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文

（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四、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的再討論

按照庇古的論述，只有在邊際私人純產值等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情況下，才是生產資源最適宜的配置狀態(tài)。然而，從實踐的情況來看，通常兩者又是不相等的。具體可以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種情況出現在租佃方面。當租用土地的資本家在租佃期滿以前不再對改良土壤進行投資，而是過度消耗土地的肥力，這樣就會出現“邊際社會純產值”小于“邊際私人純產值”的現象。此種情況恰如馬克思所講的級差地租Ⅱ。級差地租Ⅱ是因為連續(xù)投資改良土地所形成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產生的地租。這種地租在租約有效期間歸租地者所有，租約到期后歸土地所有者所有，容易引發(fā)租地者拼設備、拼消耗的短期行為。

第二種情況出現在生產活動給別人帶來的損失或利益方面，如工廠生產帶來的環(huán)境污染。庇古舉例說，鐵路發(fā)動機的火花給周邊的樹木造成未獲賠償的損失。又如，航海的燈塔支出成本少而受益者多。前者的“邊際社會純產值”小于“邊際私人純產值”，后者則相反。庇古這里所論，相當于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外部性”，前者是負的外部性，后者是正的外部性。

第三種情況出現在生產活動對本部門和其他部門生產者的影響方面。庇古認為，成本或收益的遞增或遞減，從個別部門考察與從所有部門考察的結果不一定相同。他認為農業(yè)、采礦業(yè)、建筑業(yè)是成本遞增的生產部門，這些部門的“邊際社會純產值”小于“邊際私人純產值”。而制造業(yè)是成本遞減的生產部門，在那里，“邊際社會純產值”大于“邊際私人純產值”。據此，庇古主張對前者國家應通過稅收政策加以限制，使這類部門的生產者不擴大規(guī)模；對后者，國家應通過補助金政策加以鼓勵，促進擴大生產規(guī)模。他以為這樣能增加社會經濟福利和國民收人。

庇古此論提供了一種觀察問題的思路，說明邊際社會純產值和邊際私人純產值的理論還可以用來分析各種產業(yè)的不同情況。從實踐來看，它對各個產業(yè)的分析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也在變化，例如，制造業(yè)也有低層次產能過剩的情況、污染環(huán)境的問題，這些問題用庇古的理論分析，都屬于邊際私人純產值大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相反，農業(yè)在發(fā)達國家也可以成為亮麗的增長點。看來無論哪個產業(yè)都應當按照低碳環(huán)保、最有利于社會的原則發(fā)展。政府是公共資源和人民群眾未來利益的受托者，應當履行職責，切實保護人民群眾的資源和未來利益。

庇古認為，人們一般情況下總是著眼于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政府應當代理和保護人民的未來利益。庇古的以下論述寓意十分深刻。他首先引用了羅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的論述，吉芬說，可能沒有一項工程比在愛爾蘭和大不列顛之間修建一條隧道長期地看對于社會更為有利，它將開啟一種具有戰(zhàn)略價值以及商業(yè)價值的全新的交流方式。但是在短期內，它似乎不能使私人企業(yè)獲得任何補償。

庇古接著說，許多其他大型工程，諸如造林和供水工程，它們的受益是遙遠的，同樣因為對于遙遠的滿意感的欲望的缺乏而受到阻滯。同樣由于缺乏未來的欲望，也造成了自然資源的開發(fā)過程中的浪費現象。有時人們?yōu)榱双@取所需，從長遠看，他們采用的方法所摧毀的東西遠勝于所得到的東西。比如，過早地開掘最好的煤層，使較差但仍有開采價值的煤層受到覆蓋而無法再行采掘；漁業(yè)開發(fā)導致人們對產卵季節(jié)的漠視，使得某些魚類瀕臨滅絕；農業(yè)開發(fā)導致肥力被消耗殆盡等等，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從損害經濟滿意感總量的角度看，也存在著浪費，一代人雖然為其所得并未摧毀更多的資源，但是卻為了并不重要的目的，耗盡了某種天然的產出。這些產出現在是充裕的，不過對于未來的一代，相對于很重要的目的，它們可能會變得稀缺而且無法獲得。例如將大量的煤用于高速的船只，使原本不長的航行時間再行縮短，就是這類浪費的例證。我們將前往紐約的航行縮短一小時，很可能就是以我們的子孫將來無法進行這樣的航行為代價的。庇古的上述論述對于今天的中國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可以把這段話分解成三層意思:(1)人們具有短期行為的傾向，雖然大型工程對于人民明顯具有顯著福利，但由于收益遙遠而實施這一工程的積極性不高。(2)為了眼前的利益過度地使用資源，此舉所摧毀的東西遠勝過所得到的東西。(3)有的事情從眼前來看是可以辦到的，但由于成本巨大，從子孫后代的利益的角度看則是不劃算的、不值得的。

