiàn)在武家的紋飾和家徽上。各國都有徽章,唯獨日本人的家紋特殊,幾乎都用花,用櫻、菊、梅、藤等。

      人生的花道,還表現(xiàn)在一種染布工藝——“花染”上。“花染”是用露草汁描下繪,在下繪之上再完成本繪,那淡淡的青色,經(jīng)清水的洗滌,幻化為彩帶,熱氣蒸煮,升騰為云妖,隨之,便消失無影。留下了手繪,顯示底色,那露草汁何等重要,可使命一完成,便立刻云散,留下來素晴一片。所謂人生的花,就是這樣的花。走過了花之流年,人生如花盛開時,便臻于極限。這花之流年的存在,猶如“花染”,一瞬間了無蹤痕。如花吹雪,美麗遷徙,落英繽紛,燦爛地散盡。生命的行色,載入“花染”流程。

      露草一閃時,落花一瞬間,留下了“花染”。

      元祿時代,有“花染”繪,被叫做“幽禪”或“幽仙”。草木之花,開放在山野,會因人生的散緣而美麗。而人生之花,于彌留之際,也會留下善與惡的余味。世阿彌把花事的種子播撒在舞臺上,開出了“能”之花,那演出本身,就是“花染”。

      日本人看花如看人,人是什么?說法很多,答案不一,但從無定論,于花也如是。其觀花之眼,十人有十色,然其本色,均出于感哀,日本人花眼看世界,“感哀的眺望”著,感哀甚者,難免殘酷,殘酷之美,乃日本特色。日本人觀花,情色皆美,然而內(nèi)心焦慮,獨缺“悠然”,無如陶令之“悠然見南山”者。

      “記紀(jì)”時代,即奈良時代之初,日本人有古樹崇拜;而在“萬葉”時代,即奈良中后期,發(fā)生愛花思想。花與人心對語,有預(yù)示功能,花開示以神意,櫻花可卜吉兇。日本人之于花殞,而有鎮(zhèn)花祭,祈禱落花安息。

      于是,花道初現(xiàn),使花再生。單就“花”這一詞匯,它的周圍就浮游了多少浪漫氣息?憑吊、嘆息、悲泣,當(dāng)然,還有激動和欣喜,優(yōu)美的心靈如花飄零,與花同棲共語。

      在“繪畫的世界”里,花也被“感哀的眺望”著。奈良時代繪畫,未有花草。平安時代,花草應(yīng)時而至,在和繪里出現(xiàn)了,從鐮倉末期到室町時代,受了漢畫影響,而有“花鳥畫”。其藝術(shù)的眼光也被宋元水墨畫開了天目,安土桃山時代的繪畫,從花鳥畫到花木圖,都出現(xiàn)了花的饗宴和美色亂舞的絢爛世界。

      民族精神,以花為喻體,不好說是日本“獨有”的,但稱之為“特有”,以至于所謂“特之特”者,當(dāng)無異議。

      花開一時,無常的美感里,常有物哀之心。

      櫻花,開在日本,日本人為之感哀,詠而嘆之,故其植櫻,非期以功利性的果實,乃心儀超功利的花期命意,其觀賞性,脫離了功利的羈絆,純?nèi)粚徝赖囊馕叮銖男牡琢鞒觥?/p>

      櫻花素樸,那隨便種植自由開放的山野之彩,在天地間肆意鋪開。然其緣起,卻非歷來如此,當(dāng)櫻花從山野進(jìn)入庭院時,一開始并未獲得貴族賞識。奈良時代,貴族神往大陸,追隨中國文化,故梅當(dāng)其時,櫻花作為國粹之花,那是后來的事。

