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著眼于歷史細節(jié)和小人物的研究越來越為人所推崇。如何從歷史的大河中打撈出那些容易被忽視的細節(jié)，考驗的是歷史研究者敏銳的雙眼，把宏大的歷史放到顯微鏡下，看見其中的細枝末節(jié)，就像微生物學之父列文虎克一樣。

漢學家卜正民在《維米爾的帽子》就用列文虎克般的敏銳與細致，把荷蘭畫家約翰內(nèi)斯·維米爾，亨德里克·范·德·布赫等人的畫作放到顯微鏡下，從畫面上的細節(jié)之處，看見17世紀上半葉，整個世界是如何通過航海、貿(mào)易能人類活動被聯(lián)系在一起。

左：《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年輕女子》

右：《玩牌人》

比如，在維米爾《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年輕女子》和范·德·布赫的《玩牌人》中，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毛毯、水果盤、帽子甚至仆人，這些都是世界的各個地區(qū)打破隔絕，走向全球化的證據(jù)。

瓷 器

瓷器，來自中國。我們看畫時，目光會先投向那個少婦，但在維米爾那個時代，那只盤子大概會和那少婦爭奪觀者的目光。在當時，那樣的盤子賞心悅目，但仍舊不常見，而且貴得并非人人都買得起。在那之前一二十年，中國瓷盤鮮少出現(xiàn)在荷蘭繪畫中，但那之后一二十年，中國瓷盤到處可見。

17世紀50年代那十年，正是中國瓷器在荷蘭藝術(shù)里——一如在荷蘭人生活里——贏得一席之地的年代。17世紀的荷蘭畫家將靜物打造成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而中國瓷器正是這種新流行的繪畫體裁表現(xiàn)的一部分。畫家挑選可差不多歸為一類的東西（水果）或看來表現(xiàn)同一主題（腐敗、虛華的象征）的東西，然將較小的東西（例如水果）聚攏，雜亂擺放成堆，同時傳達出動感的那種東西。

中國瓷器初抵歐洲，讓見到或拿到的歐洲人大吃一驚。要歐洲人形容那東西，他們只能想到拿水晶來比擬。上了釉的表面堅硬而富有光澤，釉底圖案輪廓鮮明，色彩亮麗生動。最上等的瓷器薄到對著光看的時候，可以看到另一面拿著瓷器的手的影子。

波斯人很早就喜愛中國的陶器，8世紀起波斯就有中國陶器販賣。波斯陶工造不出像中國陶那么白的陶器，于是發(fā)展出用仿似中國釉的不透明白釉掩蓋灰黏土的技法。他們在白底上繪上藍色裝飾圖案，以本地的鈷為藍顏料，效果不凡。13世紀波斯、中國都在蒙古人統(tǒng)治下，因而有更直接的往來，中國陶工更容易將產(chǎn)品推入波斯市場。一貫敏于市場需求的他們，調(diào)整產(chǎn)品外觀，以符合波斯人的品位。將鈷藍裝飾納入圖案，就是他們調(diào)整的地方之一。中國的鈷，顏色比波斯的鈷淡，于是景德鎮(zhèn)的陶工開始引進波斯鈷，以制造出他們認為能迎合波斯買家需求的顏色。

元代景德鎮(zhèn)青花瓷盤

1596年，荷蘭讀者從揚·惠根·范·林斯霍滕筆下，首度知道中國瓷。范·林斯霍滕是荷蘭人，但受雇于葡萄牙人，前往印度工作。他那暢銷的《旅行日記》，啟發(fā)了下一代的荷蘭世界貿(mào)易商。范·林斯霍滕在果阿的市場見到中國瓷器。他沒去過中國，但搜集到有關(guān)此貨物相當可靠的情報。“說到那里所制造的瓷器，”——在此他所說的中國是從果阿打聽來的——“大家聽了絕對不相信。那些瓷器每年外銷到印度、葡萄牙、新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范·林斯霍滕得知，瓷器造于“內(nèi)陸”——如景德鎮(zhèn)——而且只有次級品外銷。“精美得水晶玻璃都比不上”的一級品，留在國內(nèi)供宮里使用。

至少從15世紀起，印度商人就已開始將中國瓷器帶進南亞次大陸。瓷器販子將瓷器從中國內(nèi)陸運到中國東南沿海，轉(zhuǎn)賣給東南亞的中國商人，那些中國商人再轉(zhuǎn)手賣給印度商人。繞經(jīng)非洲的海上貿(mào)易路線的開辟，立刻替瓷器打開了歐洲市場。葡萄牙人是最早在果阿取得中國瓷器的歐洲人，但是再過不久，他們就會將貿(mào)易路線拓展到華南，進而可以在那里向中國批發(fā)商直接批貨。那是荷蘭人想?yún)⑴c的路線，而不久之后他們也如愿以償。但最早運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大批中國瓷器，并不是荷蘭人千里迢迢運來，而是荷蘭人、葡萄牙人在公海上敵對的結(jié)果，而且就發(fā)生在圣赫勒拿島外海。

