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鄒剛/文

人類學家大衛(wèi)·格雷伯（Graeber）是國內(nèi)學術(shù)界比較熟悉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精神領袖。中信出版社發(fā)行了他的《債：第一個5000年》譯本引起了較大的反響，2011年格雷伯約當時名不見經(jīng)傳的考古學家大衛(wèi)·溫格羅到紐約時代廣場一家小拉面館贈送樣書時，溫格羅驚喜地發(fā)現(xiàn)格雷伯這本書扉頁上寫的是：“獻給大衛(wèi)·溫格羅，他喚起了我對過去的興趣”。

這里的過去當然是指“第一個5000年”之前，兩位學者從此開始了溫格羅稱之為“一場關于人類歷史的宏大對話”，幾乎每天兩人都有一次以上的郵件交換，對話的結(jié)果就是有了這本兩人合著的《萬物的黎明：人類新歷史》（以下簡稱《萬物》）。

《債：第一個5000年》

[美]大衛(wèi)·格雷伯 /著

孫碳 董子云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2年11月

一

為這部上千頁不分卷的巨著寫書評不是容易的事，美國最有影響力的TED論壇邀請溫格羅介紹這本書，他像任何受邀人一樣，只能在18分鐘內(nèi)概括自己的著作。他開門見山地點出何謂“萬物的黎明”：相對于有文字記載的近5000年，這之前沒有文字記載的3到4萬年，至少應該是如日中天世界史的第一抹晨光。作為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兩位作者，讓這段沒有文字記載的史事“有了現(xiàn)代科學的證據(jù)”。國內(nèi)這本書流行的譯名“萬物的黎明”或“萬物的晨光”只是不會意的直譯，這里的“萬物”指的是各種社會政治形態(tài)或組織形式，這些當代的人類治理自身的架構(gòu)，在史前的晨光里都有過屬于它們的黎明。

The Dawn of Everything：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David Graeber  David Wengrow / 著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年10月

更進一步，探尋民主與專制的起源，不能止步于摩爾現(xiàn)代化道路的分析。人類學與考古學綜合研究表明，在史前3至4萬年黎明中，現(xiàn)代社會的民主和等級架構(gòu)已經(jīng)和平有序的存在。通過對北美溫達特人和南美瑪雅文明的案例分析，這些史前的人類根據(jù)勞作的性質(zhì)，甚至季節(jié)的變化，可以在冬季采取等級制，夏季應用民主制，周而復始年復一年。無需國家，人類早就可以自由地過渡到治理自身的最合適形態(tài)。結(jié)論是“我們一直都在問錯誤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但不限于：探究不平等和國家緣何出現(xiàn)，西方價值的普適性，以及民主與專制的起源。

現(xiàn)今學術(shù)界根本無法回答本身出了錯題的問題。將民主的始點安放在希臘城邦是移花接木，推出自由民主根植于西方更是錯上加錯。在民主有記載前的3至4萬年里，史前人類自發(fā)地演化了民主和等級制度的混合治理形式，用當代語言說，他們“生活在從封建到共產(chǎn)主義的各種社會組織中”。忽略“萬物”的血緣，就無法分析民主與專制、東西方文明，以及各種主義的基因，現(xiàn)代學術(shù)界深陷因為問題無解就將錯就錯發(fā)問的陷阱，如此大膽推論引起了本書出版后巨大的影響和爭議。

無獨有偶，一個半世紀前，對人類學和考古學都有造詣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摩爾根，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同一段時期內(nèi)，以美國印第安人部落組織和家庭組織為案例，在他的經(jīng)典《古代社會》中將“萬物黎明”前的人類生存形式劃分成蒙昧社會、野蠻社會和“萬物黎明”后的文明社會。恩格斯指出摩爾根的貢獻在于“發(fā)現(xiàn)和恢復了我們成文歷史的這種史前的基礎，并且在北美印第安的血族團體中找到了一把古代希臘、羅馬和德意志歷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資本主義啟蒙時期流行的口號“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萬物》沿襲了《古代社會》的追根溯源。

兩部經(jīng)典的結(jié)論南轅北轍，《古代社會》有很強的進化論傾向，蒙昧、野蠻到文明階段是一個從低到高線性進化的過程，其結(jié)論引發(fā)出恩格斯的經(jīng)典《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恩格斯將馬克思對《古代社會》的讀書筆記整理成人類從原始共產(chǎn)主義依次經(jīng)過奴隸、封建和資本主義社會，必然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的歷史唯物史觀；《萬物》則認定人類可在較平等的民主和較專制的等級制度循環(huán)過渡，無需國家的產(chǎn)生。更激進一點，格雷伯以無政府主義主張反對資本主義弊端為著稱。鑒于他的“左派”觀點，耶魯大學沒有給他終身教職。他向美國二十多所大學遞了求職申請，沒有一所大學給予他面試機會，最后是被較寬容的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收留，格雷伯三年前在休假中突發(fā)疾病過世。

