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IC Photo）

云也退/文

“耶塔，好想和你說說在我心里積攢下來琢磨了好幾個星期的話，這些話在我腦海中翻來滾去，就是不知道怎么說出來。面對你我張不開口，耶塔，全是因為沒把握，膽小。真的，我承認我是個膽小鬼。我們大家在內(nèi)心里其實都是膽小鬼，但是承認了，膽小也就不算什么事了。”

開頭和結(jié)尾總是最要緊的，最吸引人的，中間的一切再完美也是其次。在大作家索爾·貝婁逝世若干年后，一部厚厚的《索爾·貝婁書信集》被編定出版，其中收錄的第一封，就是1932年5月28日，年方17歲的貝婁寫給他初戀女友耶塔的信。他要跟耶塔分手。上述這幾句，就出自信的第一節(jié)，一股濃重的文學氣息，夾雜著思辨和推敲的強烈傾向撲面而來，再接下去又是一段完美的景物描寫，寫到“寂寞的風吹得樹葉沙沙響”，寫到“夜色中不知何處，一只鳥迎風啼叫”，寫到“密歇根湖里的波浪憤怒地朝房子涌來，卻無法接近墻角，只能怒吼著退去”。讀到這里，我不禁懷疑，要么這是編者有意的安排，實際上可能還有比這更早的信，只是文字沒這么漂亮；要么，就是17歲的貝婁在寫信的時候，就已經(jīng)做好了未來出版它的準備。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可以斷言的是，那時的貝婁做好了當一個大作家的準備。他在寫密歇根湖的浪濤“怒吼著退去”的時候，作家的自覺就昭然若揭了：他隨時在讓內(nèi)心的感受勾引外界的風吹草動，令其呼應(yīng)或者對立，交叉或者并行，就像他臭名昭著的勾引女人的手段。在這封信里，他對語言的運用就已滲漏出一種征服欲，它無所不在，哪怕是在承認自己的缺點，貝婁也要掌握話語上的絕對主動。

耶塔是誰？她是貝婁在芝加哥讀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比貝婁大幾個月，也生于1915年。耶塔傾心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在美國，她加入了青年共產(chǎn)主義聯(lián)盟，到1932年6月中學畢業(yè)時，擅長演說的耶塔代表全班致辭，致辭題目叫“未來屬于青年”。

給野心勃勃的貝婁當初戀，耶塔也很有膽量。她家和貝婁家住得很近。兩家人串門，貝婁記住了太多的細節(jié)，如耶塔家里有一輛車（那時美國人家里買得起車的人還較少），他發(fā)現(xiàn)車的后座上堆滿了木屑刨花，就推測耶塔父親是個木匠。耶塔的爺爺是個猶太教徒，一把大胡子，在教堂里遇到時，貝婁完全看不清他的臉；又如耶塔母親是怎樣一個俊秀的黑發(fā)女子，她為耶塔加入了青共聯(lián)盟而高興。

他們兩家也都是猶太人。耶塔家是從俄羅斯移民北美的，所以很自然，耶塔對共產(chǎn)主義抱有同情，因為舊的沙皇政權(quán)壓迫百姓的時候，共產(chǎn)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們正在積極地給沙皇找麻煩。然而，當耶塔登上講臺演講時，共產(chǎn)黨人建立的蘇聯(lián)政權(quán)，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權(quán)力斗爭，斯大林掌握了權(quán)力，托洛茨基被迫流亡歐洲，成為一顆移動的革命火種。耶塔和貝婁在一起時，政治是兩人的一大主題，耶塔帶給貝婁一些托洛茨基論德國問題的小冊子，她支持托洛茨基，相信革命的正道已不在蘇聯(lián)。

