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源于網(wǎng)絡(luò)）

【金融其實很簡單】

陳志武/文

我們從一開始就談到金融對草根、對普通人的重要性。當然，在過去金融市場不發(fā)達、沒有金融工具的時候，人們就以各種變通辦法去應(yīng)對今天靠金融解決的問題。曾國藩的故事也再次說明，過去許多“壞文化是因為金融不發(fā)達造成的”。曾國藩是否出身豪門貴族呢？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怎么可以中進士、做大官呢？

曾國藩的一生

如果說近代中國離不開湖南人，那么，近代湖南人離不開曾國藩。他的出身很普通——在19世紀之前的五六百年里，湖南湘鄉(xiāng)的曾家，一個秀才也沒有過，更不用說舉人進士了。直到曾國藩的爺爺輩，經(jīng)濟狀況才改善，家里有一些田畝，在當?shù)胤Q得上小地主。有了一些經(jīng)濟保障，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才能致力于科舉考場。不過，他父親在這方面天分有限，考了足足17次才于1832年考上秀才，使曾氏進入下層紳士行列。

曾國藩很聰穎，4歲開蒙，8歲能讀《四書》、《五經(jīng)》。盡管7次才考上秀才，但23歲就中舉人，1838年27歲時中進士，標志著曾氏正式跨入上層紳士門檻。這是個什么概念呢？1838年那一次科舉考試共194位進士，占4億人口的比例不到千萬分之五！中了進士，點了翰林，就有機會出任高級官吏，就是光宗耀祖了。曾家世代努力攀登，到曾國藩這一輩終于實現(xiàn)夢想。

不到40歲，曾國藩已經(jīng)是二品官，分別掌控過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之后也任過兩江總督、武英殿大學士。曾國藩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四大名臣”。他為朝廷立下的汗馬功勞包括：編練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處理教案，興辦洋務(wù)，等等。1870年左右，清朝進口第一批“機器的機器”并以此建立江南織造局，開啟中國制造業(yè)先河，也派出第一批學生留學英美，這些都是曾國藩的具體貢獻范例。此外，曾國藩還給自己定下規(guī)矩，每日讀書練字、記錄心得，給世人留下豐富人生哲學。總之，無論是在當時還是今天，無論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就還是思想層面的貢獻，很少有人能超越曾國藩。

曾國藩考中進士后的挑戰(zhàn)

事后看，曾國藩的仕途一帆風順，榮耀和財富都做到了。但是，當初他面對過哪些挑戰(zhàn)呢？或者說，即使在他中進士之后，仕途成功是那么必然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在清代，即使你是新科翰林，有做官的通行證了，即使你后來風光并有錢有權(quán)，但當初家里可能沒有足夠的資金讓你進京，未必有資源把通行證的潛力變成現(xiàn)實。這就是我們之前說的，你未來可以很有錢，但那是未來的錢，今天靠什么讓你進京城呢？

對曾國藩這種出身并不顯赫的學子，中進士可以說是“甜蜜的煩惱”：一方面，這毫無疑問是暢快的事；另一方面，從中進士到真正做官，他要很大一筆“過橋資本”，就如今天說的“過橋貸款”，甚至即使他做官了，但在做大官、得到大好處之前還需要很多投入。比如，來報喜的官員，要給賞錢；親朋好友來了，要設(shè)宴款待；家里還要豎旗子、掛牌匾、整修祖宗陵墓；從湖南到京城需要200兩銀子的路費開支；在翰林等官員的薪俸很低，而朝廷又不給予補貼，期間住房、官服、傭人、馬車等開銷都要自己負擔。按照張宏杰的介紹，新進士的進京資本在500兩銀子以上，這相當于20多個京城工匠的年收入！過橋資本不低。

正因為過橋資本這么重，時有進士無法湊足而耽擱去京報到。在康熙時期，魏象柜就說，“起初得京官時，亦患無力，不能供職”。在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后，被任命刑部主事，但因付不起過橋資本而一度準備放棄。

那么，進士一般是怎么湊足這筆過橋資本呢？如果是有錢家庭出身，自然家里出，這是辦法之一。辦法之二是找親戚族人出資。辦法之三是找金融機構(gòu)借債。如果還不行，辦法之四就是找朋友和非朋友捐贈，此即所謂的“拜客”門路。

前面說了，曾國藩家境不那么富裕，家里之前供他讀書趕考，已經(jīng)賣掉不少土地，所以第一條路不通。根據(jù)張宏杰（2015）的統(tǒng)計，中進士后第二年1月至10月間，曾國藩共四次“拜客”湖南10個縣州，先是岳父家和其他至親，然后分別拜會各地官員和企業(yè)老板。四次拜客歷時7個月，走3千里路，訪問了1200多家庭和宗祠。

曾國藩為什么要拜客這么多地方、這么多人？原因之一是他第一次拜客，7天馬不停蹄走訪至親后，“賀禮”、“驕錢”收入不多，才得到13.2兩銀子。所以，前面講到的第一和第二種籌資辦法遠遠不夠。

當然，曾國藩可以借債。但當時，金融市場欠缺，即使曾國藩未來收入很好，也沒有金融途徑讓他提前變現(xiàn)部分未來收益。或者，雖然有民間借貸，但利息高得嚇人。按照江曉成（2017）的統(tǒng)計，在當時的京城，針對侯任或在任低級官員的京債，年利60%-100%算是比較低的水平了，一年翻上兩三倍的也不少見。而在小地方，幾乎不可能借到超過幾十兩銀子的大額長期貸款，利率高就更不用說了。假如那時候的金融像現(xiàn)在一樣，那么，曾國藩一家至少可把房子或土地做抵押，以5-6%利率借到相對大額的長期貸款，情況就會大為不同。