這部在國際出版界引起巨大反響的《萬物》，竟還見不到簡體或繁體字的中文版，眾多中國草根讀者迫不及待地啃讀《萬物》原文。網(wǎng)名為“手柄與碳酸汽水”的網(wǎng)友甚至“渣翻”了《萬物》第一章，另一個網(wǎng)名為“人類世城市哲學”的網(wǎng)友將書名譯成《萬物的晨光》，并逐頁逐段地撰寫讀書筆記。因此，國內(nèi)知識界提到大歷史，眾口一詞地推薦兩本已有中文版的暢銷書，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下簡《槍炮》）和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下簡《人類簡史》）。

二

戴蒙德出版于1997年的《槍炮》應該與他之前1991年發(fā)表的《第三種黑猩猩》和之后2019年發(fā)表的《劇變》結(jié)合起來看，從而理解被作者構(gòu)畫作為“第三種黑猩猩”的人類到現(xiàn)代社會國家危機與劇變的宏大歷史。《萬物》的作者認為學術(shù)界考問歷史時問錯了問題，《槍炮》的成功在于開篇問了一個找不到毛病的問題，并且從政治正確的角度將明明是自己的問題安放在新幾內(nèi)亞部落首領亞力的身上。戴蒙德歸納后的“亞力的問題”1991年就出現(xiàn)在《第三種黑猩猩》中：“為什么在過去1萬年間，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發(fā)展得如此不同”？《槍炮》以500多頁的篇幅作答可歸納為兩句話：“首先是各大洲在適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的差異，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陸軸線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異”。將人類社會在各大洲上各自發(fā)展的歷史軌跡歸咎于各大洲自然環(huán)境的不同，即以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演繹了至少五個大洲平行推進的大歷史。

將戴蒙德的《第三種黑猩猩》、《槍炮》和《劇變》結(jié)合起來，初讀《人類簡史》前半部的一些驚嘆就消失了，書中第一部分“認知革命”和第二部分“農(nóng)業(yè)革命”，特別是農(nóng)業(yè)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騙局”等耳目一新的論斷，戴蒙德均以厚重的人類學和動植物學底蘊解析過了。《人類簡史》的新意在第四部分“科學革命”。赫拉利運用生化和信息科技的突破，詮釋后工業(yè)社會的種種弊端，并構(gòu)畫出生化和信息科技革命成功后智人末日的陰暗前景。《人類簡史》的成功不在于“史”，而在于“未來”。赫拉利將其所長發(fā)揚光大，撰寫的姊妹篇《今日簡史》和《未來簡史》完全落在未來學領域內(nèi)，與大歷史漸行漸遠，看上去更多是出版商挖掘商業(yè)價值所致。

戴蒙德和赫拉利共同之處是將大歷史源頭追溯到各種古人類，戴蒙德走得更遠一些，將人的出現(xiàn)定格在其與黑猩猩產(chǎn)生生殖隔離、即人不能與演化成人的猩猩雜交生育開始。如此跨度的大歷史召喚了古DNA學者進場，美國的哈佛醫(yī)學院教授大衛(wèi)·賴克（Reich）寫的《人類起源的故事》（下簡《起源》）屬這一群古DNA學者的代表作。賴克將他的發(fā)問直接作為副標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通過對歐洲、印度、美洲原住民、東亞人和非洲人五大種群DNA分析，《起源》還回答了在過去幾萬年中“我們到過哪里去”，這組鄧曉芒哲學通識書開篇雷同的三個問題全部都以古DNA分析定量定性作答，DNA不會說謊，沒有文字記載，或被當權(quán)者篡改的歷史，將在古DNA分析中逐一糾正。《起源》引言譯文第一個標題：“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可見賴克以古DNA分析為工具切入歷史的企圖心。

