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澤雄/文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晚期，哈里·杜魯門以美國遠征軍炮兵軍官身份來到法國戰(zhàn)場。在靠近凡爾登的駐地，他驚魂未定，寫下一段話：“未來沒有希望。我住的地方前院埋著法國人，后院埋著德國佬，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到處都是他們的尸體。每當?shù)聡牧駨棑糁羞@里西邊的某個地方，地下的尸體碎片就會被翻出來。幸好我不信鬼。”——凡爾登有過一場世稱“絞肉機”的大戰(zhàn)，法德兩軍合計死亡29萬人，而杜魯門在27年后成為美國總統(tǒng)，下令向日本廣島、長崎投出原子彈，終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英國導演薩姆·門德斯（Sam Mendes）在新片《1917》里展示了大量慘烈鏡頭，多種地形條件下的士兵遺骸不時撞擊觀眾的視網(wǎng)膜。他們驚駭之余，八成會有杜魯門的后怕：“幸好我不信鬼。”

《1917》是繼新西蘭導演彼得·杰克遜（Peter Jackson）制作的紀錄片《他們已不再變老》(They Shall Not Grow Old，2018年)之后，觀眾近年看到的第二部著眼于“一戰(zhàn)”英國士兵的出色影片。或許因為“一戰(zhàn)”題材較難把握，兩位“盎格魯圈”導演在鏡頭運用上都有華麗創(chuàng)新，確保僅憑技藝也能引起影迷關注。《他們已不再變老》是在海量歷史照片的基礎上，通過著色和電腦3D技術連綴而成。觀眾看到的士兵，都是真實存在的平凡人物：他們的生命大多定格于那場戰(zhàn)爭，不再年輕，也停止衰老。回神一想，銀幕展示了一個亡魂浮動的電子陰曹——“幸好我不信鬼”。

《1917》則采用了“一鏡到底”的鏡頭魔法，在將近兩個小時內(nèi)，鏡頭連續(xù)推進，除了20秒的黑屏——便于觀眾體驗主人公頭盔中槍所致的眩暈感。我們可以暫時把自己虛擬為事件目擊者。這個技法并不新潮，導演的貢獻是把它做到最棒，既利用了炫酷技法的敘述便利，又避免了技法過度對主題的損害：你會逐漸忘記其中的炫技性，沉浸于連續(xù)鏡頭帶來的強烈現(xiàn)場感和窒息緊迫性。

“一戰(zhàn)”的原始性和殘酷性尚在“二戰(zhàn)”之上（“一戰(zhàn)”中大量使用的毒氣戰(zhàn)，在“二戰(zhàn)”中受到普遍禁止），但編導若不能揭示“一戰(zhàn)”特有的荒謬感，也難言成功。在我看來，“一戰(zhàn)”留給后人的唯一警示，就是直面那份荒謬，反思人類的整體性愚蠢，對任何鼓噪戰(zhàn)爭的政客、軍人、民眾和輿論喧囂保持最高級別的預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起因清晰可辨，它就是前一場大戰(zhàn)的宿命結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更像是魔鬼的策劃。

直到今天，盡管歷史學家普遍具有“事后諸葛亮”的偏好，擅長將任何離譜事件歸納出子丑寅卯，但只要他還秉有一份學術誠實，就很難概括出“一戰(zhàn)”的可靠成因。將“一戰(zhàn)”歸因于一名塞爾維亞熱血青年在薩拉熱窩對斐迪南大公夫婦的刺殺，并不比把太陽升起歸因于公雞啼叫來得靠譜。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留意到刺客普林西普所屬的青年團體曾經(jīng)迷戀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他不無挖苦地表示：“這就是為什么說一位美國詩人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負責。”現(xiàn)代學者對“一戰(zhàn)”起因最誠實的解釋，就是避免給出答案，《1913，一戰(zhàn)前的世界》的作者查爾斯·埃默森就是這么做的：“本書所設定的目標更樸素……樸素是因為本書不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做出解釋。”在“一戰(zhàn)”爆發(fā)前，除卻個別悲觀作家，歐洲人普遍認為世界在直線進步，斯蒂芬·茨威格更是認為：“倘若要我今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我長大成人的那個時代作一個簡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這樣說：那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