所以，沒辦法，曾國藩必須在更大范圍內(nèi)拜客募集資金。

過橋資本的來源和后果

曾國藩第二次拜客是到湘鄉(xiāng)境內(nèi)的曾氏族人和官員處，共得到386.2兩銀子的“賀禮”、轎錢”。第三次拜客是道光十九年3月底開始，花了近三個月時間，歷經(jīng)衡陽、衡州府城、耒陽、永興等縣，共募集相當于466兩銀的資金。第四次拜客從7月下旬啟程，走遍寶慶府城、高沙市、武岡州、新化、安化、永豐等地，花費兩個多月時間，共得到566.6兩銀子的“賀禮”金。

拜客過程中，每到一處，大概要見四類人：一是自己的至親故舊；二是族譜上記載的曾氏族人，一般是第一次認識；三是各縣官員和重要鄉(xiāng)紳；再就是當?shù)仄髽I(yè)店主。他們除了宴請款待新科翰林外，也多有請他“議修譜牒”、送卷掛匾。當然，最重要的是送上一筆“賀禮”錢，有時還有實物。

四次拜客下來，曾國藩一共收獲1495兩銀子。這是個什么概念呢？這相當于60多位北京工匠的年收入，也等于50畝良田的收購價！數(shù)目不小。當然，開銷也大——除了前面提到的各項開支，曾家這一年還辦了三次紅白喜事，花費幾百兩。到道光十九年11月初，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將進京銀兩封好，行李撿拾。”然后，離家出發(fā)，前往京城。

進京路上經(jīng)過湖南、湖北、河南，沿途繼續(xù)拜會官員。路過湘鄉(xiāng)縣城，縣令等再送銀32兩；路過長沙，湖南巡撫、按察使、糧道、長沙知府等又送77兩；在漢口，湖北巡撫、布政使等送銀171兩；路過河南省城，拜客四天，巡撫等政經(jīng)軍官員再送156兩。

因此，北上途中，曾氏一共再得到500多兩銀子。所有拜客收入加在一起，超過2000兩。這就像《儒林外史》里講的，范進中舉了，與他素無來往的張鄉(xiāng)紳立刻帶銀子送上門，只是曾氏得到的比范進多多了。

那么，這些“禮”錢是不是白給的呢？

當然不是。這些當年致以饋贈的人，日后都要連本帶利討回，所謂最重不過人情債。茨威格有句話很合適：“她（指法國大革命中被處死的安托瓦內(nèi)特王后）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暗中標好了價格。”那時的曾國藩，沒有弄清楚這一點。那時別人送他“賀禮”、“驕錢”，等后來任職高官了，找他開后門或者做黑暗勾當，曾國藩能拒絕嗎？那是別人以曾國藩為載體對未來做投資，而曾國藩收下這些錢等于是承諾未來給予回報。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贈送禮錢其實跟“買官”無本質(zhì)區(qū)別。

多年之后，曾國藩后悔于家信中：“我自從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將來萬一做外官，或督撫，或?qū)W政，從前施情與我者，或數(shù)百，或數(shù)千，皆釣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yīng)則失之刻薄，應(yīng)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滿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引自張宏杰（2015年）第29-30頁）

這種告誡當然珍貴，是功成名就、衣食無憂以后的反思。可是，當初如果沒有這筆橫財，不要說張燈結(jié)彩、光耀門庭了，家里說不定連辦紅白事的錢都拿不出來。回頭看，如果當時有足夠發(fā)達的金融市場，曾國藩就可以以合理利率直接借錢，靠以后的收入還，而不是背上沉重的人情債、滋生腐敗。

新科翰林的過橋資本要靠拜客募集，而做上年青京官后，收入不高但開支又大，像曾國藩早期一年有將近400兩的短缺。這就又逼著他們要么借超高利率的京債，要么接受黑金，任由別人賄賂。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市場的缺失和過去朝代的貪賄盛行，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尤其草根出身的官員更是被迫鋌而走險接受賄賂。歷史上的“腐敗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是金融市場不發(fā)達逼出來的。

我們總結(jié)一下今天的要點。第一，在清代，新科進士需要很大一筆“過橋資本”才能進京。如果家里有錢，當然就沒挑戰(zhàn)。可是，曾國藩家境一般，中進士后，至親的“賀禮”“驕錢”也不多。第二，由于當時的金融市場不發(fā)達，雖然曾國藩前途無量、未來收益看漲，但無法通過金融轉(zhuǎn)移部分未來收入，來解決當下過橋資本問題。最后，曾國藩的唯一出路在于廣泛“拜客”籌資。曾國藩拜客四次，加上后來北上進京途中又接受多項捐資，解決了過橋資本問題。但是，這些“賀禮”、“驕錢”實質(zhì)為出資人對曾國藩未來官位的投資。因此，金融市場的缺失和過去朝代的貪賄盛行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尤其逼迫草根出身的官員走腐敗之路。

從曾國藩的故事看到，過去的人即使未來收入很多、財富滿滿的，也未必有好辦法把未來的錢轉(zhuǎn)移到當下用。所以，各種變通辦法就被推出來。除了“拜客”、“賣官”這些辦法外，過去的中國社會還推演出了其它辦法嗎？等金融市場出現(xiàn)之后，過去的“壞文化”是否能得以糾正？這些都需要我們繼續(xù)探討、思考。

（本文為向知《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