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敏飛/文 當代史家中，我讀馬勇最多，或斷代史，或者人物傳記，例如他的《清亡啟示錄》《帝國設計師董仲舒》等等。他最新出版的《中國儒家三千年》屬通史，浩浩瀚瀚50余萬言一口氣讀下來，第一印象是令我想起自己一次新疆之旅。

新疆巴音布魯特，那草原遼闊無垠，直接天云。登臨稍高處望去，一條大河從天而來，十八灣盡收眼底。我到那里旅游時，曾在那棧道上佇立凝望了許久。我困惑：家鄉(xiāng)因為天為山欺而水求石放不難理解，這平平坦坦的大草原，何以“水求草放”？忽然兩眼一亮：讀史當如此！

讀史當讀通史，上下數(shù)千年全覽！任何一個王朝都不能代表中國歷史，任何一個帝王都不能代表他所在的王朝，如同任何一個季節(jié)都不能代表全年。如果只讀某一個王朝、某一位帝王的歷史，無異于蹲在某個小灣道里探望整條河流。英國歷史學家塞繆爾·E·芬納在他巨著《統(tǒng)治史》一書中提醒說：“唐帝國的壽命長達300年，其統(tǒng)治存在一個明顯問題：王朝末期的統(tǒng)治體系和初期是不一樣的。因此，選取某個特定年代或統(tǒng)治時期來代表整個唐王朝的統(tǒng)治無異會誤導讀者。”前唐、中唐與晚唐的差異多大啊！以盛唐斷言全唐多輝煌，或者以殘?zhí)茢嘌匀贫鄟y糟，無異于盲人摸象。

中國儒學三千年
作者: 馬勇
出版社: 孔學堂書局
副標題: 3000年中國政治和文化的密碼
出版時間: 2021-10-11

馬勇在此著序言及后記中坦言：“學界需要一部系統(tǒng)、簡潔、全面的儒學史，而儒學史的寫作需要一種邏輯自洽的個性化表述。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做這件事。”“本書的主旨是希望從大歷史的視角，給三千年的儒學發(fā)展史做一個鳥瞰式的描述，為讀者諸君呈現(xiàn)一個宏觀景象。”其實，不僅對于學界，對于我等大眾讀者也如此，對于儒學這樣的歷史尤其應當如此。只有在這樣的儒學通史當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儒學曾經(jīng)有輝煌，也有厄難，還可以進而理解張東蓀曾描述的歷史怪象：“中國歷史上的尊孔者幾乎從來都是利用孔子。他們利用孔子做了無數(shù)的罪惡，卻不曾被人們發(fā)現(xiàn)，于是一概記在孔子的帳上。于是推崇孔子的人愈推崇孔子，而痛恨孔子的人便愈痛恨孔子。” 在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沉痛的教訓。

想當年，來華的耶穌會士們在歐洲掀起了一場“中國熱”，有著“法國的孔子”之譽的伏爾泰甚至公開呼吁“全盤華化”。然而，他們很快發(fā)現(xiàn)“狡猾的耶穌會士”帶回的信息“褒獎過度了”，乾隆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寬容的典范”，恰恰相反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以禁止‘危險思想’為名的）文獻毀壞者之一”，“孔子和中國政府的美德就等于是耶穌會士的發(fā)明，是出于宣傳目的的信口開河”。這樣一來，耶穌會士教團失去了各方面的信任，被教皇取締。更糟的后果是“從18世紀末開始，西方世界從未再次對中國感興趣，也從未對這個國家興起過那么高的評價”。這么說，中國“躺槍”了，——落到另一個極端，誤以為董仲舒、朱熹等后儒的思想就是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就是中國文化。再一個極端是把儒家貶得一塌糊涂，連小學生也敢大批判孔子。所以，推出好一部儒學通史，實在是中國文化的一件大好事。

我對儒學沒有專門研究，只是大致了解儒學的歷史：周公制禮作樂為儒學1.0版，孔子為2.0版，董仲舒為3.0版，朱熹為4.0版。那么，如何從周公到孔子？又如何從孔子到董仲舒？這就不大了解，也就無法真正了解孔子、董仲舒等人的歷史意義。

從周公到孔子、從孔子到董仲舒的歷史，由于史實缺乏，往往付之闕如。程志華《中國儒學史》從孔子開始，直接跳到孟子，接著直到《大學》《中庸》《易傳》，再是荀子，然后就到董仲舒了。馬勇則不然，迎難而上。在他看來，史實缺乏或許如無垠的天空，可以大展想象的雙翼。

