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鵬/文

追憶是一個文化母題，尤其面對逝者。前不久，又一位東吳法學的老先生過世了，他叫郭念祖，享年100歲。但是，追憶也面臨著悖論：當我們一遍又一遍述說著舊事，輕飄飄的話語便不斷地磨合著命運與時代的嫌隙，最終拱手將之消散于滾滾紅塵。如魯迅所謂，“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同時，我們也不必仿習時髦話術(shù)，稱郭先生為最后一位參與審訂《元照英美法詞典》的東吳法律人，抑或東吳法學所代表的英美法高峰正漸漸拉上帷幕。因為任何恰當卻過重的評價，都會輕易掠過那對人本身的尊重，轉(zhuǎn)而成為另一種方式的遺忘。當然，本文也難免如此。

遺忘或前行：一種什么力量

余生也晚，最初了解東吳法學，大概是閱讀2003年一篇名為《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的文章。那一年，《元照英美法詞典》正式出版，十年一劍。這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報道列述了東吳法學的輝煌成就，諸如“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lián)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yè)生。”但是，參與詞典編纂的東吳老先生們，一方面專業(yè)、勤勉、無私付出，另一方面卻直被遺忘、生境殘破、晚景凄涼。

除了文中的筆觸營造了鮮明對比，一個更深刻的細節(jié)是詞典主編薛波對一位未參與詞典編訂的東吳老人的不解：“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干干凈凈。”對此，薛波坦言：“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zhuǎn)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是的，這到底是一種什么力量？

如果遺忘是時代創(chuàng)傷下的深度休眠，一種克服外在力量的自我保護，一種合乎情理的病理表現(xiàn)，那么參與編訂詞典的東吳老人選擇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繼續(xù)前行，又是基于何種力量？他們?nèi)绾蝿裎孔约簤涯甑孽沲桑秩绾闻c帶來榮辱的法學專業(yè)和解？坦白講，我不知道。

工具性：知識、時代與命運

誠然，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1952）取得了輝煌成就。它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唯一系統(tǒng)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它是亞洲第一所比較法學院，培育比較法學及國際法人才貢獻至鉅，號稱“北朝陽、南東吳”。但是，法學作為一種近代舶來品，知識的工具性往往蓋過內(nèi)在價值，所謂輝煌亦需要時代舞臺。這里僅擷取東吳法學的幾幀畫面，以見近代法律人知識命運的時代牽絆。

東吳大學文理學院創(chuàng)設于蘇州，法科獨處于上海，又偏重英美法。這脫離不了19世紀中葉起，中外不平等條約所設定的“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而英美法一度成為適用于在華外國人，或者中外人士糾紛的法律。如梅汝璈所言，“昔年在上海開設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英美法，所授課程和美國各大學法學院大致相同。當時東吳法學院的畢業(yè)生多在上海等地做律師，辦理‘華洋案件’。”

東吳法學的高光時刻是東京審判（1946-1948），盟國組建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法庭上中方人員泰半出身東吳大學法學院。根據(jù)沈關(guān)生的研究，人員包括：梅汝璈（法官）、向哲浚（檢察官）、倪征燠（首席法律顧問）、桂裕、鄂森（檢察官顧問）、裘邵恒（檢察官秘書）、高文彬（翻譯、檢察官秘書）、方福樞、楊壽林（法官秘書）、劉繼盛、鄭魯達（翻譯）。最終將28名甲級戰(zhàn)犯繩之以法。

東吳法學的余暉大概便是編訂《元照英美法詞典》，其籌劃于1993年，完成于2003年。這并不偶然，中國正再一次融入世界。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一路南下，發(fā)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1993年底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本世紀末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法律體系。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guān)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diào)全面推進經(jīng)濟法制建設。詞典編訂的十年，也與中國加入WTO談判大致重合（1995-2001）。正如西德爾（GeorgeJ.Siedel）在詞典序言所寫，“因為法律基礎對于商業(yè)制度的發(fā)展和一個穩(wěn)定的經(jīng)濟發(fā)展來說，都是至關(guān)重要的因素，上述的益處將會鞏固中美之間的商業(yè)關(guān)系。兩個偉大的國家間的關(guān)系在全球經(jīng)濟中將愈來愈重要。”

