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毅濱博士現(xiàn)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終身講席正教授及新澤西腫瘤研究所研究員。

康毅濱1973年出生于福建龍海。中學時曾就學于福建龍海一中和國家教委北大附中理科實驗班。1990年獲全國化學競賽一等獎并入選第22屆國際化學奧林匹克國家集訓隊，同年保送復旦大學遺傳學系。1995年赴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攻讀博士學位。2000年博士畢業(yè)后加入史隆.凱特林癌癥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后研究。從2004年九月起被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助理教授， 2010年初晉升為終身副教授，2012年被破格提前晉升為終身講席正教授 (Endowed Chair Professor), 創(chuàng)下該系歷史上從助理教授晉升到講席正教授最快紀錄。榮獲2011年維爾切克創(chuàng)新獎（Vilcek Prize for Creative Promise）生物醫(yī)學獎。這是中國大陸出生的科學家第一次獲此獎項。2012年3月榮獲2012年度美國癌癥研究學會杰出貢獻獎。2014年獲國際癌轉移學會Josh Fidler成就獎并當選為該學會首位華裔主席（任期2016-2018）。

本文整理自康毅濱教授在《星期日新聞晨報》接受的采訪。

【正文】

看過幾百份“個人陳述”少有“真實”的

康毅濱：每年一月底，我會拿到所有申請普林斯頓生物分子系的中國學生的材料。我們系要招收25名學生，其中會有4個中國學生的名額。我收到的申請大約有七八十份，然后從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選人”。

每份申請里都包括：本科各科成績單、托福和GRE的考分、個人陳述以及推薦信。我把成績看作是定量材料，而個人陳述和推薦信是彈性材料。每份材料我都看得很仔細，不過彈性部分會告訴我更多的信息。

問：“個人陳述”都寫些什么呢？

康毅濱：就是說說你對分子生物學專業(yè)的看法，為什么要申請這個專業(yè)以及為什么要申請普林斯頓。

問：你看過幾百份“個人陳述”，中國學生表現(xiàn)如何呢？

康毅濱：中國學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不過他們的“個人陳述”經常千篇一律，缺乏特點。我感覺很多人并不清楚為什么要來普林斯頓，或者過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實的自己。

問：一份真實的“個人陳述”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康毅濱：我記得有個學生說他以前的專業(yè)是電子工程，后來才慢慢發(fā)現(xiàn)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專業(yè)是生物。然后不顧絕大多數人的反對轉了系。由于基礎薄弱，所以他讀得比較吃力，但每一學期都會比上一學期進步一些。所以他愿意堅持下去。這份“個人陳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這名學生展示出了他在尋找和實現(xiàn)夢想過程中的困惑和欣喜。

我們去年錄取的一名女生，她在“陳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在專業(yè)上的問題。她很遺憾本科四年沒有接受更為全面的教育，個人陳述中帶著對專業(yè)追求的渴望。

二月初，我會對初選出來的人進行電話面試。雖然看不到對方，但從交談中，也能判斷出對方是什么樣子的學生。

我們要的是真正熱愛科學且誠實的人

問：在電話里你都問他們什么問題？

康毅濱：我會考察英文口語能力、隨機應變的能力，主要是請他們講講科研經歷，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狀況之類。

問：接到電話面試的學生，會很緊張吧？

康毅濱：電話面試大約一個小時，45分鐘說英語，15分鐘用中文。就算英語不是特別好，學生還可以用中文完整地表達自己。遺憾的是大部分中國學生會把它當成“考試”，而不是一個和我們溝通的機會，所以有些人會非常緊張，影響表達。

問：他們如何回答你的問題呢？

康毅濱：我能聽的出來，有些學生會(她)事先在寫好答案，在電話面試時照著念，或者是照著背。有些學生顯然是提前排練了，回答得非常溜，好像在做演講報告。但是內容和我的問題關系不大。

問：他們留給你什么印象？

康毅濱：那些“答非所問”的學生，我的印象是可能沒有做過真正獨立的研究，也可能是不夠自信。我希望學生在這個環(huán)節(jié)能展現(xiàn)真實的自己，而不是一個刻意包裝的、完美到失真的“加工成品”。

問：也許是沒人有教育該如何應對這類面試，或者是他們不知道說實話就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濱：我們想要真正熱愛科學且誠實的人。

這有一個案例：去年申請快截止的那一刻，我收到了一份申請，條件挺好。我就給他打電話進行面試。他很坦誠地告訴我說，他很早就進實驗室了，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為什么，實驗總不是很順利。他很清楚地描述了他在實驗中遇到的問題，和為解決問題所作出的種種嘗試。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他認真、誠實、努力，這已經具備了一個科學家、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

問：電話面試會決定錄取結果嗎？

康毅濱：不是的，電話面試結束后，我會在候選人中反復地掂量、比較。成績的高低往往不是決定因素，我更在意從各種細節(jié)方面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問：分數有多重要？

康毅濱：分數很重要，但不是絕對因素。要知道申請普林斯頓的學生幾乎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的尖子，經過高等教育選拔過的人，智力上來說差距并不大。我會仔細看每一門的成績，但并不一定錄取分數最高的。往往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實力并不相差太遠。