貝婁后來說，他在立著兩頭銅牛的玫瑰公園，或者在洪堡公園的船塢臺階上坐著，聽耶塔大談列寧主義、集體化、民主集中制，談斯大林的罪惡，談斯大林為何比托洛茨基低一個檔次。當她情緒昂揚地站上畢業(yè)典禮的講臺時，赤誠熱烈的表情，令臺下的父母們都眼前一亮，激動不已。貝婁記得，耶塔的演講中用了幾個生僻詞，如“赤貧”，如“慰藉”：“在座的各位，我們將帶給你們慰藉。”她說。

雖然貝婁也同情托洛茨基，可是他對耶塔加入的青共同盟很反感，對耶塔致辭的主題“未來屬于青年”也不屑一顧。這和他的文筆、言辭水平一樣，都成為他有著超乎年齡的成熟的寫照。他后來有一個朋友，艾伯特·格羅策，曾為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當過警衛(wèi)和秘書，從格羅策那里了解到的情況，確證了貝婁早已有之的懷疑：打著“青年”旗號的團體，都是一些權(quán)力欲膨脹的人用來收攏年輕人、給自己當槍用的工具，他把青共同盟視為與希特勒青年團和墨索里尼的黑衫軍一個性質(zhì)；英國的巴登·鮑威爾男爵在1907年創(chuàng)建的童子軍運動，后來活躍在英美社會，影響深遠，卻遭到了貝婁的無情奚落，他說：童子軍是最壞的東西，它唯一的好處就是沒有害及未來。

貝婁顯然認為，擁有他這樣的天賦，自然應(yīng)該保持頭腦的獨立；而頭腦，也是猶太人的文化里最為看重的東西，因為認識、思考、感受、判斷、想象，這些能力是外人無論如何都不能剝奪的。他在書信中，炫耀般地展示他的思考和感受力，他的做形象比喻的能力，一會兒欲揚先抑，一會兒欲抑先揚：“我的所有的思緒都是圍繞著你的，”他說，但這些思緒并不全是溫情，“這里有針刺，有鞭笞。”但這幾句還不夠，貝婁還要打消耶塔的抵抗：

“你心里可能會說：‘真會玩弄辭藻啊。’因為你有一副青共同盟的頭腦。要不就是：‘這個杠頭笨牛貝婁又聽到什么話了？’”

“玩弄辭藻”一語的原文，直譯過來就是“短語販子”。這一手太厲害，他為對方設(shè)計了責難自己的臺詞，設(shè)計得準確而生動。如此，真不知道收信的耶塔是否有勇氣讀完整封信了，如果讀完的話，她能不能一笑置之。貝婁不僅全面嘲諷她，而且完事后，還把自己的弱處交給對方——“你就稱呼我短語販子好啦！我受之無愧！”日后，貝婁的小說《赫索格》里有這樣一個情節(jié)，仿佛是對此的“圖解”：赫索格在街頭被一個黑人逼到了墻角，他驚見黑人拉開褲鏈，亮出了他的陽具。他頓覺被大大羞辱了，比起對方用刀槍脅迫他交錢的羞辱更甚。

貝婁如此的嘲諷，似乎只是由于耶塔移情別戀了，她愛上了內(nèi)森·戈爾茨坦，之后也將和他結(jié)婚。顯然，貝婁不愿接受他被人甩了的事實，于是他才如此高調(diào)地寫信，假裝是他自己要結(jié)束這段戀情。可他下手太重了，幾乎是當著一群他未來的、想象中的讀者的面拿耶塔試刀了。這把文辭之刀的厲害，或許都不受貝婁自己的控制：

“你也許會覺得我瘋了？我就是瘋了。可我手中有筆；我如魚得水，我藐視你。（此處有一段長長的靜默，然后狂風突起般發(fā)出一聲嘆息；不屈不撓的貝婁豪情滿懷，全力以赴繼續(xù)前進。）”