眾所周知，史實不一定都是歷史的真相。尼采甚至對歷史的真相絕望，不無刻薄地稱歷史學家“是一群宦臣，而對宦臣而言，一個女子與另一個女子是完全一樣的，只是一個女子，是女子本身，永遠無法接近。而歷史本身對那些實際上自身永遠不能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而言，總是十分‘客觀’的，那他們研究些什么就無所謂了。”事實上，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離不開適當?shù)南胂蟆Ｋ抉R遷距那場鴻門宴大幾十年，何以寫出那么生動的言行細節(jié)？

馬勇善于惴磨歷史人物的心理。我最初是讀他的《清亡啟示錄》，在談到兩路出國考察人馬回到北京匯報建議時評述：“不要說中國人保守，也不要說中國的統(tǒng)治者保守……君主立憲既然有這么多好處，又是皇親國戚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還有什么好懷疑的呢？”我覺得這種想象即心理解析十分到位。馬勇也善于描寫歷史人物，例如他寫董仲舒：“似乎一直在寧靜的鄉(xiāng)間過著牧歌式的田園生活；雖然對人生、社會乃至整個自然界進行過深湛的思考，但似乎又對自己周圍最應該熟悉的環(huán)境顯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他貢獻出值得人們再三玩味的寶貴思想，而自己卻過著單調(diào)、乏味的平凡生活。”馬勇描述的群體或具體歷史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國儒家三千年》一書中，馬勇保持了他這種寫作風格，以人系事，描寫了古今眾多學者，通過他們的思想歷程與成果，展示儒家千古綿延之變。對于從周公到孔子、從孔子到董仲舒等歷史階段的空白或者說漏洞，也由人物進行了適當?shù)奶钛a。馬勇描述：

西周建立之初，殷商遺民中的儒者萬念俱灰，人心惶惶。然而為時不久，卻又因周公制禮作樂而帶來了新的希望。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之后，這批儒者逐漸認同了周朝的統(tǒng)治者，不僅其人逐漸躋身西周貴族階層的行列……逐漸擺脫亡國的陰影和恐懼，逐漸對周朝統(tǒng)治者產(chǎn)生了某些認同。

這一段生動的群體心理描寫，顯然是想象的產(chǎn)物。又如寫具體人物：

當孔子明白在現(xiàn)實政治的道路上已不可能再有所作為的時候，他雖然一度表現(xiàn)為失望和消沉，但很快就尋求到新的人生的支撐點……稍經(jīng)猶豫與困惑，孔子就毅然決定……

可貴在于這決不是憑空想象。馬勇畢竟是史學專家，而不是作家。恕我直言，像斯蒂芬·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雖然燴炙人口，可是稍多讀幾篇，心里不免暗暗生疑：是否想象過度？

馬勇的歷史想象，或許更應該嚴謹些稱之為推理。有段常見的引文：周公于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馬勇注意到這里一個細節(jié)：“在短短一年或一年稍多的時間里，如果沒有一個相當規(guī)模的工作班子協(xié)助周公，僅憑他個人的智慧，何以能夠在鑒于殷商教訓的基礎上，完成一代制度的規(guī)范和制定？”由此深思，加之有旁證殷商遺民“確曾在亡國之后被分門別類地安排做自己熟悉的工作”，才斷言“周公在制禮作樂的過程中，一定組織過一個相當規(guī)模的工作班子”。

子貢為孔子接班人的地位似乎基本確定，子夏、子張、子游等人卻突然力推有若，簡直是一場不動聲色的政變。為什么呢？馬勇分析，一方面是子貢性格“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似乎在某些場合得罪過子夏等人，另一方面似乎因為有若“貌似圣人”，此外還似乎和曾子與他們之間的微妙關系有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一連串的“似乎”，似乎可以想見馬勇在寫作這些文字之時手指頭在電腦鍵盤上舉棋不定的樣子。

馬勇注意到，東晉學者荀崧揭示孔子著《春秋》及三傳發(fā)生的大致脈絡之時，“內(nèi)中雖然仍有不少猜測之詞，但畢竟去古未遠，他的這些猜測應該有自己的理據(jù)”。是的，歷史的想象應該有自己的理據(jù)。這理據(jù)就是馬勇所謂“邏輯自洽的個性化表述”吧？理據(jù)一充分，他的語氣就完全不一樣：“孔門弟子在孔子死后發(fā)生分化是一種必然……不僅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文化現(xiàn)象，更是學術史上的必然趨勢”，變成一連串“必然”。可見馬勇的歷史想象十分節(jié)制，如同縱馬奔騰而不脫韁。

寫一部系統(tǒng)、簡潔、全面的儒學通史十分不易，而要寫得生動好讀那就二十分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