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文

除了文才出眾，娜塔莎·特雷休伊長得也很美，因此她有能力為自己母親報仇——我是指，她書寫的母親當年遇害的故事，有機會獲得很大的讀者群。十二年前，娜塔莎被任命為第十九屆美國桂冠詩人。美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詹姆斯·畢靈頓稱贊她的詩歌具有一眼即知的“經典的質素”，娜塔莎可以把她個人的故事和歷史結合在一起來講述“人的悲劇”。她生于1966年4月16日，剛好是美國內戰(zhàn)（即南北戰(zhàn)爭）爆發(fā)一百年，那場戰(zhàn)爭的痕跡即屢見于她的詩作。桂冠詩人任期在2014年結束，五年后，娜塔莎當選美國詩人學院院長，并出版了她的回憶錄《隱秘的終點》（MemodialDrive）。

打開這本書，不由就想到另一女作家安妮·埃爾諾的《羞恥》（1997年初版）的第一句：“六月的一個星期日，中午剛過，我父親想要殺死我母親”，那是一場虛驚，父親一時情緒爆發(fā)，母親做了所能做的抵抗。后來家中再無此類事發(fā)生，而女兒則一直被羞恥感淹沒。但《隱秘的終點》的開頭第一句就是被害的母親：“我母親最后的影像，除了犯罪現(xiàn)場她尸體的照片，是她去世前幾個月拍攝的一幀正式的肖像照。她端坐在一家生意興隆的攝影工作室，這里因質量尚佳卻不甚出挑的照片聞名：嬰兒被布袋木偶逗得咯咯笑，孩子們身穿搭配好的圣誕毛衣站成階梯隊形……”

娜塔莎沒有直接講母親是怎么死的，而是把她做了什么講了一遍：“我不得不清空她的公寓，處理掉一切我不能，或者不愿帶走的東西”，“我能看見地面上勾出她身體輪廓的褪色的粉筆線，黃色警戒帶還貼在門上，她床邊的墻面有一個小而圓的彈孔”，“當我離開亞特蘭大城，攜帶著所有那些歲月在內心培養(yǎng)的東西，發(fā)誓永不歸來”……喪母時的她十九歲，但已有了自我抽離的本領，“我覺得我在注視另一個人——一個處在人生轉折點上的年輕女子，成年和喪親之痛同時將她攫住”。

這是故事的“外圍”，一層層回憶和對回憶的回憶，像是雕塑一般，慢慢地、有意圖地削著一塊石頭，逐漸削割出一個塑像的模樣。母親是被槍殺的，娜塔莎欲用文字為母報仇，她不愿同情那個人，但也不希望把他寫成十足的惡棍。她讓兇手一點點出場：他是她的繼父。

起初我以為，娜塔莎回憶的這場悲劇，會更多地與美國的種族歧視有關。她的父母是跨種族婚姻，母親“被扣押在‘有色’的地板上”，是帶著對這個國家正在慢慢改變的信念結婚的，二人為此而千里迢迢搬家，但最后還是不得不分手。母親帶女改嫁，嫁給一個黑人，由于不可改變的膚色，黑人處處受到無形的壓力，男性的自尊被壓抑，從而把無法發(fā)泄的情緒施向家中人。這個主題在一些優(yōu)秀的美國黑人作家，例如托妮·莫瑞森的《最藍的眼睛》，以及詹姆斯·鮑德溫的《家里的陌生人》中都有精彩淋漓的表現(xiàn)，黑人往往是“微笑抑郁”患者，他們習慣對外人咧出一口燦爛的白牙，仿佛為自己的膚色先行道歉。

然而我估計得并不對。娜塔莎的繼父是個受教育程度有限的黑人，可是他和娜塔莎母女倆住在亞特蘭大的一個黑人為主的社區(qū)里。那是1976年的事，亞特蘭大那時在種族問題上態(tài)度激進，“糾偏”的下手極重，他們所在的那個社區(qū)，因為涌入了許多黑人家庭而導致白人紛紛搬走，社區(qū)里新建的許多公寓房，面積大、設施完善，彼此沒有多大的區(qū)別，當時五年級的娜塔莎，雖然對這種社會流動不明所以，卻能記得那些尚未搬離的白人家庭，家家的院子里都立著“出售”的招牌。