歐洲人是在一種巨大的幸福幻覺中，鬼使神差地集體掉進一個無底深淵。溫斯頓·丘吉爾曾以領袖身份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且日后撰寫了兩部浩瀚戰(zhàn)史，無論智力、閱歷還是判斷力，都是該領域最具權威的分析者，他如此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　

剛剛過去的大戰(zhàn)中，個人的引導作用幾乎被完全抹殺。這場戰(zhàn)爭是規(guī)模最大、時間最近的一場戰(zhàn)爭，也是最為殘酷猛烈、最具毀滅性的一場戰(zhàn)爭。如今戰(zhàn)爭結束，我們回顧歷史，拼命搜尋戰(zhàn)爭中的罪人和戰(zhàn)爭中的英雄。但是，都有誰呢？誰是制造戰(zhàn)爭的罪人？誰是結束戰(zhàn)爭的圣人？我們掌握了無數(shù)的事實、層出不窮的文獻資料和大量的歷史見證者，也掌握了收集、分析證據(jù)的多種方法，這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我們應當知道真相，也意欲揭示真相。一方面，在傷痛累累之下，我們義憤填膺，另一方面，回顧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我們也倍感振奮，我們深知自己有權知道真相，因此我們要求知道真相并落實責任。我們的絞索和桂冠都已備足就緒。

但是答案呢？沒有答案。　

答案在人類的荒謬之中。我們記得，時任英國海軍大臣的丘吉爾本人，因為一次糟糕的登陸失敗，在本國曾長期被視為罪人，直到他在“二戰(zhàn)”中一躍成為世人矚目的英雄。

兩次世界大戰(zhàn)歷來存在著敘述和道義上的重大差別。人們很容易賦予“二戰(zhàn)”中抗擊法西斯的陣營以各種正義光環(huán)，但在“一戰(zhàn)”中,我們找不到千夫所指的惡棍和萬眾仰視的英雄，歐洲充斥著能力與雄心毫無匹配的君王、將才與智慧缺乏關聯(lián)的將軍、熱情與理性全然脫節(jié)的庸眾、名聲與責任南轅北轍的媒體，他們在喧天鼓樂中，興高采烈、萬眾一心地奔向毀滅。

只配得到絞索的人在覬覦桂冠，值得接受桂冠的人長眠地下，找不到答案的民眾則眼睜睜地等待下一場災禍臨頭。

　　二

《1917》的情節(jié)至為簡單，幾乎撐不起一部兩小時的戰(zhàn)爭片：由年輕演員迪恩·查爾斯·查普曼(Dean-Charles Chapman）和喬治·麥凱（George MacKay）扮演的通訊兵布雷克和斯科菲爾德奉命遞送一份急件，他們必須在指定時間穿越一片殺氣密布的戰(zhàn)場，向駐守某地的麥肯錫上校傳達一道“立刻放棄進攻”的軍令，避免1600名英軍落入德軍的炮火陷阱。只要軍令送到，影片旋告結束。依銀幕慣例，軍令總會及時送到，過程總是無比慘烈。

情節(jié)簡單的好處是，觀眾可以緊跟“一鏡到底”的連綿鏡頭，追隨兩名士兵的苦難跋涉（布雷克中途犧牲），巡視一片片深具“一戰(zhàn)”特色的殘忍景觀。對評論者來說，他不妨隨意摭拾有意味的場景，不必擔心故事遭到割裂——就那么點事。我對片中指向戰(zhàn)爭荒謬性的內(nèi)容，尤為關注。