錄取與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說我曾經錄取了一個來自河南農村的學生，初中就在縣城住校，吃過不少苦。即使在電話和郵件里，你也能感覺到她很謙和。沒有一些被寵慣的尖子生的趾高氣昂。不像有的學生那樣自信到傲慢自負的程度，覺得自己不去普林斯頓就要去哈佛，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很難給人留下好印象。

還有個學生，他會和老師“套磁”，但不是恭維、拍馬屁、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確做過研究，對老師有真正的了解，提問很專業(yè)，很深入。這樣的學生，不油嘴滑舌，并且給人一種認真負責，尊重機遇的感覺。

功利心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fā)展

問：中國學生進入普林斯頓或者其他頂尖大學后，還要克服哪些困難？

康毅濱：來上海之前，我在福建老家陪父親、侄子待了十多天。讀五年級的侄子講了這樣一件事：老師讓每個學生都要在班上找一個“對手”。每次考試后，贏的同學受表揚，輸的要被批評。在這樣的氛圍中，班上學習好的同學也不大愿意幫助成績不好的同學。

讓我震驚的是，目前中國基礎教育里有太多類似“競爭激勵”機制。中國教育從小學——不，從幼兒園——就開始灌輸的狹隘的競爭意識，清楚地烙在這些留學生的身上，困擾著他們。

普林斯頓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學校，對于剛進入普林斯頓的中國學生來說，與其說已經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說真正的競爭剛剛開始。

問：你看中國學生到了普林斯頓后，有哪些常見問題？

康毅濱：1、心態(tài)上比較急，有些學生在這里急于求成，享受不了科學研究的樂趣，總是把實驗看作“計件勞動”，一旦不如意，就容易垂頭喪氣。

2、還有些學生到這里才發(fā)現(xiàn)，這并不是自己喜歡的、擅長的專業(yè)，但是辛辛苦苦讀了那么多年書，又不知道該怎么辦，很迷茫。

3、并且他們往往在人際關系上會遇到問題，覺得不受歡迎，孤單。

問：為什么會這樣？

康毅濱：普林斯頓的理念是學習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是一個認識自我，發(fā)現(xiàn)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熱愛什么的過程。

但很多國內教育系統(tǒng)出來的學生，往往是被動的心態(tài)：希望一進學校，就有人指定給他(她)一個課題或任務，這個課題又一定得出成果。就像解一道數學題，一定會有答案，做完了就能拿高分。然后靠這個科研成果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

他們基礎扎實、學習勤奮、上進心強、應試能力強、成績優(yōu)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獨立思考和創(chuàng)新能力都比較弱，同時功利心又比較強。

問：其實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態(tài)。

康毅濱：我們系曾經有一個中國學生，開學后沒多久，我就發(fā)現(xiàn)他并不真喜歡科研。我和他談話，他說其實早就知道自己并不熱愛科研，但從小學到大學，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希望他考上美國一流大學。考普林斯頓就是為了完成別人對他的期待。

其實這個學生小時候對生物很有興趣的，只是長期以來，成人世界的價值觀，讓他過早地把實驗和名利、和事業(yè)捆綁在一起了。

在我們這一行業(yè)里，真正成功的人并不以出人頭地為目的(假如為了出人頭地，那還不如去搞別的行業(yè)來得更快。)他們真正享受的是探索的過程，包括許許多多的失敗和得來不易的成功。

問：你剛才說的中國學生在人際關系上也會有些麻煩，這和功利心有關嗎？

康毅濱：你看，我侄子從小就被這么“教育”。帶這種思維的學生，對競爭的理解是很狹隘的，認為把別人踩在腳下就是勝利，把別人比下去就是成功。

而在實驗室更重要的是一個團隊的工作，有人發(fā)表論文了，大家正一起高興著呢，就有一些中國學生表現(xiàn)得悶悶不樂，仿佛別人的成功就意味著自己失敗。

還有的科研項目八字還沒一撇呢，學生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個人的成果……

有些中國學生特別想快速成名。這樣的心態(tài)，學校和家庭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在美國，成績很隱私的東西，不會公布出來，也就不會造成那么大的壓力。他們更提倡合作、互相幫助、共同提高。

問：兩種不同的競爭，就會產生矛盾。

康毅濱：競爭意識過強的學生，很可能缺乏團隊精神，以自我為中心，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與他們關系緊張。

在生活的細節(jié)上，老生周末開車帶新生去購物，晚到了幾分鐘新生會埋怨；但是新生自己在超市慢條斯理地貨比三家，讓老生在外面等幾個鐘頭，還以為理所當然。

還有學生問我：為什么去年邀請他去家里過節(jié)的那些美國人今年不再邀請他了呢? 有時候我會思考這些問題，他們恐怕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

從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飯的碗筷，換下來的臟衣服……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幫他們處理好了，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長大，自然會覺得別人的付出是理所當然。

而多數美國學生的確更有“公共意識”。比如說主動處理實驗室的垃圾，及時對別人表示感恩，我們生物系有許多做后勤工作的員工，他們負責喂養(yǎng)小白鼠、運送實驗器材和收發(fā)文件、打掃實驗室。每到圣誕節(jié)，實驗室里的美國學生會牽頭一起湊份子，每人出個五塊十塊，買個小禮物送給那些工人，以表示對他們平時工作的感激。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個學生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將來他在事業(yè)上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