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文 捧著作家馮杰的《閑逛蕩：東京開封府生活手冊》，不用掀開書皮兒就知道是河南人寫的，書頁墨香中摻著一點荊芥，還漂著一點油嗤啦。出生在廚師之鄉(xiāng)長垣的馮杰，跟開封一條黃河之隔，他帶著讀者趟過河，在《清明上河圖》里閑逛蕩一番。一千年過去了，《東京夢華錄》的遺民氣已經淡去，現(xiàn)代人馮杰回過頭去，從味覺出發(fā)，重新探索汴梁的聲色和犬馬。

《閑逛蕩：東京開封府生活手冊》
馮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2023年11月

這是貨真價實的閑逛蕩，馮杰在《清明上河圖》里數(shù)人頭，他查出圖里一共有824個人物，95頭驢牛騾子馬。不過中原人的幽默藏不住，《戴院長吃豆腐》一篇寫的是戴宗去東京出差，被一盤麻婆豆腐麻翻在地，文末突然來了一句：“忽然聽牛老板高聲叫：快看，杞縣的大詩人王耀軍來了，當代詩壇神行太保。我今天要請他給我墻上題詩，中午上豆腐全宴。馮老師，你一定得來作陪！”

我頓時胖臉緋紅，果然親不親家鄉(xiāng)人，馮老師這是把我植入進去了嗎，我本名就叫耀軍啊。不過謹慎起見，還是查了一下，到底那個杞人憂天的地方有沒有一個叫王耀軍的詩人。這一查不要緊，人家有百度百科，落榜老高中生，精神略有失常，浪游中州大地，收容如同吃飯，經常在墻上刷他的詩和嘉言，其中一面破墻刷：“中國六千年來四大名人：伏羲氏創(chuàng)天下，毛澤東打天下，鄧小平治天下，王耀軍游天下。”落款1994年寫于周口。

把悲劇當喜劇，把苦難當笑話

王耀軍是河南作家宿命式的趣味，發(fā)自本能的戲謔。這種與生俱來的中原味道，在河南作家以外很難發(fā)現(xiàn)。

作為一個文學門外漢，我看書的方式就是亂讀，跟著氣味走，越熟悉越共鳴，所以打小對河南作家情有獨鐘。中學時讀李凖的《黃河東流去》，描寫黃河發(fā)大水：

“怎么這么大灰氣？什么也看不清！”話音還沒落地，只見從東北方向，齊陡陡，一丈多高的黃河水頭，像墻一樣壓了下來。李麥還當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幾個大麥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聲喊：“水！黃河水下來了！”

作為一個住在黃河邊，曾坐著木船橫渡黃河的孩子，看到我的口頭語“齊陡陡”入了書，看到黃河之水天上來，心里咣當一下，就魘住了，癔癥了，用現(xiàn)在的話說叫“入坑了”。

讀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也是十幾歲。1960年代，李銅鐘為了不使鄉(xiāng)親們在大饑荒中餓死，帶領社員搶了糧庫5萬斤糧食，最后入獄而死。故事很悲慘，我卻只記住了里面的喜劇情節(jié)，愛國衛(wèi)生運動評比大會上，“張雙喜謙卑地說‘俺李家寨衛(wèi)生運動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頭。可經過領導幫扶，向先進看齊，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驢兒總算養(yǎng)成了刷牙的習慣。……’真是語驚四座，使得外隊的所有匯報統(tǒng)統(tǒng)黯然失色了。”當時年紀太小，只顧著樂，后來才明白，把悲劇當喜劇寫，把苦難當笑話寫，寫出大悲劇、大苦難，寫出對政治忍不住的關懷，對腳下土地“恨之入骨”的愛，那是我們河南作家的獨門秘籍。在這方面，河南作家有某種共同的特質，而且很難被模仿。

今年是金庸100周年誕辰，我正在重讀他老人家的武俠小說，滿腦子都是武俠。于是惡搞了一下，把我喜歡的河南作家——當然是還在世的，編入我最喜歡的一個武俠組合——江南七怪。這純屬生拉硬拽，其實并不匹配，但為了好玩我就不要命了。陣容如下：飛天蝙蝠李佩甫、妙手書生劉震云、馬王神閻連科、南山樵子李洱、笑彌陀劉慶邦、鬧市俠隱馮杰、越女劍梁鴻。安排陣容的時候，有熱愛武俠的朋友提議，越女劍也可以是寫《寶水》的喬葉，她是我們河南的寶貝疙瘩。