應(yīng)該感謝耶塔，他刺激了貝婁釋放自己的能量。這則No.1書信一下子就把整部書信集抬高了，抬到了和貝婁光彩照人的長篇小說同樣的水平上。盡管《晃來晃去的人》和《受害者》這兩本貝婁最早的長篇，比起后來的作品顯得粗糙一點，但僅看這封給女友的絕交信，就可以毫不夸張地斷言，索爾·貝婁是“出道即巔峰”，他在與他同齡的少男少女投向激情滿懷的烏托邦構(gòu)想時，積聚成了自己兇猛的書卷氣。他狂妄，他挑逗，他炫耀，他那時的氣焰一舉突破了“年少輕狂”之類現(xiàn)成的評語所設(shè)下的薄弱的防御工事，甚至足以懾服日后每一個階段回看當初的自己。

每個年輕人都得在與前輩的對話中成長，但青少年貝婁，看其書信的話，是一個無論對什么樣的人講話，都能自如地對時局時事發(fā)表看法的人，他能尖銳地指出對方的錯誤，用論戰(zhàn)的口氣說出自己所知所想，哪怕明明有求于人，他都不懈地抖露自己帶機鋒的見識。1944年后，貝婁為申請一筆古根海姆基金會的資金，必須與詹姆斯·T.法雷爾以及埃德蒙·威爾遜這樣的文壇大家打交道，他給法雷爾去信，先說“如蒙支持，不勝感激”，隨即表示“芝加哥越來越像西伯利亞，”他被判流放此地，沙皇還拒絕赦免他。跟威爾遜寫信，他也是感謝在先，隨即開始“炫學”：

“只能像伊克西翁（希臘神話里被宙斯處罰的神，捆在一個火輪上無法動彈）一樣求之不得，為之受苦，哪怕是一片飄忽不定的云也抓住不放。”

他告訴法雷爾，他不指望《晃來晃去的人》能討到他的喜歡，但要是他“認為我水平太低，應(yīng)該去用手指頭畫畫而不是寫作，我會十分不安的。”這里有一種脅迫的語氣，他好像完全不管收信者是誰，就展開了自己話術(shù)。在常規(guī)的情況下，人都是隨著名聲的擴大而有底氣講話的，可是貝婁卻在自己尚未充分擁有名氣的時候就相信自己的名氣，很難說這里有幾分是策略，幾分是秉性使然，只能說，這種非同一般的自信產(chǎn)生了有利于他的效果。

不過也不是絕對如此。光是看他上述的表現(xiàn)，你可能認為他的家境上好，所以也有資本恃才傲物。其實不然。縱觀貝婁一生，他是在1964年出版《赫索格》——那時他已年過五旬——之后才真正成為有錢人的，此前的他即便有幾部成功的小說，但入手的版稅和在大學任教的工資，根本就不夠他反復結(jié)婚離婚折騰的，更不用說還要撫養(yǎng)孩子，還是因為父親去世，留給他一筆遺產(chǎn)，他才扛過了最艱難的時期。在一些書信中，他說起自己的窘迫，雖然仍然保持著一貫的強勢作風，但也確實流露出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寫書速度不快，四五年才能完成一個作品——這都是大實話，只是他的長篇小說才氣太過耀眼，使人忽略了他在紛亂的生活細瑣之間盡力寫作的事實。

跟自己的經(jīng)紀人講話，貝婁還是得謹慎一些的，他的成名成家之路，畢竟要大大仰仗人家的出力。1947年，他的第二本小說《受害者》出版后銷量不佳，一些書店里甚至沒有鋪貨，這讓貝婁十分難過。他寫信給當時的經(jīng)紀人亨勒，跟他抱怨此事，盡管他還是一如既往地敏銳，搶先為自己說出了辯護詞：“我知道你會再次指責我脫掉了賢者的外衣，說我太沒有耐性了，而且你又會說，我要出了五六本書之后才能指望靠寫作謀生。但我寫得很慢，第五本書還沒寫完我就要四十歲了，我認為希望我已經(jīng)完成的東西能發(fā)揮最大作用，這沒有什么不合理的。看到自己已經(jīng)不太可能集中一兩年的時間不受干擾地連續(xù)工作，我就忍不住面臨的不公了。今年我病了一場，教書也讓我沒有精力寫作。我本來希望能請一年假，可那樣我就會失去生活來源……”

