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姜昊騫/文

河北軍叔回福建

許多講歷史的書之所以有市場，一大原因就是讀者在過去中窺見了當下的某些影子，如果作者沒有專門借古諷今、借今喻古的話。《被統(tǒng)治的藝術》也不例外，書中借用經(jīng)濟學里制度套利的概念來解讀明代軍戶是如何游刃于兩種戶籍身份之間，從中套取超額“租金”。宋怡明本人在訪談中就表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制度套利，比如炒房地產(chǎn)——低價買進公共用地，高價以住宅價格賣出……其中或許就會有一些明代留下來的因素。”

我相信，幾乎每個中國讀者都能從自身經(jīng)歷出發(fā)，從明代軍戶、民戶或者官府身上找到共鳴。這種共鳴往往是一種無用的幻象，只是能提供良好的閱讀體驗和短暫的情緒價值罷了。不過，有一些概念是歷史書確實能夠帶來啟發(fā)、也只有歷史書能夠帶來啟發(fā)的，這些概念不完全陌生，時常能夠在市面上見到，但基本停留在抽象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并進而被轉(zhuǎn)化為空洞的希望或絕望。“宗族”或者說“小共同體”可能就是這樣一類概念。對相當一部分當代中國人來說，宗族總是呈現(xiàn)為國家或個體的虛擬對立面，寄托著對特定社會形態(tài)的期盼或者痛恨。

然而，正如宋怡明所說，“將明代日常政治這種復雜巧妙的‘被統(tǒng)治的藝術’僅僅詮釋為在‘順從’或‘反抗’之間的變奏，不但無用，而且會使我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變得貧乏而膚淺。”事實上，二極管思維損害的不止是對歷史的理解，更直接的影響在于困住了我們對自身當下處境的判斷，預先設定了一個只有“是”或“否”的交互框架。而破解意識形態(tài)迷思的一大途徑，正是將虛擬概念實體化。具體到《被統(tǒng)治的藝術》中，這意味著回答一個具體問題：宗族是怎么形成的？

《被統(tǒng)治的藝術: 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

[加]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

[新加坡]鐘逸明 /譯

后浪 | 九州出版社

2023年4月

有一類宗族的團結(jié)紐帶是兵役，或者說得更具體一點，是履行國家義務的現(xiàn)實壓力。在當代社會中，血緣關系或資源競爭幾乎已經(jīng)不再充當凝結(jié)核，個體與大共同體的交互則相當頻繁。從這個角度看，從個體與大共同體夾縫中生長出來的小共同體或許更有正面的其他作用。《被統(tǒng)治的藝術》中有一段跨越時空的認親之旅很感人。福建福清有一葉姓軍戶，靖難之役后，正在南京當兵的葉貴不順新君，于是被永樂皇帝發(fā)配到懷來當兵。懷來今屬河北省張家口市南側(cè)，如今以長城葡萄酒聞名，主打為北京市服務——“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有明一代，懷來衛(wèi)都是邊防重地，土木堡之戰(zhàn)就發(fā)生在懷來附近。從南京到懷來就超過1000公里，從福清到南京也有千里之遙，于是宗親就與軍家斷了聯(lián)系。但根據(jù)萬歷年間首輔葉向高為族人所作的家譜，兩家后來又有了音訊，懷來軍每隔十幾年就會不避勞遠，回到福清。福清的葉家人也會“斂錢為治裝，更相飲食”，老家的孩子都會管懷來的族親叫“軍叔”。

然而，福清葉家與懷來葉家之所以重新開始往來，卻不是因為血脈或者DNA突然覺醒，兩家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什么交集，而是因為一起勒索事件。作為軍戶，葉家有提供兵員的義務，也就是在懷來當兵的族親。但過了一段時間，有“惡少年”來到福清葉家府上，責問他們?yōu)槭裁床怀鋈水敱榱俗C明清白，葉家找朋友去懷來走訪。家譜文中沒有記述行路的過程，但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想必頗為不易。根據(jù)萬歷年間《大明一統(tǒng)文武諸司衙門官制》記載，圣旨從北京傳到福清所在的福州府的時限是80日。

所幸懷來葉家愿意幫忙，讓宗家擺脫了原本可能會帶來大麻煩的勒索。因此，這條遠隔2000公里的紅線就來自明朝“按戶出丁，不許就近當兵”的制度。后來兩家的往來又斷了，不是因為情分淡了，而是因為福清葉家受到倭寇騷擾，家財散盡，于是懷來葉家人不忍“以軍裝累族子弟”，即不愿給老家增添負擔。