飛天蝙蝠年紀最大，武功也高，是帶頭大哥。當年《羊的門》一出，群雄束手，至今仍屬于獨孤九劍級別。妙手書生性格詼諧，喜歡講笑話，所以《一日三秋》里花二娘在延津聽了三千年笑話。馬王神有三只眼，能看穿世道，正如《受活》的狂想現(xiàn)實主義。南山樵子言必有中，切中要害，《應物兄》對知識分子的刻畫亦入骨入魂。笑彌陀為人謙和，擅長死磕，當年讀《神木》沖得我潸然淚下，而且劉慶邦有佛相，有慈悲心。鬧市俠隱街上閑逛，寫寫畫畫，傾吐著對《北中原》的土味情話。越女劍錦心繡口，一生要“出梁莊記”，卻又念叨著“中國在梁莊”。

這個陣容一擺，我就有了我們村的老娘們當街一站、兩手掐腰、腆胸迭肚的氣勢，走向世界不敢講，沖出亞洲問題不大。

河南作家文學地圖

在北京與河南老鄉(xiāng)吃飯的時候，總要互相問一下對方是豫南豫北，還是豫東豫西，然后有一番說辭，什么焦作人肯吃苦，信陽人能抱團，濮陽人愛享受，周口人膽子大，洛陽人長得好看，南陽人有文化，都能給你盤個三四五六。當然任何一個省都有這種傳統(tǒng)。

這個道理用在文學上也一樣成立。學者楊義有一個口號：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他在《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里寫道：“中國文學如《詩經》《楚辭》從源頭上就與地理結緣，這是一個古老的農耕社會帶根本意義的情結和模式，不講地理淵源是不能講到這些文學經典的根的。”

《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
楊義 | 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把文學地圖的研究方法轉換成讀書的方法，再去讀河南作家的作品，畫一幅河南文學地理草圖，應該也挺有意思。比如劉慶邦是周口沈丘縣人，屬于豫東，他寫的小說《神木》被改編成電影《盲井》，如果不了解他的“宦游地”——當過新密的煤礦工人，就難明白為什么能寫出《神木》，以及那么些煤礦題材小說。

李佩甫是許昌人，他在《羊的門》里寫自己的豫中平原：“踏上平原，你會聞到一股干干腥腥的氣息，稍稍過一會兒，你會發(fā)現(xiàn)這氣息偏甜，那甜里還含著一點澀，一點膩，一點點沙。”“這就是平原的氣息，平原的氣息是叫人慢慢醉的。春日里，那雨后新濕的鄉(xiāng)間土路上，那隱隱的酒氣里會泛出一股女性的肉味……腐酸里會散出一股男人下體的臭味。”許昌離漯河的南街村只有幾十里地，那可是中國最有名的村莊之一。如果李佩甫沒有好奇地看過南街村，如果《羊的門》里呼天成沒有受到王宏斌的神秘啟示，那我敢輸點啥。

梁鴻是南陽鄧州梁莊人，南陽和襄陽爭了一千多年諸葛亮，有學者考證，其實諸葛亮生活在鄧州，只不過鄧州人不愛爭，也不愛吭。梁鴻的人生，是那種在最貧瘠的環(huán)境里最堅韌地掙扎，把自己拔出泥沼的故事。她的前半生就是拼命出去，走出去的時候流著眼淚，后半生就是頻頻回去，回去的時候也流著眼淚。梁鴻和梁莊的關系，像地頭上的蒺藜一樣扎得疼，又像疙疤草一樣砍不斷。

閻連科是洛陽嵩縣人，從村莊出發(fā)到部隊，最終到大學教書。閻連科開玩笑說他們村是世界的中心，因為河南古代是中原的中心，他們嵩縣又是河南的中心（洛陽“處于天下之中”），他的村子荒誕又永恒，生了人不報戶口，死了人不注銷戶口，最富的人上億資產，最的窮人吃不起餃子。村里的男女談戀愛，女的不同意，男的潑了女的硫酸，但是女方不找警察，而是對男人說，要么娶了她，要么賠10萬塊錢。不管多么神魔，多么狂想現(xiàn)實主義，《受活》就是寫的他的村莊，不管《丁莊夢》多么灼痛，寫的也是對自己鄉(xiāng)親的感情。閻連科說，如果丟掉村莊，他就丟掉了一切。

李洱是濟源五龍口鎮(zhèn)五龍頭村人，屬于豫西，在古代是荒僻之地，《水滸傳》里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的地方，離李洱家也就幾十里地。李洱偏重寫知識分子，但寫鄉(xiāng)村也是高手，《石榴樹上結櫻桃》里的農村人，在河南作家里最具現(xiàn)代氣質，在其他人向后看的時候，他筆下的鄉(xiāng)村在向前看。