怎樣解決人們著重于眼前的利益而發(fā)生的竭澤而漁的短期行為呢？庇古的結論是需要政府代表人民的總體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利益。他說：“存在著一種共識，即國家應該在某種程度上保護未來利益，以抵消我們不合理的折算以及偏好勝過自己所造成的影響。美國開展的全部‘保存’運動正是基于這種觀點。政府是未出生的幾代人的受托者，就如同它是現代居民的受托者一樣。因此，政府的明確職責是關注并且在需要時，通過法律的制定，去保護國家將要耗盡的資源，免遭魯莽的和粗暴的掠奪。

庇古的論述明確規(guī)定了政府的職能，政府是人民群眾福祉和子孫后代利益的受托者，政府絕不能直接扮演市場主體角色，政府如果直接扮演市場主體角色，就容易和污染企業(yè)同流合污，就會竭澤而漁，寅吃卯糧。我們在規(guī)范政府職能的時候，應當從庇古的論述里得到應有的啟示。

五、新福利經濟學

自從庇古開創(chuàng)了研究福利經濟學的先河以后，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就蓬勃發(fā)展。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的經濟學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其創(chuàng)始人是帕累托。

1.最適度原則

意大利籍的經濟學家維爾弗里多·帕累托提出了著名的最適度條件或最適度原則。帕累托認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的前提下，如果還能使有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其他人的福利并未因此減少，社會福利將增大，這說明尚未達到最適度的邊界。最適度邊界是指：任何改變都不能使任何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減少。新福利經濟學家從帕累托的論述出發(fā)，認為在完全競爭中可以達到生產和交換的最適度條件。而對生產者和交換者活動的人為干預，則很可能不符合最適度條件的要求，因為這種干預有可能使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福利增加，卻使得另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福利減少。

2.補償原則論

按照對最適度條件的解釋，對生產和交換的人為干預，如果使得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得另一些人的福利減少，則不能斷定社會福利是否增加。新福利經濟學家希克斯、卡爾多等人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所謂補償原則論，認為一方的受益和另一方的受損可以通過稅收政策或其他政策進行調節(jié)，如果使受益者在補償受損失者之后仍有剩余，那么社會福利仍然增加了。這種補償也可以是虛擬的，即把全社會受益者的得利與受損者蒙受的損失進行比較，如果得利大于損失，也表明社會福利的增加。因此，補償論實際上是對最適度原則的補充說明。

《精英的興衰: 基于理論社會學的考察》

[意]維爾弗雷多·帕累托 /著

李立豐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1年12月

3.社會福利函數論

按照最適度原則的解釋，生產和交換的最適度原則在不同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下都可以得到滿足，這樣就可以存在許多種最大限度的福利，而仍然難以確定什么是最適度的社會福利最大值。新福利經濟學家柏格森、薩繆爾森等人針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所謂的社會福利函數論，認為存在著各種影響福利的變量，福利的最大值取決于影響福利的變量的排列組合狀況，以及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偏好對這種排列組合的選擇。至于個人偏好又取決于個人的主觀評價。按照社會福利函數論的說法，要促使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就既要保證個人有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又要建立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的收入分配最優(yōu)格局。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經濟學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