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浪/文

三星堆是一段擺在你面前的亦神亦實的歷史。根據(jù)最新的披露，在增加了“YES”的同時，也在繼續(xù)增加著疑問。比如，三星堆為什么迄今沒見到兵器？為什么沒有墓葬？超越同時代的黃金文化何來何去？就不說他們的“縱目”了……

實在相像

其實不必總強調(diào)三星堆是本位文明，它就出在你這兒。倒是異域文明間的交流路徑和融匯結(jié)晶是極其值得關注的。

此次三星堆八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神壇，包含13個人物，展現(xiàn)了古蜀人的祭祀場景。相信不僅是我，還有人會聯(lián)想到它南方600里外的古滇國貯貝器。

根據(jù)圖片和報道，神壇整體高度近1米，可分為臺基、人像、神獸3層。最底部為臺基，中間部分總共13尊人像，他們有跪有坐，莊嚴肅穆。人像共分為4組，四人似樂舞，四名身材壯碩的力士抬著步輦，步輦上為平臺，平臺上坐一神獸，神獸腰身上有一尊人像，腰部已殘斷，構成了神壇的第三層結(jié)構。無論就表達祭祀的場景，分鑄焊接的工藝，人物的服飾神態(tài)甚至動作，還有在有限平面上的青銅工藝敘事，都與滇國貯貝器相當接近。唯中間相差了近千年。

八號坑已經(jīng)明確斷代為三千年前商晚期（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大約正是三星堆八號坑的這個時候，云南進入青銅文明。云南考古界認為，距今3155年左右的商代中晚期開始，云南地區(qū)進入了青銅時代，一直到距今兩千年左右的西漢末期結(jié)束。在這一千多年的漫長時段里，云南各地鑄就了難以計數(shù)的精美青銅器，在戰(zhàn)國中后期至西漢末期的滇文化里，古代云南青銅文明走向了高峰。

滇地貯貝器分為五種類型，包括提桶形、束腰筒狀、銅鼓形和異形。一般認為，貯貝器系由銅鼓賦能演化而來。而銅鼓中年代最早的，是1976年在楚雄萬家壩23號墓中出土的“萬家壩型銅鼓”，斷代為春秋時期（前770至前476）。而貯貝器中最精致繁縟的重器可算是1956年出土于晉寧石寨山12號墓中的“詛盟場面銅貯貝器”，上鑄圓雕立體人物是三星堆八號坑神壇的十倍，共127人（殘缺者未計入），以干欄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動為中心，表現(xiàn)了滇王殺祭詛盟的典禮場面。專家斷代為西漢時期。

這就是說，在三千年前的三星堆時代與兩千一百年前滇王降漢前后，期間九百年，滇、蜀之間的交流暢通，在青銅鑄造技術上古滇國直接繼承和發(fā)展了三星堆古國的文化。

從三星堆到古滇國

如同對古蜀國的主要記載都在《華陽國志》里一樣，對古滇國的記載也主要在司馬遷的《史記》中。面對文物找文獻中的印證是此刻考古學家們的功課。

《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對古滇國的記載大抵說滇是西南的一個部族，位置在夜郎的西面，他們主要是以農(nóng)業(yè)為主，司馬遷還記載了古滇族人的發(fā)型是“椎髻”。大概就是一根一根的編辮子。

八號坑神壇上的人物形象繼續(xù)著三星堆的大眼、高鼻、闊嘴，還有“椎髻”的發(fā)型。云南貯貝器上，這類的發(fā)式形態(tài)更多種多樣。

八號坑神壇上四名力士肩扛四條木杠上的步輦。這個東西，新聞中叫“轎子”，我認為稱“步輦”更合適些。《周禮·鄉(xiāng)師》“與其輂輦”，注:“人挽行”。《詩經(jīng)·小雅·黍苗》“我任我輦”，《左傳·襄公十年》“輦重如役”，都是扛著一個不復雜的乘具使乘坐者高高在上，還沒有“轎子”那般繁復。八號坑神壇扛著的是神獸及神獸上的人，貯貝器上扛著的往往是個貴婦人，這顯示云南兩千多年前社會結(jié)構中母系的地位，迄今在瀘沽湖還有孑遺。

云南貯貝器大體是兩類內(nèi)容，一種是動物，如牛、虎造型。再一類是祭祀中寫實的人群。其實動物也應與民間崇拜相關。

把當年最貴重的金屬鑄造了人們最尊崇的祭祀儀式，使那隆重的天人神通的情景固定在傳世視覺里。使“神圣”的時空延續(xù)，這與后人在教堂神殿里雕塑造神造偶像是一個意思。

《史記·西南夷列傳》里司馬遷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記載。約在公元前339年，楚國欲將勢力范圍擴展到西南，派楚將莊蹻入滇。不久，秦國滅了巴國和蜀國，莊蹻失去了與楚國本土的聯(lián)系，于是，“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這是史料中明確記載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無從考證。但在莊蹻入滇之前的若干年里，滇人青銅文化已進入鼎盛時期。考古學家李昆聲說，拋開藝術成就的因素，這時的楚文化應比滇文化先進，至少，楚人穿鞋子，而滇人打赤腳。

