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晨/文

1960年代，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曾經發(fā)生了一次堪稱經典的勞資對話。福特的老板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主席就薪酬問題談判，工會醞釀著通過集體談判要求加薪，資方卻強調勞動者加薪的結果是公司喪失競爭力。福特的老板指著流水線上的機器人對工會主席說：看看這些已經使用的機器人，別再要求加薪了，不然我們將不得不用機器人取代所有的工人。工會主席的回答很簡單：工人都被機器人取代了，誰來買福特的汽車呢？

過去三十年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帶來了更激烈的競爭，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尋求更便宜的勞動力，以及最優(yōu)惠的稅收地，設計出日益復雜的產業(yè)鏈。這種全球化雖然給全球消費者帶來了越來越價廉物美的商品，卻也給像美國這樣的曾經的制造業(yè)大國帶來產業(yè)空心化的難題。全球化日益變成了一種華爾街的金融家與（傳統和新興的）制造大國的實業(yè)家之間的共謀，全球化的贏家與輸家之間的矛盾也直接體現為資本和勞動者之間的矛盾，推動了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而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特朗普政府不斷揮舞的關稅的大棒，這在幾年前幾乎是無法想象的。

特朗普或許看到了全球貿易失衡的問題，但用一百年前全球貿易中通用的強征關稅手段來解決過去三十年早已投胎換骨的全球貿易金融體系，總給人一種時光錯亂的之感。如今雖然仍然可以計算出雙邊貿易誰有順差（出口大于進口），誰有逆差（進口大于出口），但是復雜供應鏈織就的復雜全球貿易體系已經無法用雙邊貿易的數字來衡量了。

《巴倫周刊》的克萊因（matthew C. klein）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共同撰寫的新書《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貿易戰(zhàn)是階層戰(zhàn)）把對全球貿易失衡的分析又向前推進一步，提出全球化之所以走到了去全球化的危險境地，是因為過去三十年全球化的深化與貧富差距的拉大是相互促進的，如果不去解決各國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切實增加勞動者收入，促進本國消費，那么全球化就會越走越窄，甚至出現倒退。

貿易戰(zhàn)只是表象，其背后深刻的原因是不論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各國內部的貧富分化都在加深。兩位作者進一步提出，一個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直接影響到這個國家老百姓的消費水平，如果勞動者獲得的分配少，消費能力不足，制造業(yè)大國就必然需要將更多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如果全球各國的消費者在收入分配上都不同程度地被壓抑，指望消費品進口大國持續(xù)“超前消費”，只能依賴普通消費者不斷舉債，也總會遇到債臺高筑無力再借錢的瓶頸。這種國內消費不足、全球產能過剩的局面，一定會影響到全球各國之間的經貿關系，而一個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也會增加國家之間的貿易沖突。

這本書將貿易戰(zhàn)的表象與全球各國日益增加的貧富分化的結構性矛盾聯系起來，提供了分析全球化困境的新思路。

過去三十年全球貿易的大變局

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給全球貿易和金融帶來了三點變化。

首先，貿易不再主要是成品的貿易，而是跨國公司為尋求更低的成本和更低的稅率而設計出的復雜供應鏈衍生出的各種半成品和中間品的貿易。跨國制造的興起，形成了圍繞著美國（主要是汽車）、中國、德國和日本為中心的復雜跨國供應鏈集群。中間品（零部件）占全球貿易比例已經超過一半，而成品和服務占比只有三分之一。傳統意義上雙邊貿易數據已經不再是很好去衡量勞動力和資本生產率的指標，大量零部件和半成品在最終組裝過程中頻繁跨越國界。

其次，資本的全球流動更猛烈。跨境金融占GDP的比例從一百多年前的97%上升到今天的400%。如果計算全球熱錢涌動以及全球外匯儲備的增加，這一數字將更為龐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全球外匯儲備達到9700億美元計價的資產，持有者主要是富裕的工業(yè)化國家。到了2019年，全球外匯儲備以美元計價的資產超過8萬億美元，主要持有者變成了發(fā)展中國家。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股危機讓許多發(fā)展中國家汲取教訓，增加外儲就是為了擔心熱錢突然流出會對本幣以及本國經濟帶來沖擊。