      那時,他們只有想象的梅花,梅花開在唐詩里,孤獨而清幽,華麗而高雅,遣唐使們把詩帶來,把花帶來,把詩的意境和盛唐氣象一并帶來,梅花和唐詩,一起開在島國里。

      日本之國土本無梅花,貴族們多從唐詩里感受,竟然詠梅成風(fēng)。《萬葉集》卷五,有“梅花之歌三十二首”。其時,歌者雅集,詠梅之盛況,可以想見。

      詩人大伴旅人歌曰:梅花紛落,如天飛雪。又歌曰:梅之花在夢中語,我想那是風(fēng)雅的花,紛紛落我酒杯里。借了詩人的歌喉,梅魂渡海,入夢,入酒。

      《萬葉集》里,早已萌發(fā)了四季意識。《古今集》問世的時候,一種美的季節(jié)感誕生了,不是基于農(nóng)時之需,而是趨于都市化的貴族趣味,貴族審美游移,從唐梅轉(zhuǎn)向日本櫻花。

      通觀《萬葉集》,有梅花詩100余首,而櫻花詩,卻只有40余首。到了《古今集》里,櫻花詩增至100余首,而梅花詩,僅有20余首。比起梅來,櫻斷然地出超,轉(zhuǎn)居于花之首位了。

      由詩人吟詠之增減,可見貴族的趣味變了。貴族的趣味有時代性,跟著文化的取向走。

      到了平安時代,文化的本土意識覺醒了。還在神話里就有田神來訪,春天到,櫻花開,“花妙之櫻”顯靈。

      吉野山櫻,乃藏王權(quán)現(xiàn),當(dāng)其怒放時,天皇蒞臨,被花接送,從山腳到山頂,數(shù)萬株櫻花,一步步先后開放。

      春天櫻花一開,就到了“田打櫻”的時節(jié)。春耕就要開始了,農(nóng)民“入春山”饗宴。此俗如風(fēng),從山野吹入宮廷,于平安朝,形成“花見”——櫻花宴。嵯峨天皇曾率先于春天賞花饗宴,開了宮廷“花見”的先例,此例一開,貴族的趣味,亦為之一變,由慣性的詠梅,轉(zhuǎn)向自覺的賞櫻。

      原為田之神的櫻花,則因其落花時,猶如風(fēng)吹雪,而為貴族所愛,故其賞櫻花遂與農(nóng)耕脫離,純?yōu)轱L(fēng)雅之事。

      櫻花,花期短暫,多為七天,滿開僅一日。開時,花相偎,簇?fù)矶鴣恚x時,花同去,齊開齊落,一時紛紛,故西行法師吟曰:我愿春之際,死于花之下,于釋迦涅槃望月日。

      落櫻,誘人向死,梅開時,示以生的決意。

      尚梅,乃尊儒以“知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愛櫻,則沖出儒教藩籬,與死相遇,一如當(dāng)代存在主義。

      “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櫻花與武士,命運酷似。花美數(shù)日,人武幾時?人不能選擇生,但可以選擇死,武士之死,如花落一瞬,美之至矣!日本文化“求諸己”,“向死”而自立。

      從中國梅到日本櫻

      工藝上,櫻花作為裝飾紋樣,比文學(xué)更遲些。

      尤其在染織方面,紋樣始于飛鳥、奈良時代,當(dāng)時,文化向中國傾斜,故其紋樣都追求中國樣式,把中國紋樣原封不動地拿來使用,而日本人自發(fā)的感性特征,卻未能顯示。那時的飾物上,常有鳥啄花圖樣,讀作“花食鳥”,不僅花被想像化了,鳥亦形似長尾鳥和鸚鵡,平時很難見到。

      其實,日本人不太喜歡用這樣的抽象來簡化事物,他們不擅此道,而這恰恰就是中國紋樣的特征,以象征主義的抽象性的表現(xiàn)形式,來行道德和政治教化功能——“文而化之”。

      以樹和花為例,中國人的審美之眼,往往忽略眼前的具像,而專注于求其理想的樣式,如“四君子”——梅蘭竹菊、“歲寒三友”——松竹梅,以及象征富貴的牡丹、芙蓉和被視為瑞木的梧桐,花草樹木皆被賦予了人格意義,道德評價主宰審美。總之,中國樣式的真善美,乃以知性和審美活動跟道德觀念走。