貯貝器是滇國特有的青銅器物，是與銅鼓地位相當?shù)?國之重器"，是為滇國王權的象征。我們捋一捋時間：三千年前三星堆青銅文明發(fā)展燦爛，兩千五百年前滇地始有銅鼓文明，兩千三百年前莊蹻把楚地崇尚神鬼的巫祝文化帶入滇中，與三星堆青銅鑄造技術匯合成貯貝器文化。與西漢雄強文化接觸后，貯貝器藝術發(fā)展到極盛階段，兩千一百年前（漢元封二年前109），滇王降漢，古滇青銅文明還有一截延續(xù)。

因此說古滇貯貝器繼承了三星堆的祭祀文化、寫實藝術風格和青銅精細鑄造技術，是有依據(jù)的。

貿(mào)易、交通與放射性礦料

《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的滇國與巴蜀地區(qū)的人民經(jīng)常進行貿(mào)易，滇國主要是從巴蜀地區(qū)獲得漆器和絲織品，而蜀郡則從滇國獲得牛、馬及奴隸。司馬遷說：“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巴蜀與滇地間，數(shù)千年來貿(mào)易相通，這是沒有疑問的。茶馬古道的歷史上溯至少在西漢，滇國降漢后，交通全無障礙，文化大融通。《后漢書·馬援傳》中寫道：馬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這是正史中對銅鼓的最早記錄。馬援的時代是公元40年前后，內(nèi)地已經(jīng)知道了銅鼓。貯貝器是滇王埋進墓里的，與三星堆一樣，還要兩三千年后大白天下。

但還有另一條清晰的線索聯(lián)絡起商周時代的華夏交通——礦料。

這陣有個流傳廣泛的說法，說三星堆青銅器的銅料分析中，其銅鉛礦物是含放射性的，而這種特殊的含放射性的異常礦料僅產(chǎn)自南非的如意寶（Rooiberg）。因此，邏輯上三星堆文明來自遙遠的地方。

三星堆文明有外部因素介入這是不言而喻的。上古人類及其文明因氣候變化，沿幾條地理通道進行遷徙，這是智人誕生以來這十萬年有基因科學證明了的。具體到三星堆，大量海貝源自印度洋的孟加拉，總得有人把它們運進來。關鍵是，古滇國貯貝器里也都是有海貝的，與三星堆同出于印度洋！說三星堆人類當成“寶貝”的海貝一千年后傳到了古滇國，還是當“寶貝”，怕沒有大錯。

巴蜀通印度洋，地理上繞不開云南入緬甸的這條通道。但以常識計，說三千年前的云南人或巴蜀人與南非人有過從，無論多么間接的過從，我不信！連古埃及人與南非人的聯(lián)系都沒證明呢。

不就是放射性鉛的礦料嗎？這個已經(jīng)有論文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碩士研究生金正耀多年前運用鉛同位素方法測定了殷墟出土的12件晚商青銅器，并發(fā)現(xiàn)部分商代青銅器中含有高放射成因鉛。在國內(nèi)，這種罕見的異常鉛僅發(fā)現(xiàn)于云南東北部的部分金屬礦山，據(jù)此他提出了轟動學界的商代青銅器礦料來源“西南說”。這篇報道署名吳曉桐，作者單位系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載于《光明日報》2016年1月1日 第6版。我還查到云南省輻射環(huán)境檢測站馬艷芳喻亦林署名，在《有色金屬工程》2014年第二期上發(fā)表的《云南鉛鋅礦中的天然放射性》論文，稱“云南蘭坪會澤鉛鋅礦原礦中天然放射性U系含量明顯高于Th系，鉛鋅礦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比活度波動范圍較大，其整體水平不高”文中還結(jié)合他們的本職工作提到“尚未發(fā)現(xiàn)達到審管要求的伴生放射性鉛鋅礦。”

先秦時期中國的銅礦資源在湖北的銅綠山和云南的東川。當?shù)刭Y料說，先秦至秦漢時期，東川銅礦的開采和使用沒有直接的文獻記載，但通過考古研究表明，東川的銅業(yè)與殷商中原青銅文明及廣漢三星堆青銅鑄器有極大關系——殷商中原地區(qū)和廣漢三星堆的青銅鑄器中不少銅料來自東川。今東川湯丹鎮(zhèn)菜園村西約2公里處，至遲在明初已經(jīng)精細開采，是東川明清以來開采銅礦時間最早，沿襲最長的礦區(qū)之一。地名“老明槽”即為古老的露天采礦場之意。

東川入蜀地多為丘陵地貌，沒有天然障礙。由蜀地順流下荊楚進中原殷商地，這條路在三千年前雖崎嶇，卻是通的。銅綠山?jīng)]有放射性，東川蘭坪和會澤有。比“南非說”來的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