同樣是大時代的產(chǎn)物，作為“中美元首法治計劃”（PresidentialRuleoflawInitiative）項目之一，“美國法律文庫”于1998年啟動，計劃翻譯百余種圖書，全面介紹美國高水平的法學著作和教材，由美國新聞署策劃主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

可見，東吳法律人的職業(yè)與事功，都席卷入時代洪流，而近代中國的法律人又未嘗不是陷入一種時代宿命。無論是治外法權(quán)、國際審判還是入世談判，法律從不是價值序列的基底，而只是工具箱中的備選方案。梅汝璈曾坦言，如今又“時移世易，今日中國已屹立于世界，英美法之為用與舊日大異其趣。尤自1979年以來，中國參與的國際交往日益頻繁，合作與交涉共存。”一轉(zhuǎn)身，英美法又化為“知己知彼”的利器。

當下，世界驟變，距離詞典出版又剛好二十年。

近代以降，法律知識的工具性，似乎注定了法律人也成了工具人。潮起潮落，身如不系之舟，又何必于暮年，汲汲于平生功業(yè)？蝸居于上海或北京的晦暗陋室，豈有人來問，又與誰人說？

不廢所學：使法律成為偶像

這里言及時代，并非刻意掩蓋小人物的光輝，或?qū)⒖嚯y一股腦地歸咎于看不見的大勢，而是試圖窺見那種力量：在東吳法律人與時代大潮的微妙關(guān)系之下，所學與所為之間的復雜性。

近代法學家吳經(jīng)熊，1917年入讀東吳法科，后赴美歐留學，1924年夏回國擔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首任中方院長。在回憶錄《超越東西方》中，他向美國大法官霍姆斯談及在東吳教書的喜悅之情，“沒有什么是比理智創(chuàng)造更為愉快的了！有時我出神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忘記了我活在這個不幸世界的最不幸的地方。”1929年，吳經(jīng)熊出任上海特別市法院院長，審判了著名的“盧雷特（Roulette）案”，強調(diào)“使法律成為偶像”，而非具文。“不管它是糟糕的法還是良好的法，它都是法，只要它還在法典里，它就是不可踐踏的。人無論貴賤尊卑，都得一視同仁地服從它，法官必須不徇私，不枉法。”

目光回溯，《元照英美法詞典》總審訂潘漢典教授分別于1944、1948年取得東吳法科的本科、碩士學位，并于1980年代出任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所首任所長，為比較法學開枝散葉。他在詞典緣起中寫到，“謹向飽經(jīng)風霜，傲骨依然，不廢所學，報效邦國令人愴然有感，肅然起敬的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1952）的及其他20世紀前半葉播布平等、正義的各位尊宿和賢良表示深深的謝意！”

東吳學生潘漢典的“不廢所學”，也許就是先師吳經(jīng)熊的“使法律成為偶像”，這不僅要超越中西殊途，更須超越時代劇變。如此一來，訓練并不限于知識，也容納了時代的苦難，老師吳經(jīng)熊那個“不幸世界的最不幸的地方”并不疏遠于學生潘漢典、郭念祖的際遇。所謂嗜欲淺者天機深，不平順的人生也許漸漸紓解了中國式讀書人對外在事功的執(zhí)念。如果終將和光同塵，何不與時卷舒，一步步接近法律偶像的亙久，一份超越時空的內(nèi)心確信。

關(guān)于東吳法學及其諸先進，關(guān)于近代中國法律及其嬗變，關(guān)于歷史之賡續(xù)與變造，何曾不是尋常見、幾度聞，只是在落花飄雪的時節(jié)又逢君。宇文所安將回憶看做引誘，也許并不恰當，只是“通過回憶，我們向死去的人償還我們的債務，這是現(xiàn)在的時代對于過去時代的報償。”雖然，追憶是另一種方式的遺忘。但愿，在時代的車轍下，我們也可以不負知識的教養(yǎng)。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本文參考文獻包括：《元照英美法詞典》，薛波/主編，潘漢典/總審訂,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超越東西方》，吳經(jīng)熊/著，周偉馳/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東吳歲月·譯林雜談》,陳忠誠/著，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培養(yǎng)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大學法學院》，艾莉森·W·康納/文，王健/譯，載《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2期；《為祖國爭光的“東吳”法律人》，沈關(guān)生/文，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5月13日第6版；《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xiàn)》，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北京三聯(lián)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