      而日本人之于櫻花,則漸漸擺脫了中國樣式的影響,揚棄了關(guān)于善的理念形式,其審美取向,完全基于櫻花開放的自然特征:五分開、七分開、滿開、花吹雪、葉櫻及紅葉等。

      櫻之美者,非使之上升為大而化之的理念,在于捉摸美的具體入微的細(xì)節(jié),細(xì)節(jié)隨時變化,而見其無常特色。

      中國樣式,以永恒為目的,此一理想,卻被趨于無常的日本人放棄了,活在無常的緊迫感里,無暇沉思永恒。日本人重視眼前,關(guān)懷身邊,以短暫而緊急的審美體驗,代替對永恒的深沉的期盼,讓生命爆發(fā)瞬時的美感。

      到了平安時代,日本民族精神,從中國文化的樣式里松動了,天皇集權(quán),本音抬頭,在審美活動中有所表現(xiàn)。還以“花食鳥”紋為例,紋樣避去了所有中國要素,變成了寫實的花鳥。牡丹、仙鶴、鸚鵡都是寫實的,連鶴叼著松枝的松食鶴文也出現(xiàn)了,這是空前的,鶴擺脫了中國模樣,作為植物紋樣的花葉,藤、梅、牡丹、小松枝、龍膽、小葵等,也在如實地表現(xiàn)自己,而非作為道德觀念的喻體,避于善,而趨于美。

      一度被中國文化封閉著的日本人的形而下的感性意識開放了,很快就完成了工藝紋樣和自然對象的同位,形成了向自然原型靠攏的紋風(fēng)。獨有櫻花默默,櫻之美,具有普世性,要具像的表現(xiàn)非常難,清少納言在《枕草子》里指出了這一點。

      寫實的櫻,多用于裝飾,示以泛美的紋風(fēng),在安土桃山文化里,桃山人確信滿足其審美要求的是花瓣,在表現(xiàn)形式上,則用了俯瞰性的觀察方法,尤其在“唐織”上看到的櫻花。

      江戶時代,名所舊跡的櫻花,大都取材于《源氏物語》和《伊勢物語》,因而帶有敘事性的傾向,帶來了紋樣風(fēng)格的變化,不再觀察一花一葉,而是著眼于櫻樹全體,有花有葉,有干有枝,榮枯隨時,宛如敘事,有頭有尾,有條有理,好似物語。

      櫻花之拂曉,櫻花之遲暮,在何時何日?此一根,彼一株,葉下殘留小花,花質(zhì)淡泊、素樸,透出一點原野美。

      至美,非關(guān)園藝,何況工藝?園藝櫻,工藝櫻,都失去了櫻的原野美。萬葉人,希罕山櫻,走在山上,山里的櫻花與他不期而遇,于是,拍手稱快,野一朵,野一莖,野得美哉!野櫻一開,靈魂就已通電,在全身心點亮明燈。

      花見——觀賞花的活動,遠(yuǎn)古就有,有多遠(yuǎn)呢?

      對于日本而言,中國唐朝,就算是遠(yuǎn)古了,唐都長安,牡丹花開,唐明皇賞花,在日語里,賞花,那就是“花見”。據(jù)家永三郎《上代倭繪全史》載,《日本后紀(jì)》、《日本紀(jì)略》等書,都有“花見”記載。《日本后紀(jì)》弘仁三年條曰:“御幸神泉苑賞花。命文人賦詩,賜綿有差,花宴之節(jié)始于此。”《編年記》也說,弘仁三年,始有“百花宴”。

      當(dāng)時,南殿之櫻,乃嵯峨天皇賜命所植。因把各種櫻樹都植于一處,所以,開花自然就有先后了。于是,花期參差,“開落有異,其色也自別”,櫻之下,花宴如流。那時,“花見”只是貴族們的玩好,他們驅(qū)車乘馬,逐櫻而去,在花開如云的櫻樹下,蹴鞠吟詩:如果日暮時分,那就借宿于美麗的櫻花之蔭下!