當時的貝婁是明尼蘇達大學明尼阿波利斯分校的英語助理教授。工作切割了他用于寫作的時間，他一直試圖隱藏的焦急，這一下因為《受害者》的緣故而爆發(fā)了出來。“我看出，明年、后年、大后年都會在大學里消磨殆盡……”他接著說，之前的四年，他從未跟沃爾肯寧討論過錢的問題，“甚至在簽合同的時候也沒有。”

這封信并沒有寄出，然而，就像他當初跟耶塔斷交一樣，他也依然想要掌握跟經(jīng)紀人斷交的主動權(quán)。沃爾肯寧顯然希望他更迎合市場一些，別那么任性地只寫自己想要寫的風格和題材，然而貝婁拒絕如此，哪怕為此損失了大筆潛在的收益。亨勒告誡貝婁，必須出了五六本書之后才能靠寫作謀生，這話并不錯；貝婁說：“我不想成為商業(yè)作家，也不想為錢所羈絆”，這話在經(jīng)紀人眼里恐怕是自相矛盾的，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可是貝婁并不這么認為，他被經(jīng)濟窘迫激起的，與其說是沮喪和屈辱感，不如說是憤怒。

他憤怒地捍衛(wèi)自己靈感的自由、不受別人指手畫腳的創(chuàng)作自由，以及——這一點很重要——不受窮的自由。他跟亨勒解了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狂妄到認為自己懷才不遇、世人有眼無珠的。關(guān)于《受害者》，他在1948年年初致戴維·貝茲倫的信里說，這確實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他正在經(jīng)歷一段艱難和痛苦的“學徒期”。不過，一旦別人批評這部作品，貝婁都會辯解，而他的辯解看起來總是有理的，經(jīng)過深思熟慮，而不僅僅是“振振有詞”。

他寫出了新作，每一部都在進步，當他看起來不容易再有明顯進步的時候，下一部作品則像是在完成他的一整幅拼圖。讀他的書信，就可知道這個人對自己強大的信心源于哪里——源于他對文字的認真（當然這也許是編者的功勞），他一直在追求高度，哪怕一封信里只有兩三行字，他也要操練文筆，給出一個漂亮而準確的表述；他即便在寫“非常感謝”、“我很喜歡”這樣的詞句時都像是蓄勢，在為接下來完成某個驚艷全場的動作而做必要的過場。

把這部書信集看作一件文學作品，也是毫無問題的，因為在讀到后邊的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去回顧那封給瑞塔的信，就仿佛我在積極地論證這本書是有著作者整體的考慮的。當看到貝婁進入晚期，他喜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離世，給他帶來無從回避的傷心時，回顧他當年給瑞塔的“臨別贈言”，我不由再次贊嘆他那滴水不漏的驕傲，和那種讓人五體投地的成熟，或者說“早熟”：

“我們?nèi)匀豢梢宰龇悍褐坏呐笥选２贿^到了我已老邁昏聵你也臃腫不堪的那個時候，或許我們可以和解。中間這段時間，就快快樂樂地過吧。”

1996年瑞塔逝世，貝婁為她寫了一份誄詞，其中就說到了瑞塔那份題為“未來屬于青年”的畢業(yè)致辭，并且不依不饒而又有理有據(jù)地諷刺了這個題目。他還說到，自己如何在瑞塔的推薦下，激動地讀完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幾十年后重讀，“我發(fā)現(xiàn)它不過是一堆廢話”。寫作中的貝婁，始終——至少從17歲起算——就沒有改變他的樣子，他的犀利，他的強勢，他令人膽寒的機智，他只是在最后提到了瑞塔身上的“一種重要的猶太之美”，當然，這也是只有他，索爾·貝婁，才能發(fā)現(xiàn)的秘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