17世紀初，瓷器初抵歐洲北部的時候，價格高到大部分人都買不起。莎士比亞在1604年寫成的《一報還一報》中，讓劇中丑角龐貝以他妓院老板咬弗動夫人最后一次懷孕的冗長故事，逗得愛斯卡勒斯、安哲魯哈哈大笑。而他說那故事時，提到她叫人端來梅子干。“那時我們屋里就只剩兩顆梅子，放在一只果碟里，那碟子是三便士買來的，您老爺大概也看見過這種碟子，不是瓷碟子，可也是很好的碟子。”咬弗動夫人的妓院經(jīng)營得不錯，買得起好碟子，但還是買不起中國碟子。

但就在僅僅十年后，這樣的臺詞就顯得不合時了，因為十年后，中國瓷器開始大量涌進歐洲市場，價格開始下滑。一如撰寫阿姆斯特丹史的作者在十年之后所觀察到的那樣，“瓷器數(shù)量與日俱增”，以致中國碟盤已“和我們密不可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幾乎無時不用到”。到了1640年，有個走訪阿姆斯特丹的英格蘭人說道，“不管是哪種地位的人家”，家里都有很多中國瓷器。

帽 子

氈帽，來自北美。從當時描繪的著軍服荷蘭紳士的許多肖像畫來看，維米爾需要一頂氣派的毛氈帽，和《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中那位軍官所戴一模一樣。若戴貝雷帽，會被人視為輕慢，而鐵頭盔戴起來又不舒服，只有作戰(zhàn)時才戴。身為民兵，代表擁有特定的社會地位，而且必須穿著得體，以免有失身份。

維米爾死后，妻子卡塔莉娜·博爾涅斯擬出他身后財產(chǎn)清單，以作為她申請破產(chǎn)的依據(jù)，清單中有一柄長矛、一具胸鎧、一具頭盔，但沒有槍和軍服。從當時描繪的著軍服荷蘭紳士的許多肖像畫來看，他需要一頂氣派的毛氈帽。

15世紀之前，歐洲制帽匠用歐洲的海貍毛皮，作為制造帽子所需的毛氈材料，但因為過度捕捉，海貍數(shù)量減少了十之八九，而北歐開墾荒地又摧毀了它們的天然棲息地。然后毛皮貿(mào)易轉(zhuǎn)移到北方的斯堪的納維亞，但過度捕捉又使斯堪的納維亞的海貍滅絕，海貍毛皮帽的生產(chǎn)隨之斷絕。

到了16世紀，制帽匠不得不用綿羊毛制作毛氈。羊毛氈不是理想的制帽材料，因為毛質(zhì)較粗，且沒有海貍毛那種如茅草般蓬松的天然特性。毛氈制造者可加進兔毛，用以促成這種覆頂效果，但成品仍不如海貍帽結(jié)實。碰到下雨，羊毛氈往往吸水而不排水，一旦變濕，馬上就會變形。羊毛也因為顏色灰撲撲而不討人喜歡。羊毛可以染色，但毛氈匠所用的天然染料，固著不牢，特別是碰到下雨時。羊毛氈也沒有海貍毛皮那種強度和柔韌性。荷蘭窮人戴的標準帽子——連帽——就是用羊毛氈制成，因此會下垂。

左：18—19世紀海貍帽的各種形態(tài)

右：一群帶著海貍帽的男人，1886年

16世紀末，出現(xiàn)海貍毛皮的兩個新來源。第一個是西伯利亞。俄羅斯設(shè)陷阱捕獸的獵人進入西伯利亞，尋找更理想的獵捕地點。陸路運送遙遠，而荷蘭人雖試圖掌控波羅的海貿(mào)易，確保毛皮穩(wěn)定輸入歐洲，但俄羅斯貨源不穩(wěn)定。另一個新辟的來源是加拿大，開辟的時間約略相同。在圣勞倫斯河注入大西洋處的北美東海岸捕魚的歐洲人，發(fā)現(xiàn)東部林地里海貍眾多，且人設(shè)陷阱捕獸的土著獵人樂于高價賣出海貍毛皮。