      日本菊與櫻的花見

      《萬葉集》里,就有“秋風(fēng)涼,馬并馳,野賞秋,花見去”,春賞櫻,秋賞菊,賞菊“嵯峨野”,花立“伊勢菊”。平安遷都,三年后,安頓下來,在宮中設(shè)曲水宴。席上,桓武天皇即興詠菊。又過了幾年,其子平城天皇,在清涼殿前,設(shè)了一對菊花壇,于重陽日,開菊花宴。從此,陰歷九月,成為“菊月”,九月九日重陽節(jié),成為“菊之節(jié)”,菊月期間,宮中開菊花宴,喝菊花酒。

      平安時代,菊花在日本扎了根。菊是貴族之花,雖不如櫻那么盛,那么富于國民性,卻更為貴族們所鐘情。如果說,櫻花成了民族化的象征,那么菊花,就是貴族化的標(biāo)志了。

      皇室徽章用菊紋,始于平安朝,用桐紋要早一些。可鐮倉時代后,鳥羽天皇好菊,故菊、桐紋共用,而終歸于菊。

      菊紋徽章,不限于皇室,醍醐天皇曾賜菊紋給足利尊氏。還有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家族,也都使用菊紋作徽章,德川家康雖然一再推辭,但他最后還是接受了陽成天皇的賜予。

      這當(dāng)然是由于戰(zhàn)國時代皇權(quán)不穩(wěn),使得菊紋下移,一旦中央集權(quán),天皇至尊,菊紋又成皇室專用,不另賜。天正九年(1581)、文祿四年(1595),已有菊紋禁用令;明治元年,明治四年,也頒發(fā)了禁止皇族以外使用令,一直持續(xù)到“二戰(zhàn)”結(jié)束。至今,日本皇室仍使用十六花瓣的八重菊的紋樣作為天皇家徽章。

      西方人認(rèn)為,菊生于中國,而故鄉(xiāng)卻在日本。這不僅是因為以菊紋作皇家徽章,日本人為始作者,還因為其花瓣呈放射形,像太陽那樣放射出燦爛光芒。

      櫻花,是精神性的,屬于整個民族,成為民族之心——日本人的心蘊;而菊花,則專門屬于皇族,具有唯一性。

      放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天平上來看,櫻花是民本主義的花,而菊花則是王權(quán)主義的,花在日本也被意識形態(tài)化了。民本主義的櫻花灑落在日本文學(xué)里,被愛櫻的人,賞櫻的人吟詠。

      看櫻花,映出人世,看出人生而浮世的微妙。睹繁華,發(fā)憂愁,櫻之感人心也,何其悲調(diào)!發(fā)白的櫻花,沐浴在冷雨中,搖曳著凝凍的空氣,香吐絲絲,如此憂郁的秉受,真?zhèn)€是“物哀”深深了。可它很容易一轉(zhuǎn)而為本居宣長所唱的:“大和國之大和魂……,沐浴朝日,散發(fā)香味兒之山櫻。”

      愛櫻,以櫻入畫,愛櫻,使櫻紋樣化。然而,在工藝化方面,櫻花不如菊花,易于文學(xué)化的,工藝卻難以把握。看櫻花,開時爛漫,落時飛散,那都是整體性的,不宜于工藝化。

      而菊花,則要一朵一朵地看,一瓣一瓣地賞,因其為個性的,尤宜于工藝。菊之于中國,是文學(xué)的寵兒,在日本成了權(quán)威的象征,被文學(xué)遺忘,那象征的意味,諸如延年益壽等,也被工藝匠意化了,但其美依然,日本人的工藝有多美,它就有多美。

      菊之于中國與日本,因國風(fēng)不同,風(fēng)姿有別,風(fēng)韻各異,中國“文學(xué)菊”東渡,變成日本“工藝菊”,中國“東籬菊”告別“南山”,東渡日本,變成“天皇菊”,你喜歡哪一種?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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