孩子會有一些迷信的做法，會在目下的環(huán)境里發(fā)現(xiàn)噩兆。娜塔莎極盡細膩地寫她當年的不良預感，同時告訴讀者，她在重構記憶的時候，可能不得不屈從于連貫敘事的需要。母親改嫁兩年后，和繼父生下一子，娜塔莎稱繼父為“喬爾”，或按小姑娘稱呼人的習慣叫他“大伙計喬”。作為一個越戰(zhàn)老兵，在娜塔莎的印象里，他每次開口談話都以越戰(zhàn)結束。他退伍后學習了修理家電的技術，以此謀生，他的廂式貨車也是政府為安頓退伍軍人而提供給他的，他不定時地開著車出去，給客戶修理冰箱、空調和暖氣設備。這樣一個人，怎么就形成了一種明顯有缺陷的性格，并終將導致他置妻子于死地？

娜塔莎緊湊的敘述在這個四口之家上繃起一層兇險的膜。喬爾顯然過分關注自我，但娜塔莎著力寫的是進入青春期后，她和母親關系的疏遠。女兒的疏遠使母親孤立，又刺激了繼父那種唯我的性格。當兒子還小時，父母親圍繞著育兒，尚能保持親密的關系，但女兒娜塔莎已經坐得遠遠的了。母女對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可是喬爾似乎是這樣解讀的：你們在我家情緒不好，是對我的侮辱。

人一旦過度地以自我為中心，就會很容易從別人的言行中發(fā)現(xiàn)貶低他的跡象。母親給自己改了新的夫姓“格里梅特”，但娜塔莎不愿改，她對生父的感情很深，并相信自己母親也是如此，從照片上看，她稱父母為“一對璧人”是毫不夸大的，父親稱得上英俊，母親有一頭濃密而且根根炸起的卷發(fā)，眉眼和嘴唇都很剛健，十分顯示個性。她顯然是需要喬爾的。然而，娜塔莎記得搬到這所新家不過幾個月后，她就聽到了繼父打母親。母親的聲音“像一句低語，但冷靜、理性：求求你，喬爾，別再打我了。”

娜塔莎無處講述心里的不安，她在學校里感覺比較自在，但當她把家里的事告訴老師時，這位一向耐心的老師，只是輕輕扳轉她的肩膀，把她推回教室，口中說：“你知道，有時候成年人會向對方發(fā)脾氣。”在家中，在極少的獨自相處的時間里，喬爾對娜塔莎也有一種無聲的折磨：他首先會找茬批評她，說“我有辦法修理你”，然后開車帶她出去轉，不是兜風賞風景，更不是給自己散心：喬爾一路緊繃著臉容，讓娜塔莎覺得他要去到某個無人的地方，然后對自己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喬爾認為他能讀懂別人心里的想法。事實上要適應社會的人都得能“讀心”，否則就會有自閉癥的嫌疑。可是，那些正常人的“讀心”也總是出問題，常見的癥狀，就是自以為是，在沒有任何證據(jù)的情況下，相信自己知道對方對他的看法——一般都是消極的看法，是貶低他、詆毀他的看法。

喬爾雖然娶了格溫多琳（母親的名字），并領養(yǎng)了娜塔莎，卻很容易把這對母女視為敵人，而一旦如此，他之后的思慮和行為就會繼續(xù)強化這一認知。喬爾沿著285號洲際公路，環(huán)亞特蘭大城繞行一周，一個小時后，“直到他覺得我受夠了懲罰，再將我?guī)Щ丶?rdquo;。娜塔莎這么認為，是因為她臉上已經布滿了斑斑淚痕。類似的體驗，做過孩子的人想必都不會太陌生的，父母親（尤其是父親）在約束住自己的暴力之手后，往往會采用把孩子帶在身邊，同時長時間不言不語的方法，直到孩子流夠了淚，大人才消去心中的怒火——他可以把這淚水解讀出出于害怕、出于羞慚、為了求饒等等涵義，或者干脆不去理解。

娜塔莎最大的感覺是無力。“無法動彈，也無力呼救”。十二歲生日時，母親像很多媽媽的常見做法那樣，送給女兒一個日記本，寫上“祝賀你的十二歲生日”字樣。娜塔莎很喜歡，在日記里傾吐成為她找到自我的重要方式，她也因此萌發(fā)了當作家的念頭。可是她卻無法保守住日記里的秘密：喬爾會毀掉日記上的鎖。娜塔莎明知如此，卻不敢告訴母親或其他人，她繼續(xù)寫，但是寫作的心態(tài)變了：她已把繼父默認為自己的第一讀者。