加拿大的海貍毛皮于16世紀80年代開始小量出現(xiàn)在歐洲市場，隨后需求暴增。海貍帽重新大為流行。這個時尚首先在商人圈流行，但又過了幾十年，就擴延到宮廷、軍方的上層人士。不久，凡是講究派頭的人，必然有頂海貍帽。17世紀第二個十年，海貍帽的價格漲到羊毛氈帽的十倍之高，使帽子市場一分為二：一種是買得起海貍帽的人，另一種是買不起海貍帽的人。價格分割的結(jié)果之一，是出現(xiàn)繁榮的二手市場，供應(yīng)那些買不起新海貍帽而又不想將就羊毛氈帽的顧客需求。歐洲諸國政府擔心通過虱子傳染的疾病散播，嚴格規(guī)范二手帽的市場。

買得起海貍帽的人比派頭、比身份，制作海貍帽的商人爭奪市場占有率，兩者合在一起使制帽匠競相制作出更為稀奇古怪的帽子，以領(lǐng)先競爭對手。海貍帽開始講究顏色和表面絨毛的細微差異，這場時尚熱潮持久不消。帽頂抬高、壓低，變窄、變寬，拱起、下陷。帽檐于1610年時開始變寬，隨時尚而翻起或垂下，但整體趨勢是愈來愈大。帽子加上彩色帽帶，以標榜真正的時髦，帽帶上則嵌入酷炫的裝飾。

花 毯

花毯，來自土耳其。盤子所置身的那張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國之物。那些東西未引來鄙視或不安。它們是美的，且來自制造美好且可以買到美物的地方。就這么簡單，而光是這樣就足以使之成為值得購買之物。

維米爾的《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年輕女子》，約略與《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繪于同時。我們看到同樣的樓上房間、同樣的桌椅，甚至穿同樣衣服的同一個女人，我想那應(yīng)該又是以他妻子卡塔莉娜·博爾涅斯為模特繪成的。兩幅畫中女子的動作有異，但所要闡述的事大同小異：男女之間的追求示愛。

在《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中，這件事明顯無隱，我們看到男子正在追求女子。相對而言，《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年輕女子》中，只看到那女子。男子存在于畫中，但不是具體的存在，而是在女子所讀的信中。他在外地，可能在半個地球之外。她在窗邊，就著陽光讀信，但這一次，窗不只是半開，而是大大敞開。情郎離家在外，只能透過書信對她傾訴。情郎遠在他鄉(xiāng)，促使維米爾營造不同的氛圍。在她聚精會神看著我們無緣看到的字句時，輕松交談的明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內(nèi)化的緊張。

如果說這兩幅畫展示的空間和主題相同，那么它們所展示的物品卻有所不同。《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年輕女子》，畫面不凌亂，但畫中的東西卻較多，且那些東西的作用不只在營造視覺活動。為了平衡這些叫人眼花繚亂的東西，維米爾讓墻壁空無一物。空白但不是單調(diào)蒼白，這無疑是西方藝術(shù)里質(zhì)感最豐富的空墻之一。X光分析顯示，維米爾最初讓那面墻上掛了幅丘比特畫像[后來他在《站在古鍵琴邊的女士》用到這幅畫像]，讓觀者知道她在看情書，但后來他決定不用這類明顯的象征性暗示，而將它涂掉。

《站在古鍵琴邊的女士》

為了讓房間帶有縱深和立體的感覺，他用了垂簾這項傳統(tǒng)手法，一張簾子掛在敞開的窗子上，另一張則拉到前景處一側(cè)，仿佛有人將它拉開，露出了這幅畫（在畫前掛上簾子，以保護畫免受陽光曬壞和其他傷害，是過去常見的做法）。桌子蓋上了布，這次蓋的是色彩艷麗的土耳其地毯——一如今日，這類地毯太值錢，舍不得鋪在地上——而且地毯一端擠成一團，讓畫面顯得生動有力。

相對而言，在歐洲，中國之物帶來較大的沖擊。在那里，差異使人想要擁有。歐洲人往往將之融入自己的生活空間，甚至更有過之，為此修正自己的審美標準。維米爾《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年輕女子》前景處所放置的那個盤子，是外國之物，而那盤子所置身的那張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國之物。那些東西未引來鄙視或不安。它們是美的，且來自制造美好且可以買到美物的地方。就這么簡單，而光是這樣就足以使之成為值得購買之物。

這類外國之物在歐洲人的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中國人的居室里則沒有。到頭來，這個問題與審美或文化無關(guān)，癥結(jié)在于各自能以何種心態(tài)來看待更廣大的世界。有荷蘭官方全力支持的荷蘭商人，當時行走全球，將足以具體傳達世界另一頭是何風貌的神奇東西，帶回科爾克碼頭。代爾夫特人把中國的碟盤視為他們幸運的象征，幸福地在自家里擺出。它們當然美，而且荷蘭家庭喜歡那種美所帶來的樂趣。而中國碟盤出現(xiàn)于荷蘭人家，也象征了看待世界的正面心態(tài)。