斯科菲爾德下士參加過最為血腥的索姆河戰(zhàn)役，并獲得一枚帝國勛章。布雷克表示羨慕，斯科菲爾德不以為然，貶為“一個錫制的玩意”。事實上，由于口渴，他早已拿勛章向一名法國人換了一瓶葡萄酒。無人可以小覷斯科菲爾德的勇氣和獻身精神，我們必須放棄旁觀者的苛刻，用合乎主人公經(jīng)歷的敬意，正視這份消沉。喬治·桑塔亞那說過：“把戰(zhàn)爭稱為勇氣和美德的土壤，無異于把放蕩稱為愛的土壤。”話雖然不全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卻不失為精準燭照。

斯科菲爾德走上血泊征程原非自愿，他是出于對搭檔布雷克的友情，才勉為其難地共赴險地。英國將軍提名布雷克任此苦差時，沒有用豪言壯語加以激勵。這是將軍的誠實，也是他的狡猾，他利用了親情策略——布雷克的兄長正在麥肯錫上校手下。于是，為拯救兄長，布雷克執(zhí)意前往。位于兩軍戰(zhàn)壕之間的“無人區(qū)”太過兇險，斯科菲爾德一度想打退堂鼓了。兩人進入德國人廢棄的戰(zhàn)壕，一只碩大老鼠絆住了德軍事先埋下的地雷引線，被埋的斯科菲爾德差點死去，布雷克救了他。

顯然，是戰(zhàn)友情懷而非抽象正義，催生了斯科菲爾德的勇士品質。當布雷克因惻隱之念被敵人生生捅死（他試圖搭救一名受傷的德國飛行員），一股絕境戰(zhàn)友特有的同袍義氣瞬間充盈于斯科菲爾德全身，在這以后，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磨損他的意志。安頓了亡友，他獨自前行，不再介意前方是櫻桃園還是無邊火海。

馬克·斯特朗（Mark Strong）扮演的史密斯上尉，順道帶了斯科菲爾德一程，分手前，上尉提醒道：“你把軍令交給麥肯錫上校時，確保有人在場作證。”斯科菲爾德不解，“有些人就是想打仗。”史密斯補充道。

這句寒氣撲鼻的臺詞，揭示了“一戰(zhàn)”的一項特殊荒謬：熱衷功名的軍人，常常像個酒鬼，隨意定奪戰(zhàn)爭的走向。英國戰(zhàn)爭史學者諾曼·斯通的一段概括，值得摘錄于此：

從“一戰(zhàn)”開始之日起，幻想就主宰著當時的人們。在1914年，面對著歡呼的人群，各路軍隊整裝出發(fā)。將軍們騎在馬背上，夢想著在某個城市廣場中會有一座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雕像。以徹底誤解戰(zhàn)爭性質的方式開始一場戰(zhàn)爭，歷史上還不曾發(fā)生過。

作為終極懸念，觀眾終于見到了英倫影星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扮演的麥肯錫上校。史密斯上尉所料不差，面對“停止進攻”的軍令，他的即時反應好像損失了一筆巨額資產(chǎn)：他確信勝利就在500碼之外。上校眼里布滿血絲，那是疲乏，也未嘗不是熱血占領并污染了大腦的跡象。受此血氣導引的指揮官，每一個決定都可能兼有感人和愚蠢的特征。當然，他沒有多少選擇：“今天讓我停止進攻，一周后又會有一道命令讓我在黎明發(fā)起進攻。”這是他的真實處境，對他來說，“置生死于度外”與其說是一種勇氣，不如說是一項生存策略。他還能怎么辦？

麥肯錫上校說：“結束戰(zhàn)爭的方式，就是戰(zhàn)至最后一人。”似乎很豪邁，但誰都能聽出一股餿味，一種偽裝成勇氣的虛無主義。經(jīng)歷過類似戰(zhàn)爭并大難不死的喬治·奧威爾（一顆子彈貫穿他的脖子），說過一句更加冷酷的話：“結束戰(zhàn)爭的捷徑就是輸?shù)魬?zhàn)爭。”兩句話似遠實近，“戰(zhàn)至最后一人”，差不多就是輸?shù)袅恕τ谠菊劜簧险x、看不到希望的戰(zhàn)爭，盡早輸?shù)舻扔诩皶r止損，停止遭罪。何況麥肯錫上校還表示，“希望是一種危險的情感”。