第三，跨國公司之所以設計日益復雜的產業(yè)鏈，也離不開減稅的推動力。以蘋果手機為例。蘋果在愛爾蘭設立子公司，將蘋果手機的知識產權賣給愛爾蘭的子公司（愛爾蘭公司向蘋果美國采購研發(fā)，實際上蘋果在美國的研發(fā)成本都作為出口到了愛爾蘭）。同時，富士康在鄭州的生產基地在保稅區(qū)內，進口的手機零部件從法理上說并不進入中國，也不用繳納關稅，在中國組裝之后，手機從紙面上首先出口到愛爾蘭，并在愛爾蘭加上巨額的研發(fā)成本的分攤和利潤加成之后，再出口到其他國家。但實際上手機根本并沒有真正轉運愛爾蘭，而是直接運到終端市場。這樣蘋果的海外銷售利潤全部留在了愛爾蘭，享受12.5%這一全球發(fā)達市場最低的企業(yè)稅率。

全球貿易的另一大變化則是制造業(yè)大國消費不足，以及消費大國的制造業(yè)空心化。

崛起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和老牌制造業(yè)大國德國都是消費不足的案例。換句話說，制造業(yè)大國面臨巨大的產能過剩，國內消費的不足需要它們不斷增加出口。

德國在過去三十年持續(xù)工資增長停滯，資本在收入分配的比重持續(xù)增加，本土消費不足，長期保持出口盈余。中國則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學習了東亞的發(fā)展模式，家庭的高儲蓄為政府和商業(yè)提供廉價的資本，國家制定產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吸引外資的同時發(fā)展國內工業(yè)，以市場換技術。在過去三十年，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掩蓋了消費占GDP比例逐年下滑的現實。換句話說，老百姓的收入增長低于高速的經濟增長，雖然老百姓的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整體蛋糕的分配上份額卻越來越小。如今，中國消費占GDP的比例仍然低于全球各個主要經濟體。

美國則有所不同，它也面臨和德國同樣的問題，貧富差距持續(xù)拉大——中產和勞動者的工資常年增長停滯——但是它還面臨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就是產業(yè)空心化的問題。

如何理解全球貿易失衡與金融扭曲

美國的貧富不均，在過去三十年發(fā)展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美國最富1%人所擁有的財富占比從三十年前的22%增長到現在的42%，而且財富增長大多數源自0.1%的巨富人群。另一方面，美國制造業(yè)在過去三十年卻逐漸衰落，大量美國制造業(yè)企業(yè)將工廠搬離美國，在全球尋求更便宜的制造基地，美國中西部的工業(yè)中心現在淪為“銹帶”，大量藍領工人失業(yè)，無法再找到收入優(yōu)厚的制造業(yè)崗位。

直到特朗普揮舞起單邊的關稅大棒之前，美國還是全球擁抱自由貿易最大的開放市場。美國市場吸收了全球“過剩”的工業(yè)品，同時美國消費者也享受到低價工業(yè)品的福利。大規(guī)模制造的消費品占美國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過去一百年下降了90%，而明顯的下降更是開始于1980年代中期，也就是這一輪全球化的開端。這也是為什么在主要發(fā)達市場盯住消費品的通貨膨脹指數過去三十年都維持在低于2%的水平，相比于1970年代的高通脹，全球似乎進入到了一個長期低通脹，甚至短期通縮（比如日本）的年代。

相比之下，無法通過貿易提供的服務的價格卻一直在增長。美國醫(yī)療成本在過去五十年增長了68%，高等教育的學費在過去二十年則基本翻了一番。同時金融資產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也在增長。而后兩者又主要可以歸因為貧富差距的拉大。給普通老百姓增加邊際收入有助于拉動消費，給富人增加邊際收入只會用于再投資，推高資產價格。

既然美國普通消費者收入沒有增加，為什么大多數人的印象中美國人仍然是“超前消費”的主力軍呢？因為美國人大規(guī)模借貸消費。要理解這一點，必須理清楚美國和美元資產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當一個制造大國長期保持貿易順差，積累大量的貿易盈余之后，它會用這些貿易盈余做什么？因為大量生產用于出口，國內消費疲軟，積累的貿易盈余更可能作為跨國資金投資美元資產，因為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金融市場是最大、最開放、最有流動性也最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市場。

日本在1980年代出口最強盛的時代，大舉購買從紐約地標性房地產到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再到高價藝術品，都是貿易盈余資金的回流美國的案例。中國在2015年之后也有這樣一波私營企業(yè)全球化投資的浪潮。

而美國房地產從2001-2007年的一路上漲，也可以用這種全球資金大循環(huán)來解讀。從1998到2008年中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全球總共增加了4.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需求，這也意味著美國需要創(chuàng)造4.1億美元的安全資產，美國國債根本滿足不了需求。既然市場有需求，從2001-2007年，華爾街就創(chuàng)造出了2.5億美元“安全”的資產證券化（MBS）產品，其中一大部分是房地產抵押貸款MBS，為后來次貸的爆發(fā)種下遠因。

