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王豫剛/文

“社會對你的命運有一定的影響，而不僅僅影響你與生俱來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國相比，人們更希望在美國出生！這就是卵巢彩票，我在恰當?shù)臅r間出生在一個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沃倫·巴菲特

把巴菲特提出的“卵巢彩票”命題向前推進幾步，假設兩個人都出生在孟加拉國或者都出生在美國，乃至這兩個人出生在同一個家庭甚至就是同卵雙胞胎，那決定他們?nèi)松壽E的最關鍵因素是什么？

在凱瑟琳·佩奇·哈登所著的《基因彩票：運氣、平等與補償性公正》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概念，即除卻家庭與社會環(huán)境的“卵巢彩票”之外，一個人還要經(jīng)歷遺傳因素隨機匹配機制的“基因彩票”抽獎，這兩種偶然性都與成年人生活結果的不平等相關。這種不平等，是公平的，還是不公平的？如果先天條件一開始就能夠注定一個人的命運，那么個人奮斗又有什么價值呢？“我不想努力了”可能就會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回答，或者，“有的人出生就在羅馬，有的人生來便是牛馬”就具備了客觀描述的屬性。“基因彩票”是一種系統(tǒng)性的力量，因為一個人不能選擇出生時的生活環(huán)境，也無法選擇自己出生時攜帶的基因，而這兩個因素在生存競爭中都有近乎決定性的作用。

《基因彩票：運氣、平等與補償性公正》

[美] 凱瑟琳·佩奇·哈登 /著

陸大鵬 /譯

一頁folio |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然而，這個概念很容易導出“優(yōu)生主義”和“種族優(yōu)越論”。哈登對優(yōu)生主義的定義是，將人固有的劣勢和優(yōu)勢、人的等級與秩序概念與人的個體差異與遺傳變異聯(lián)系起來；基于遺傳隨機性制定和實施形成和固化不平等的政策。

在歷史上，英美都曾經(jīng)有過非常激進的優(yōu)生主義實踐，而更招致禁忌的便是二戰(zhàn)時期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政策。1975年，愛德華·O.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的最后一章中推測，人類行為可能也是規(guī)劃好的基因的產(chǎn)物。隨后，他就被指責為“從遺傳的角度出發(fā)，根據(jù)階級、種族或性別，他的理論為一些特定群體的統(tǒng)治現(xiàn)狀和既得特權提供辯護……這樣的理論曾在1910-1930年為美國頒布絕育法和限制移民法提供依據(jù)，也為導致納粹德國建立毒氣室的人種優(yōu)化政策奠定重要的基礎。”

在1978年美國科學促進會于華盛頓所舉行的年度會議上，威爾遜準備發(fā)表演講時遭到反種族主義示威者的沖擊，有一位年輕婦女把一罐冰水倒在了他頭上，這次事件據(jù)說成為了近代美國史上科學家僅僅因為表達某個理念而遭到身體攻擊的唯一一宗案例。在《自私的基因》出版后，理查德·道金斯也被指責為極端右翼政客提供智力支持。

沃勒斯坦在《現(xiàn)代世界體系》一書的導言中，已經(jīng)直言了進步主義者的局限：“‘真實’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由于我們都屬于多個群體，所以我們常常不得不選擇應該首先效忠的對象。學者和科學家也不能逃脫這種選擇，而且這種選擇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他們在社會體系中所扮演的非學術性的、純政治性的角色上……（他們）對‘被遺忘的群體’感興趣，即那些在以前的宏大敘事中被忽略的群體。隨著后一部分人開始認識到，他們實際上也對宏大敘事感興趣，只不過是一種不同于1968年之前時期所運用的宏大敘事……性別、種族和階級；或階級、性別和種族；或種族、性別和階級”。

《現(xiàn)代世界體系（四卷本）》

[美]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著

郭方 夏繼果 顧寧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11月

在我看來，《基因彩票》這本書無疑聚焦的就是種族和階級議題，盡管作者自己非常努力地試圖兩頭都不得罪，但實際上可能是兩頭都得罪了。

遺傳因素能否決定種族差異？

此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的是遺傳學對社會不平等的解釋力度能有多大；第二部分則是討論如何通過政策和干預來彌補遺傳差異帶來的不合意結果，以及反優(yōu)生的必要性。在書中，她將“卵巢彩票”稱為社會彩票，而將“基因彩票”稱為自然彩票。

現(xiàn)實當中，“基因彩票”的贏家往往也是“卵巢彩票”的贏家，我們出生時攜帶的基因組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運氣，遺傳運氣，然而，這種運氣所影響的范圍，在直觀層面大約只有一代人，一旦考慮多代人的遺傳差異，地理、文化和其他歷史線索都會和遺傳線索糾纏在一起，以至于近乎無法分辨，造成“群體分層”現(xiàn)象。