她在日記里寫下“你這個愚蠢的混蛋”，“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嗎？”她的自我意識在萌發(fā)——促使這種東西萌發(fā)，溫和的懷疑、悲傷是不行的，必須要靠強烈的憤恨。當母親開始保護女兒，母女倆的關系才近了起來。娜塔莎的寫作才能開始在校內展露，她被任命為一本文學刊物的負責人，她說她要當作家。喬爾的嫉心上來，聳聳肩，眼睛盯著自己的盤子，說了一聲：“你什么也做不了”。聞言的母親，幾乎閉著嘴，一字一詞地說出了這本書最有力的一句宣傳語：“她。將做。她想做的。任何事。”

喬爾的話是下意識說出的。娜塔莎的成就或許刺激了他脆弱的自尊，使他想要打壓女兒。就算沒有非親生這一因素，喬爾對女兒的怨恨也是無解的，因為他陷在了“應該的暴政”里。這個詞是著名精神分析家卡倫·霍尼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提出的。霍尼認為，那些易怒之人，對他人所產生的各種要求和期望，都包含了“應該/必須”：“人們應該/必須在任何時候都對我表示尊重”，“我的伴侶應該/必須很敏銳地關注我需要什么”，“別人應該/必須按我的要求去做”。“應該/不應該”一旦闖入內心想法，就把責任強加到他人身上；起初，喬爾可能還對妻子和女兒抱有預期，預期她們圍繞著自己，關切自己的需要，可是預期上升到了規(guī)則和需求層面，一旦覺得她們“違規(guī)”，喬爾就要生氣，想要有意去懲罰。

規(guī)則的破壞讓他覺得自己更脆弱、更低效，他急于恢復自己的權力感和影響力。他意識不到，這一規(guī)則本來就是不該存在的。在喬爾的意識里，女兒母親的彼此靠攏，母親為女兒的成就而喜悅，是為了合力將他推擠開去。他當然不會去加入她們的喜悅，他已圍繞自己筑了一道墻，只能繼續(xù)加高它——想要拆毀它的難度太大了。

喬爾顯露出暴力傾向后，娜塔莎說，父母的這段關系必然要走向一個終點，只是它依然隱秘，它會以何種形式發(fā)生尚且不知。謀殺是一開始就宣布了的，自然，娜塔莎不希望人們僅僅把她的書看作對家暴危害敲響的又一記警鐘，她用詩人擅長的方式，盡力拓展種種往事的意義；但當故事進行到母親提請離婚，喬爾步步緊逼，二人之間進入最后的對話的時候（她母親留有錄音），厭惡、堵心的感受將順著每個讀者的胸腔上升，進入咽喉。

J：（喬爾想說服妻子再給他一次機會）是的，但是，我，你沒意識到在那十年里，也許我確實犯了許多錯誤，但我現(xiàn)在說的是，我不會再那么干了，我們可以更好地交流。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交談，討論事情，事情，你知道。你……我不是責怪你，但你也在為沒有與我更好地交流感到愧疚。此外，的確，我今天發(fā)了脾氣，但以后情況不同了，因為我們會一起面對問題。

G：（格溫多琳做最后的周旋）好吧，讓我解釋給你聽。共同解決問題需要有一些基礎。首先，雙方都得下定決心，愿意建立那樣一種關系。你已經下定了決心，而你告訴我，或者說，你昨天告訴我的是，我最好也下定決心，不然我別無選擇。

J：哦，好吧，是的，是的，你給了我同樣的選擇，你告訴我如果我們去做婚姻咨詢，情況就會好轉。我去了，我和你一起面對。而你讓我失望了。你……

G：婚姻咨詢師幫助我意識到我并不愿意原地踏步，在我去接受咨詢時，我還不清楚這一點，但事實卻是……

J：早在我們走進那間屋子之前，你已經有主意了。

G：不，我沒有。

對話還有很長。用心讀的人，讀到這幾句時想來一定已脊背發(fā)冷。這個男人并沒有誠意和妻子重新開始，他已偏執(zhí)到了完全不考慮對自己有無好處，僅僅想控制妻子，讓她就范的地步。他總是搶白地宣布妻子有過錯，是妻子在脅迫他，而非他在逼迫妻子。“不然你別無選擇”，無論妻子是怎樣頑強的人，從丈夫嘴里聽到這種話，都會后悔進入這段婚姻。

喬爾最后下了殺手，他當然是個惡人，但也許心理學上的表述更合適：他是一個“心靈被劫持”的人。他的心被憤怒劫持，被自我中心劫持，被不平衡和自卑劫持，被“應該/不應該”的強硬邏輯劫持。無數(shù)種分析，都可以歸結為一句“遠離不良婚姻，遠離家中的惡魔”。希望這本書給讀者帶來的，不只是對婚姻的陰暗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