仆 人

仆人，來自非洲。擁有黑童仆（而且通常是男童）的人，想要炫耀自己所擁有的黑仆。那既象征你的個人財富、高尚的資產(chǎn)階級品味，還象征你有見識，知道在你所活躍的社交領(lǐng)域里，這些是有意義的表征。如果你是女的，你的黑奴是個男童，有他一同出現(xiàn)在畫中，還能突顯你的膚色、你的白皙、你的性別、你的高人一等。

從維米爾的每一幅畫作，我們都無法得知代爾夫特當時有沒有非洲人。范·德·布赫的畫作則告訴我們，那時已經(jīng)有了。15世紀起就一直有少數(shù)非洲人來到歐洲，但是在17世紀，低地國境內(nèi)的非洲人數(shù)量顯著增長。非洲人來到歐洲，在安特衛(wèi)普、阿姆斯特丹這兩座港市充當水手、勞工、仆人，大部分都是奴隸之身。這兩個城市的法律，允許奴隸一進入其市政當局的管轄范圍，就可向當局請求解除奴隸身份，但似乎少有奴隸申請。

對于佛蘭德斯或尼德蘭境內(nèi)的非洲人而言，若真能通過法律取得自由之身，生活可能還是沒什么改變，因為除了在別人家里幫傭干活，他們幾乎別無出路，而且即使法律判定他們是自由人，他們還是幾乎脫離不了買下他們的男主人或女主人。《玩牌人》里的那個男童，就是這幅畫中的門，引領(lǐng)我們進入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一個以旅行、移動、奴役、混亂為特征的世界。這個世界這時正漸漸滲入低地國的日常生活，把活生生的人從土生土長的地方帶到遙遠的異地。

對于繞行好望角的荷蘭船只而言，1647年這年特別不祥。四個月前，“新哈勒姆”號在其第四趟往返巴達維亞的返程途中，在好望角附近沉船，乘客被困在該地將近一年才獲救。生還者一回到阿姆斯特丹，就游說荷蘭東印度公司讓他們回到非洲的最南端，墾地殖民。該公司并不熱衷于在海外占領(lǐng)非從事貿(mào)易所必需的土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把貿(mào)易力量當作軍力來施展，通過貿(mào)易占領(lǐng)土地，但荷蘭人與此不同，他們只想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四處游走。

經(jīng)過五年的密集游說，有些生還者終于得以回到1647年他們上岸的地方，在該地開墾定居。那是第一批遠赴好望角墾殖的荷蘭人，為南非步入白人殖民、黑人為奴的社會體制揭開序幕。這套體制花了三個世紀的時間建構(gòu)而成，然后在20世紀末期經(jīng)過幾十年動蕩歲月才告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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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奴隸》，奧古斯特·弗朗西斯·比亞爾，1840年

由于煙草需求增加，在17世紀第二個十年開辟殖民地已不再只是投機風險事業(yè)。海貍毛皮資助了法國人在美洲北邊的探險活動，煙草則為英格蘭人移民弗吉尼亞，侵占當?shù)赝林送恋靥峁┝速Y金。

但是，煙草要成為商品作物，還得有其他因素來加持。煙農(nóng)發(fā)現(xiàn)光靠自家人丁，還不足以應(yīng)付煙田所需的農(nóng)活。耶穌會士雖然已經(jīng)在南美洲說服印第安人在煙田工作，但大部分印第安人不愿干這個活。就算是強逼，他們也會在晚上溜走。解決之道乃是找到無法反抗，只能乖乖干活的人力，也就是奴隸。向來善于看出哪種風險事業(yè)有利可圖的荷蘭人，搶先投入這一行。

由荷蘭政府授權(quán)成立的另一家公司，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WIC），從17世紀30年代起，在南大西洋的兩岸都打下堅固據(jù)點，并利用這項地利，在非洲買奴隸，賣給加勒比海、巴西的煙田主人。隨著其他商人投入販奴生意，荷蘭西印度公司在大西洋兩岸的殖民地于17世紀40年代失守大半，但在17世紀最后的二十五年之內(nèi)，撇開駛往南美洲的奴隸船不算，西印度公司駛往加勒比海的奴隸船，一年就有三到四艘。

隨著這種新的勞動力安排問世，新的貿(mào)易體系跟著誕生。煙草（還有糖）這一作物給美洲殖民者帶來利潤；非洲的奴隸提供人力，使殖民者得以借助種植園生產(chǎn)作物；南美的白銀被拿來購買商品，由歐洲和美洲流向亞洲。當時的三大商品——白銀、煙草、用來開采銀礦和采收煙葉的奴隸——共同為美洲的長期殖民化奠下基礎(chǔ)。其他商品也漸漸納入這種跨國安排，從而使歐洲得以在接下來三個世紀主宰大半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