人類學家約瑟夫·亨里奇在《人類成功統(tǒng)治地球的秘密》中，著重研究了文化線索對“群體分層”現(xiàn)象的影響，他指出，文化演進可以塑造我們的環(huán)境，并且也會導致基因變異：在不同質的文化構筑環(huán)境中成長，我們的視覺感受、公平動機、耐心、對榮譽威脅的反應、分析思維、欺騙傾向、框架依賴、過度自信以及對天賦的偏向被改變了。

《人類成功統(tǒng)治地球的秘密：文化如何驅動人類進化并使我們更聰明》

[美]約瑟夫·亨里奇 /著

趙潤雨 /譯

閱微 | 中信出版社

2018年8月

在《基因彩票》一書的第三章，哈登用菜譜、廚師和餐館的比喻來說明基因組的作用，與之類似，丹尼爾·丹內(nèi)特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中類比博爾赫斯的“巴別圖書館”提出了“孟德爾圖書館”的概念，這個圖書館包含“所有可能的基因組”——DNA序列——理查德·道金斯在《盲眼鐘表匠》描述了一個類似的空間，他稱之為“生物形態(tài)王國”。

《達爾文的危險思想：演化與生命的意義》

[美]丹尼爾·丹尼特 /著

張鵬瀚 趙慶源 /譯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社

2023年2月

丹尼特將基因組比作樂譜，這樣DNA中的某個特定排列組合所對應的生物體效果往往是可以預測的。自然選擇之所以發(fā)生，是因為各種大小事件的總和會產(chǎn)生一個在統(tǒng)計學上可被描述的特定結果。人類這個物種與所有其他物種的主要區(qū)別是，我們依賴于信息的文化傳遞，因此也就依賴于文化的演化。哈登認為，基因與環(huán)境同樣重要，“先天后天”之爭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但馬特·里德利可是專門以此為題寫了一厚本書，描述了進步卻無情的環(huán)境論者與保守卻倒霉的遺傳論者如何展開對抗。他說，單單一個DNA序列就能夠決定一個人的社會態(tài)度，人們憑直覺就認為這是不對的，而且也覺得是一種恥辱。

那么，如何判斷是基因還是環(huán)境造成的影響？哈登在書中介紹了全基因組關聯(lián)分析（GWAS）和多基因指數(shù)兩個前沿工具，整個第一部分，基本上是圍繞著這兩個概念展開的。她說，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數(shù)據(jù)（比如只掌握了1%），就試圖找到微小模式（tinypatterns）的一個殘酷后果是：你不僅有可能錯過真正存在的模式，還有可能采信那些看似真實但實際上只是噪音的假“模式”。

《盲眼鐘表匠》

[英]理查德·道金斯 /著

王道還 /譯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0月

在第四章，哈登引用了羅伯茨等刊登于《科學》雜志的《Takingraceoutofhumangenetics》一文中對血統(tǒng)和種族的定義區(qū)分：“血統(tǒng)是一個基于過程(process)的概念，是關于一個人在其族譜歷史中與其他人的關系的聲明，因此，它是對一個人的基因組遺產(chǎn)的非常個人化的理解。而種族是一個基于模式(pattern）的概念，它使科學家和普通人都得出了關手人類等級制組織的結論，該組織將一個人與一個更大的、預設的、有明確地理范圍或社會構建的群體聯(lián)系起來。”

而在亨里奇看來，種族并非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概念，由歐洲人在歷史上提出的種族概念不能含有或傳達更多有用的遺傳信息——傳統(tǒng)的種族分類只抓住了7%左右的物種遺傳變異。種族群體的成員是基于文化傳播而被標記的，而人種群體是根據(jù)感知上的形態(tài)特征被標記或指定的，是在遺傳上得到傳播的。我們的民族社會能力在得到演進后挑選了種族群體或部族。比起相同膚色卻說不同方言的人，孩子更愿意挑選一個使用相同方言、膚色卻不同的人作為朋友。人類有可能在制度、技術、實踐等眾多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心理差異，這些心理差異最終都是（非遺傳性的）生物性的差異。應當將基因上的解釋同生物解釋相統(tǒng)一，把這兩種解釋同文化解釋區(qū)分開是沒有意義的。

機會平等、結果平均還是補償平衡？

哈登指出，現(xiàn)在幾乎所有的GWAS研究都集中于遺傳血統(tǒng)完全為歐洲的人身上，這些人只占全球人口的16%,但參與了80%的GAWS研究，這可能會導致一種先驗謬誤，“將公平、包容或正義的主張……建立在不存在遺傳差異的基礎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個體差異和種族差異并不是一回事。遺傳如果要與心理和社會結果建立起因果關系，就必須放在人與社會環(huán)境的互動中去考量。她在本書的第九章選擇了“用先天來理解后天”作為標題，來表明自己的論點。我們也可以參考里德利的觀點：先天與后天是交互作用的，基因是經(jīng)驗機制。基因是賦能者，而非約束者。它們?yōu)橛袡C體創(chuàng)造新的可能性，同時也沒有剝奪其他選擇。基因并非提供一幅靜止不變的藍圖，而是對環(huán)境做出動態(tài)回應，支持后天培育的證據(jù)并不會成為反對先天本性的證據(jù)，反之亦然。基因具有典型的敏感度，是生物靈活性的依托，也是經(jīng)驗合適的仆從。