劉震云老家延津已經和高密、額爾古納河右岸一樣，成為一個文學地名，被寫進了中國文學地圖。延津、塔埔、黃河、渡口、傳教士，劉震云建構了一個延津文學王國。那里是黃河的災區(qū)，北方的大饑荒場場不落。外國傳教士老詹去延津傳教，被從教堂趕到一個破廟，每天晚上都要給菩薩上香：“菩薩，保佑我再發(fā)展一個天主教教徒吧。”

劉震云跟延津開著玩笑。他在《故鄉(xiāng)相處流傳》里讓曹丞相路過延津，軍隊秋毫無犯，夜深人靜的時候除了捏捏腳，另一個愛好是玩婦女，要求比較寬松，說“生瓜蛋子有什么意思？”所以鄉(xiāng)親們很擁護他。有天曹丞相問：“豬蛋，我這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豬蛋啐口唾沫答：“什么特殊，我們延津幾十萬人，連吃帶日，還管不起你一個！”玩笑歸玩笑，劉震云的小說人物，同樣一輩子在出延津和回延津之間糾纏，我們豫北話叫“嬲”。

馮杰家在長垣，有那么幾回曾屬于濮陽，是離我最近的河南作家。馮杰家離延津百十里地，都是豫北。劉震云不安分，馮杰安分。不管《北中原》《午夜異語》還是《閑逛蕩》，讀的時候我常發(fā)出兩聲感嘆，第一聲是謝謝他為我們北中原記錄了即將消失的習俗、童謠、笑話、傳說、鬼故事，正被年輕人淡忘的吃食，感謝他為平原上的豬馬牛羊猴兔、棉花、大豆、秦椒、核桃、鯉魚作傳，他是鬼魅仙妖的知心老哥；第二聲就是感嘆我的娘啊，幸虧馮杰老師心無旁騖，連個普通話都懶得講，否則我們這塊黃河沙土地拿什么留人。

文學的出走與留守

在《文學地圖與文化還原》里，楊義還寫：“文學地理學第一個問題是地域文化，第二個問題是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還有作家群體的匯合、形成和最后風流云散的集散地。”我們河南這江南七怪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從豫南、豫北、豫西、豫東各自的鄉(xiāng)村出發(fā)，經過當兵、考學、轉干、分配、教書、當記者、考研、調動、考博，就像聽到了某種集結號，就像《十月圍城》里某個奇怪的目標，最后落腳在鄭州和北京兩個地方。在大學里、協(xié)會里謀生，在大城市窩蜷下來，然后一趟趟地回老家。北京和老家，都成了并非久居之地的“梁園”，把嘆息和孤獨感撒了一路。他們的人生軌跡，一半是出走，一半是留守。

我對劉震云小說中一個情節(jié)記憶深刻。老汪的女兒掉水缸里淹死了，老汪很傷心，他帶著家人離開延津，“他一直往西走，到了一個地方，感到傷心，再走。從延津到新鄉(xiāng)，從新鄉(xiāng)到焦作，從焦作到洛陽，從洛陽到三門峽，還是傷心。三個月后，到了寶雞，突然心情開朗，不傷心了，便在寶雞落下腳。”

這個情節(jié)不僅屬于傷心的老汪，也是作家走出家鄉(xiāng)的某種隱喻。

作家的宦游和流放不獨指古代（流放文學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學類型），放在現(xiàn)當代作家身上一樣適用。李洱的《導師死了》《花腔》《應物兄》，和他的人生經歷有解不開的聯(lián)系，包括《石榴樹上結櫻桃》，仍然是走出鄉(xiāng)村的知識分子對鄉(xiāng)村命運的思考。梁鴻如果沒有走出梁莊，就不會有文學地圖上的梁莊。

梁鴻的學者式寫作，閻連科的世界性寫作，劉震云的哲學式寫作，李洱的知識分子式寫作，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流放文學。他們的肉身出走，而文學經過淬火之后回歸。像寇流蘭和伍子胥，寫起故鄉(xiāng)來，反手一刀并不留情，因體會得深沉，所以扎的都是腰眼。但感情也是藏不住的，這就是忍不住的關懷，是恨之入骨的愛。他們共同體現(xiàn)出一種經過改造后的中原情結。他們站在了中國文學地圖的腰眼上。而馮杰選擇了中國文人的寫作方式，用筆記式寫作，詩、書、畫、文一起，為中原畫像，打著一個幡兒，搖著鈴鐺招著魂兒，這是一種自覺的文學留守。

關于出走與留守，在古代和現(xiàn)代，在文學和社會，在鄉(xiāng)人和知識人，都是值得探究的話題。一篇小文，一點感想，想不了那么深，累得眼疼，只有停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