影星安德魯·斯科特（Andrew Scott）扮演的萊斯利中尉，出場不多，頹廢神氣令人難忘。他有義務給兩名通訊兵指點迷津，但他判斷兩人無法生還。他衣冠不整，叼著煙，喝得有點多，他以一副聊盡人事的態(tài)度，在兩人衣服上潑了些酒，略表祈愿。他交給布雷克一支信號槍，要求他抵達第一站后鳴槍告知。“如果確信自己要死了，”他補充道，“請把槍朝我這邊扔回來。我不想把槍留給德國人。”然后，他以一副不在乎的表情，踱回自己的戰(zhàn)壕辦公室。看得出來，這是一位強行約束情感流露的資深大兵，他若不端出看淡生死的模樣，他一天都堅持不下去。適度冷漠也是戰(zhàn)壕士兵避免崩潰的精神防衛(wèi)術，由于炮彈不停地落在周邊，士兵生命其實處于隨時中止的隨機狀態(tài)。士兵相信，你聽不到那枚最終擊中你的炮彈，因為炮彈的速度快過音速。

三

紀錄片《他們已不再變老》開篇就是一幕苦澀的荒誕：英國、德國的小伙子剛剛踢完一場橄欖球賽，雙方定于賽后舉行聯(lián)誼酒會，突然，球員接到政府公告：英國與德國已正式交戰(zhàn)。依最新的政府精神，從此時此地，對方球員必須被理解成敵人。好在年輕人保持著灑脫，他們決定計劃照舊，先把酒喝完。他們不見得想清楚，戰(zhàn)幕一開，雙方殺著殺著就會變得不共戴天。仇恨其實是一種政客創(chuàng)意和情緒慣性。

當國家以愛國主義名義踏入戰(zhàn)爭，毫不知情的民眾若響應號召，就必須對心靈實施情感閹割，將那個性格開朗、剛剛還一起喝酒打球的漢斯或約翰，急速轉換成“其心必異”的異族仇敵。這個插曲并不意外，美國著名政論家沃爾特·李普曼在名著《公眾輿論》的開頭，就講了一個類似故事。在彼得·杰克遜的鏡頭里，多次展示了英國兵與德國人的惺惺相惜，被強加的仇恨與發(fā)自內(nèi)心的尊重，在士兵體內(nèi)糾結莫名。英國兵普遍對來自巴伐利亞的德國人抱有好感，后者之前可能是面包師和農(nóng)民，每周上一次教堂，與英國人并無二致。但是，雙方的“真實人格都被困在制服里了”，他們不得不臣服于“制服”的權力意志，把那些更加可貴、本真的人類情感放逐于外，好像它們只是虱子。

說到對“一戰(zhàn)”中政府和軍方玩弄“愛國主義魔術”的深刻揭露，年僅29歲的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攝于1957年的黑白影片《光榮之路》（Paths of Glory），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典范。片名飽含諷刺，片中每一幕場景，實質都指向“恥辱之路”。

軍方高層出于古怪的理由，要求某團士兵于次日攻占一座軍事上缺乏可行性的德軍高地。接受命令的將軍并非不知深淺，他確信此戰(zhàn)無望成功，但當上司暗示，憑此役他的肩章上有望增加一顆星，這名剛剛還在強調(diào)“一個士兵的生命高于任何勛章”的將領，立馬變成士氣決定論者。他早已算清，將有四分之三的士兵于明日陣亡。事實就是如此荒唐，每當不可遏止的私利和野心唆使他們出賣士兵，他們的兩片嘴唇就變得華麗、動人，愛國主義煙霧就像雪茄一樣盤旋其上。疤臉將軍向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扮演的達克斯上校指派這項相當于“處決令”的任務時，毫無扭捏地唱起了“愛國主義也許過時了，愛國者的熱情還在”的高調(diào)，達克斯上校當即用塞繆爾·約翰遜的名言回嗆：“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托詞。”