安格斯·迪頓在《逃離不平等》中，曾舉出一個案例，“童年時代的營養(yǎng)匱乏會產(chǎn)生長期的嚴重后果。身材矮的人收入比身材高的少，一個原因是人類的認知功能會隨著人體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因此總體而言，長得矮的人就是不如長得高的人聰明。這樣的結論當然容易被認為是對個子矮的人的一種污蔑，我的兩個普林斯頓同事就因為這個問題而遭受了無數(shù)的郵件轟炸和來信指責，有的校友甚至要求校方將他們開除。”

《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

[美]安格斯·迪頓 /著

崔傳剛 /譯

中信出版社

2014年8月

丹尼爾·丹尼特在《自由的進化》一書中也質疑，究竟需要多少干預才能抵消某種遺傳傾向，更重要的是，這種干預是否合理。這些都是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問題，但往往幾乎不可能以冷靜和合理的方式進行討論。他舉了一個因例子：假設一個堅定的因紐特人相信北極圈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但自己的孩子由于某種基因條件并不能在北極圈內(nèi)生活，他可以選擇搬家到熱帶，也可以做一個基因手術，前者的代價是放棄自己的環(huán)境和文化遺產(chǎn)，后者的代價是放棄自己“先天”的基因遺產(chǎn)，他會如何選擇呢？亨里奇因而呼吁，我們需要更多的以進化論為基礎的關于基因、文化、種族和人種的科學，而不是與之相反。

哈登的擔憂則在于，如果進步主義者自己放棄了“在人類能力科學和人類行為遺傳學領域教育公眾的責任，那么公眾傳播界就會被那些不認同進步政治價值觀的人——比如反猶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群體——主宰。”在導言部分，她提供了一張圖表，以說明這種威脅：在社交上最關注遺傳學和非認知技能論文的受眾群體，除了生物、醫(yī)藥、經(jīng)濟、社會、心理和認知科學等領域的傳記學者之外，便是關鍵詞滿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驕傲男孩”“上帝、國家、人民”，以及“特朗普”的用戶。

《自由的進化》

[美]丹尼爾·丹尼特 /著

曲嬌 /譯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9月

由此，哈登提出了《基因彩票》一書的主要寫作目標：人類行為遺傳學對社會平等究竟意味著什么？她說，如果結果不平等是運氣造成的，人們更愿意實施再分配；而如果結果不平等是“實力”造成的，人們則更不愿意這么做。在我看來，這或許可以用一本暢銷書的標題作為注腳：邁克爾·莫布森所寫的《實力、運氣與成功》。

莫布森的觀點是，人們往往看不到運氣的影響，不能接受事件發(fā)生的偶然性。人們喜歡將可能的原因和事件聯(lián)系起來，編出一個可以接受的故事。人們認為發(fā)生的種種事情都是必然的，但實際上“實力”與“運氣”是一個連續(xù)體。

丹尼特就說，世界是不是決定論性質的，基因決定論還是環(huán)境決定論都是一葉障目。文化創(chuàng)新所引起的環(huán)境變化在人類社會已經(jīng)相當之快，原則上可以迅速改變遺傳選擇壓力，今天的基因優(yōu)勢，在不遠的將來可能就會成為劣勢。

在本書的最后，哈登寫到：“不要把幸運誤認為有德”。在她看來，那種認為社會應該由精英主導，按照成績和能力決定地位的“優(yōu)績主義”，當然好于血統(tǒng)等級、貴族出身和種姓制度，但“優(yōu)績”的衡量標準卻存疑，人們的生物學特征不能和美德、正義和道德應得性掛鉤，而“優(yōu)績”的標準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遺傳差異決定的。哈登試圖將遺傳運氣作為對弱勢群體“努力不足以至于沒有提升自身實力”的免責條款，指責保守派不愿意承認運氣在人們的成功中發(fā)揮了作用，以“優(yōu)績主義”對窮人進行污名化，但她給出的方案是：“用小板凳把矮個子墊高，以便讓他們也能越過圍墻看到球賽”，“如果你不知道基因彩票的結果是什么，你會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哈登引用了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無知之幕”的概念來說明對弱勢群體補償?shù)闹匾浴?/p>

就像巴菲特在回答“卵巢彩票”問題時所說的那樣，“你也會想要一種社會系統(tǒng)，以你想要的方式對待那些沒有贏得卵巢彩票的人，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勝者可以自由地去奮斗，但是要幫助失敗者填補缺口。”

但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