而從2002-2007年，美國人從房地產增值過程中“套現”了4.7萬億美元（主要是通過房地產再抵押——因為房產升值，再抵押就能把增值部分貸款用來消費）。房產增值帶來的財富效應給普通美國人增加了10%的可支配收入，達到每年近1萬億美元。但是，這也意味著美國人的消費主要來自于債務的增長，房產再抵押貸款畢竟還是貸款。

到底是美國的超額消費導致了金融危機，還是各國的產能過剩和資金回流推高了美國的消費？如果美國政府無法快速擴張債務，美國私營產業(yè)必須出售資產（比如房地產）、發(fā)行股票或者發(fā)行債券（包括MBS）來消化輸入到美國的大量資金。這是最近三十年全球化過程中貿易失衡與金融扭曲的大圖景。

高儲蓄率不是因為文化或者節(jié)儉，而是收入分配出了問題

克萊因和佩蒂斯在書中提出的另一個主要觀點是：儲蓄率與文化無關，并不是東亞儒家文明崇尚節(jié)儉造就了東亞各國高儲蓄，也并不是美國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塑造了“寅吃卯糧”的超額消費。兩位作者提出，儲蓄率其實與消費和投資有極大的關系，收入在勞動者和資本之間如何分配起了重要作用，簡單去分析儲蓄率的高低，而不去把它放在更廣闊的全球投資與貿易的大變局中去觀察，結論一定偏頗。

從這一視角分析，美國之所以能長期舉債消費，直接原因是舉債成本很低，而根本原因則是因為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導致充沛的美元流動性。美國在消費了進口的外國制造的同時，又要吸收大量制造業(yè)國家的超額儲蓄。因為這些制造業(yè)國家的國內消費疲軟，資本所控制的貿易盈余回流到美國需要投資新的標的，推動了美國金融的“創(chuàng)新”，催生資產泡沫，并在“非理性的繁榮”之后，導致金融危機，加劇了經濟周期波動。

因為收入分配長期偏向資方，制造業(yè)大國的消費增長疲軟成為大問題。如果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有助于直接拉動消費。相反，如果擁有資本的富人獲得收入持續(xù)增加，只會用于再投資，推高資產價格，加劇這種貿易失衡與金融扭曲。

日本是東亞經濟發(fā)展模式的頭雁，但也最早暴露出高儲蓄補貼政府和商業(yè)的發(fā)展模式的局限性。限制居民消費補貼企業(yè)發(fā)展的模式的1980年代初就走到了頭，投資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日益明顯。從1990到2010日本社會經歷了痛苦的調整。

中國高儲蓄發(fā)展模式也需要重大調整，本質上需要讓老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推動本土需求可持續(xù)增長，不應繼續(xù)為了保持投資的增長而壓抑消費，因為這樣只會帶來更大的產能過剩。這種分配的不足現在仍然很明顯，在大多數發(fā)達國家的勞動者分享的創(chuàng)造價值接近七成，中國目前還達不到這樣的水平。國內消費如果充足，產能使用就會提升，商品經濟發(fā)展充滿活力，滿足新消費增長點的好的投資機會也會不斷涌現。相反，如果消費疲軟，好的投資機會變少，浪費的大白象工程反而可能增加。

美國面臨的挑戰(zhàn)是，以它的經濟體量，要想繼續(xù)去承擔全球儲備貨幣、全球商品銷售市場和吸納全球資本的金融市場的三重角色，已經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二戰(zhàn)之后美國的國力相當于全球的一半，而現在美國GDP只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特朗普看到了美國的相對實力衰弱，才有各種單邊主義和退出美國一手打造的全球經貿體系之舉。不過，這種蠻橫的貿易戰(zhàn)不可取，全球需要構建新的貿易治理體系。

在本書的結論中，兩位作者反復強調，貿易戰(zhàn)不是解決當前全球化失衡問題的方法。他們批評特朗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糾結于雙邊貿易數字，根本就是搞錯了問題。克萊因與佩蒂斯提出，與其加關稅和退回到貿易保護主義，不如選擇控制全球資本流動。減少全球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是一種減少扭曲的方式，不過這需要強化美聯儲的全球最終借款人角色。或者，像新西蘭所采取的禁止非永久居民投資本地房地產的做法也值得提倡，因為這一政策本質上就是限制產能過剩國家的資產階層將貿易盈余投資海外資產。

歸根結底，克萊因和佩蒂斯在書中不斷敦促各國精英：調節(jié)分配機制，增加勞工收入，藏富于民，推動本土消費，是解決全球化結構性問題和化解貿易戰(zhàn)的根本之道。

只是，這會不會又是一場福特與UAW的雞同鴨講？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zhí)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