這場不該發(fā)起的進攻果然失敗了，軍方為挽回顏面，避免自身形象在新聞界和巴黎貴婦圈受損，決定把責任轉嫁到士兵身上。軍事法庭匆匆建立，三名仿照古羅馬軍團“什一抽殺法”制度被隨機選出的士兵，以他們被構陷的懦弱，作為將軍們的替罪羔羊。借助庫布里克天才的鏡頭語言，我們看到了與荒唐軍令形影不離的形式美感，包括處決士兵的方式，盡管其中一位只能綁在豎起的擔架上，接受行刑隊的正法。

“發(fā)動戰(zhàn)爭的不是戰(zhàn)士——他們只是為之獻身。”弗朗西斯·達菲神父在可疑的“一戰(zhàn)”英雄霞飛元帥的紀念儀式上說道，“戰(zhàn)爭的發(fā)動者是你、是我，是銀行家、政治家、容易激動的女人、報紙編輯、假和平的牧師還有沒心沒肺的議員。在街上叫喊的年輕人——可憐的孩子們才是付出代價的人。”

“一戰(zhàn)”最大的荒謬是，抱著各種神圣理由加入戰(zhàn)團的歐洲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失敗，有些干脆把自己玩出了局，致使大量為德皇、為哈布斯堡王朝、為沙皇陛下捐軀的士兵，都不能得到一塊體面的墓碑：他為之效勞的君主已不復存在。索爾仁尼琴的父親曾為沙皇而戰(zhàn)，少年時代的索爾仁尼琴被迫長期隱瞞亡父的“白軍”身份，以免受到新政府的清算。“讓我們想象一下，”學者伊斯特萬·迪克在《審問歐洲：二戰(zhàn)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里寫道，“一個生活在南斯拉夫北部的匈牙利農(nóng)民，在1918年之前一直都是匈牙利的臣民，之后成了南斯拉夫公民，到1941年又歸匈牙利統(tǒng)治了。同一年，他向匈牙利憲兵舉報說他的塞爾維亞裔鄰居窩藏了一名形跡可疑、可能攜帶武器的人。你能說他是匈牙利愛國人士和守法公民，還是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民族的叛徒？”類似“一戰(zhàn)”后遺癥比比皆是，你肯定笑不出來。

在《1917》結尾，完成通訊使命的斯考菲爾德坐在樹下，手上纏著紗布，面容呆滯，看著一個不存在的遠方。那是一種“未來沒有希望”的表情，他甚至無暇為自己慶幸。戰(zhàn)爭還沒結束，死神猶在身邊逡巡，戰(zhàn)場上貪食人肉大餐的烏鴉、老鼠和虱子，還在等待著人類繼續(xù)犯傻。《他們已不再變老》里曾這樣介紹虱子：“它們像迷你版的龍蝦，長著六條腿，每天要吃十幾頓。”一名士兵提到自己兔子般的命運：“我們處于和文明完全脫節(jié)的狀態(tài)，我們可以體會兔子，我們像兔子一樣遭到獵人追殺。”如果士兵愿意開口，關于虱子、戰(zhàn)壕足病或某種傳染病，他們每個人都有一肚子苦水可倒。但他們什么也不會說，甚至不會告訴父母家人。對于找不到積極或消遣含義的單純苦難，沒有人愿意豎起耳朵。

放棄傾聽等于回避教訓。“我相信后人一定會同意，這場戰(zhàn)爭毫無意義。”這是《他們已不再變老》的結尾旁白，我當然不能同意。意識到深嵌于“毫無意義”中的“超級警告”，我們才能避免返回弓箭時代。路易·蒙巴頓勛爵說：“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是核武器的戰(zhàn)爭，那么第四次將會是弓箭的戰(zhàn)爭。”

“一戰(zhàn)”揭破了一個可悲的人類秘密：他們脆弱的理性及旺盛的虛榮，達不到發(fā)動一場現(xiàn)代戰(zhàn)爭所要求的智力和道德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