葉家的故事是有特殊性的，但特殊性在于文字中透露出的溫情與仗義。這恐怕蘊含著葉向高塑造家族形象的考量，淡化了作為核心驅(qū)動力的現(xiàn)實考量。

二十七姓共尊關公為祖

賦役制度能讓遠隔千里的兩家重新走動，也能讓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建立宗族，福建南部銅山的關家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與大部分自然形成的家族不同，銅山關家的誕生時間可以精確到年：康熙50年（1711年）。文中寫道，“因聞詔邑[詔安縣]有軍籍而無宗者，共尊關圣帝君為祖，請置戶名曰：關世賢，納糧輸丁，大稱其便。”換句話說，關家是一個純粹的納稅戶頭，關永茂是編造出來的祖先，碑文署名計有二十七姓。

盡管關家本身是虛構(gòu)物，但“關”這個姓氏的選擇卻并非任意，因為各家訂立和約的地點是在關帝廟，而關帝廟正是明代軍戶帶到當?shù)氐男叛鰧ο蟆Ｋ麄冎砸@樣折騰一番，恰恰是因為明清易代的制度變化。明代實行衛(wèi)所制，將一部分民戶編為軍籍，軍戶承擔兵役，同時享受一定的免役權(quán)，民籍與軍籍分開管理。清代廢除了衛(wèi)所制，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當年的軍戶成了沒有身份的人，子孫都不能參加科考，平日里也容易受到欺壓，只能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這些前軍戶早先想到的辦法是掛靠，也就是以民戶為中介納稅服役，但此法運行十年后，軍戶們還是決定自立門戶，于是，便有了開立關戶的倡議。

時過境遷，當時開立戶頭的起因難免被淡忘。到了百年之后的嘉慶年間，出身江西、常年在福建任職的陳盛韶已經(jīng)在批判“因隱避役徭，數(shù)姓合立一戶，如李、林等戶合為關世賢”的現(xiàn)象了。他的問題不僅在于“何不食肉糜”，以為挨家挨戶收稅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殊不知當時的官員之所以沒有早點將軍戶納入新朝戶籍體系，正是因為清查改革成本高，牽扯大，官員有心無力。更嚴重的是，陳盛韶完全誤解了異姓合戶的動因——是軍戶們主動要求免去中介，直接向朝廷交糧納稅，換取在地方上的合法地位與公平待遇，而不是瞞報黑戶，少給國家交點錢，更沒有對抗朝廷的意圖。正如宋怡明所說，“這些非正式的制度本身并不會對政治秩序提出挑戰(zhàn)，也有可能其實在維護政治秩序。”在這個問題上，20世紀現(xiàn)代政治精英的見識未必就高過封建官吏。

宋怡明總結(jié)出了四種民眾與國家互動的策略，分別是調(diào)配族內(nèi)資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優(yōu)化處境”策略（懷來葉家與福清葉家就屬于這種情況）；借助軍事體制內(nèi)的特殊地位，參與非法貿(mào)易的“近水樓臺”策略；游走于軍民兩種體制，借機撈取利益的“制度套利”策略；以及清朝建立后，明代軍戶試圖維護舊有特權(quán)，或者借用舊制確立新身份的“訴諸先例”策略。

單純從“術”的角度來看，這些策略有相當一部分已經(jīng)過時了，基本沒有現(xiàn)實借鑒價值。比方說，現(xiàn)代國家基本實現(xiàn)了以個人為主體的權(quán)利義務體系，不再需要以戶為單位征稅抽丁，銅山軍戶放到今天犯不上專門推關公為祖；而隨著信息聯(lián)網(wǎng)與征信系統(tǒng)的完善，福清葉家也不需要跋涉數(shù)月才能查證一條河北親族的信息了。

如果從“道”的視角來看，《被統(tǒng)治的藝術》中細致勾勒的動態(tài)過程卻是頗有啟發(fā)。作者暫時擱置了對抽象制度——無論是朝廷、宗族，還是原子化的個體——的價值判斷，而是專注于將共同體的概念實體化，進而讓已經(jīng)對共同體感到陌生的當代讀者形成一種實感，認識到共同體不是空中樓閣，它的地基可能恰恰是我們司空見慣的那一類交互活動。如此看來，這樣看似瑣細的歷史書反而蘊含著一種深刻的解放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