《人類起源的故事：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

[美]大衛(wèi)·賴克 /著

葉凱雄 胡正飛 /譯

湛廬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歷史知識的欠缺導致賴克的歷史詮釋局限在追根溯源，英國BBC科學電視片主持人亞當·盧瑟福寫的《我們?nèi)祟惖幕颍喝祟惖臍v史與未來》（以下簡稱《基因》）以科普的方式彌補了賴克的短板。亨廷頓曾斷言，西方文明價值觀根植于最早從英國遷徙到北美，或是起源于五眼聯(lián)盟國家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tǒng)，《基因》花了大量篇幅說明：“相比盎格魯人的血統(tǒng)，英國人可能含有更多的維京人血統(tǒng)，而源自挪威維京人的血統(tǒng)肯定多于丹麥維京人”。眾所周知，挪威維京人的海盜秉性，是以紳士風范為榮的英國人最不愿掛鉤的，盡管英國稱霸全球過程中——特別是與西班牙海戰(zhàn)——運用的恰好是挪威維京人剽悍的傳統(tǒng)戰(zhàn)術(shù)、甚至直接利用海盜作戰(zhàn)。這種的精彩典故在《基因》中隨處可見。假定DNA不說謊的話，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基本假設無法立論。

所幸《基因》的作者是英國人，很多古DNA史研究均有可能觸及到一個國家或民族敏感的神經(jīng)。從古DNA分析角度，一個種族是否征服另一個種族，征服者的男性與被征服者的女性混血后的基因組學可以作為證據(jù)，極端情形如匈奴殺掉當?shù)厝磕行浴Ｙ嚳嗽凇镀鹪础分刑岬剿c印度合作者的經(jīng)歷，因為基因組學顯示歐亞西部人征服過印度，導致印度合作者揚言中斷合作。呆在印度過排燈節(jié)的賴克感嘆：“我覺得我們的發(fā)現(xiàn)要被扼殺掉了”。好在“貓在科研所的客房里冥思苦想”之后，賴克第二天一早拿出北古印度和南古印度人的新名詞方案，才有了《起源》中“碰撞中誕生的印度”一章。同樣的事情發(fā)生在戴蒙德《槍炮》中對日本種群的研究，基因組學上找不到唐太宗派500童男500童女東渡日本的故事。能證實的卻是，日本研究者不想看到的其祖先來自朝鮮的男性和本地土著女性，即史書上沒有記載的朝鮮征服過日本的史前史。

三

涉及到人類歷史，基因?qū)W家反復舉的例子是將人的出現(xiàn)到現(xiàn)今算成一天，以此說，《萬物》前的5000年不會超過一分鐘，史前3至4萬年也不過是一抹晨光或余暉的幾分鐘。大歷史能否追溯到生物的誕生？還真有學者做了。美國著名思想家賴特（Wright）1999年出版了名噪一時的《非零和時代：人類命運的邏輯》（以下簡稱《非零和》），在《非零和》的巨大影響下之下，賴特創(chuàng)辦了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時的“非零和在線廣播訪談”節(jié)目。2023年6月13日賴特邀請的嘉賓為《歷史的終結(jié)與最后一個人》（以下簡稱《終結(jié)》）的作者、著名的思想家福山。在一個小時訪談中賴特開篇點題，說我們倆都以自己的方式寫了一本涵蓋從狩獵社會到現(xiàn)今世界的大歷史，為《非零和》寫過書評的福山馬上糾正，你的大歷史是從單細胞生命開始。的確，賴特的《非零和》將生物的衍化和人類的文化演進放在互利共贏的非零和博弈框架上，從生物衍化到人類組織演進，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了文化的產(chǎn)生和演進，使地球形成全球化后的統(tǒng)一大腦。作為克林頓總統(tǒng)的顧問，賴特講到他最近遭遇到一次奇怪的攻擊，攻擊者將克林頓支持中國加入世貿(mào)組織，歸結(jié)為受了他非零和共贏策略的影響。

賴特進一步指出，他和福山的大歷史書都極富爭議，受到了眾多攻擊。他問福山最在意的攻擊是什么？對所有批評者不屑一顧的福山這次提及了一個批評意見和一個事實。這個批評意見指出自由民主按本性不是穩(wěn)態(tài)的，其政體的內(nèi)部力量可以顛覆自由民主，導致歷史不能以穩(wěn)態(tài)終結(jié)。

反過來，福山很客氣地暗示了賴特立論的缺陷，并用不客氣的語言挑明，非零和博弈做定了博弈參與方的理性決策，福山提及他進入所謂政治科學后，發(fā)現(xiàn)正統(tǒng)的理論都做定參與者（A－gent），是謀求效益最佳的理性人。更進一步，賴特擺開他并不熟悉的非零和框架，或許能更好闡明從生物到人類文化演進的全球化格局。正如筆者曾指出擺開歷史的終結(jié)，福山能更直接達到他的結(jié)論。換言之，這對學者理論上的爭議性是自找的，但這正好成就了暢銷書所需應極富爭議性的特點。

（作者系美洲投資銀行首席經(jīng)濟學家，文章發(fā)表時刪去注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