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IC Photo）

傅北宸/文

李開元在《漢興》中，對當下漢朝初中期的研究和理解有兩大不以為然。一是對卜相迷信說，一是對漢各種現(xiàn)象的儒學解釋。他就學北大后久居海外，沉浸于秦漢之間，以文化傳承為家鄉(xiāng)，大環(huán)境的不同使其別具只眼，他山做石一攻而玉。上述兩種他都給出了例證：后者說前武帝時代的漢朝基本上無儒學之用，無論陸賈策術還是賈誼政論，都是黃老之學；前者說明卜相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廣泛存在于各個領域和階層，野有卜者朝設卜官，將之歸為迷信才是真正的愚昧，甚至于是對生命的輕忽。

一

一直以來，史學界以元史料所載的霸陵在白鹿原上的鳳凰嘴作為公論，并立碑為證。去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線上會議公布，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霸陵，李白《憶秦娥》中“年年柳色，灞陵傷別”中的“灞陵”即是霸陵（灞是霸的異體字），陵寢的主人即漢文帝。

漢文帝（代王）劉恒本人就和大多數(shù)王公皇帝一樣，是一個狂熱的占卜控。

楚漢戰(zhàn)爭的時候，其母薄姬還是個戰(zhàn)亂里的姑娘，女相士許負為她看相，直接說她將來“當生天子”。為此，魏王豹娶了她，挾帝囊以證身份的意思，而且放心大膽地做變色龍：時而跟劉邦時而跟項羽，后來被韓信擄身滅國，薄姬沒給他生成天子不說，還被俘虜?shù)綕h宮做了紡織女奴。各種曲折之后，被劉邦納為姬妃，不幸的是，后宮佳麗之中，她跟劉邦只有一次同房，就懷上了劉恒。劉邦內外嫡庶共有八個兒子，劉恒排名靠中間，時稱中子。從繼皇帝位的考量角度看，立長立嫡立賢和他都不沾邊，所以只好乖乖的去張家口的代王城做代王。

但事情總會變化的，高祖嫡出太子是老二劉盈，繼位是為惠帝，長子劉肥、三子劉如意、五子劉恢、六子劉友先后死去、八子劉建早夭，到諸呂之變之后，該擲色子決定誰做皇帝的時候，劉邦的兒子只剩下他和弟弟劉長了。劉恒最終還是從代王城到長安，做了漢文帝。

陸賈所撰《楚漢春秋》載，這個女相士許負，被劉邦封為鳴雌亭侯，時年19歲。這種最牛原始股的因由即來自相術。劉邦還是大秦朝股級干部泗水亭長的時候，娶了呂雉生了一女一兒，在背兒攜女下田干活的時候遇到了許負，許負給呂雉看相說她相貌主貴，又看了她的兒女說貴就貴在這一兒一女身上。后來見到股級干部又補充說，夫人和孩子的貴都出在他身上，他的命相“貴不可言”。后世有推想說許負是拍馬屁，但事實上看相的時候，劉邦只是蝦皮一般的行政級別，兼之四十多歲事事不成的光景，呂雉也只不過是一個帶倆娃下地干活兒的農婦，許負的馬屁輪不到拍這兩類人。

自是之后八年，劉邦從一個村氓一躍而成開國皇帝，不能不算是一個異數(shù)。準確的相術或許是劉邦能封侯許負的原因之一，但如果因此認為劉邦作為一個政治家僅因為該個案就封賜爵位，那即是小看政治家也是小看史書，合理的推斷還應該有其他相術相關的重大事件，雖然受封前許負沒有其他記載。但無記載并非是沒有事實。

許負被記載的還有給周亞夫看相。周亞夫是劉邦治期大將周勃的兒子，文景之治時期的大將，許負相周說其“法令紋入口”，將來會餓死，事實果如其言。

如果史載中只有許負，應該還不足以代表相士的認同普遍和社會地位，恰好大名鼎鼎的大結巴周昌親歷一事，周的老友方與公（楚國薛郡方與縣，今山東魚臺的長官）以相術知名，跟周說要關照好下屬趙堯，他將來會接替周的御史大夫之職。

后來周昌離京輔佐劉如意，劉邦召見近臣，拿著御史大夫印綬把玩造設問句“誰能當這個御史大夫呢？”看了一圈說“我看除了趙堯誰也不行啊。”

臧荼是漢初最早的反王之一，臧荼反叛也是漢朝諸侯王問題的開端。因為是歷史的入口處，所以很難看得清楚。而事實上，臧荼的具體死訊和身后事幾乎是模糊一團，唯一有載的是《史記·外戚世家》中說臧荼留有一個叫臧兒的孫女。臧兒二嫁，育有三男二女，她去算命得到的判詞是“兩女皆貴”，而彼時長女已出嫁且看起來低庸之至。為了響應卦辭，臧兒執(zhí)意令長女離婚送至太子宮中，長女無名，史稱王夫人，入宮后為太子生育了三女一男。這位太子就是后來的漢景帝劉啟，而生的一男則是后來的漢武帝劉徹。行文至此，作為歷史學者的李開元大為感嘆“命運的轉折，竟然在于臧兒的一念之間。古往今來的相命占卜，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依然神秘而不可言喻。”

《左傳·成公·成公十三年》述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意思是一個國家只有兩件大事，即祭祀先人神祇和戰(zhàn)爭——這種思想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主流文化的行為主線，而“祀與戎”的前提幾乎無一例外的都必然進行占卜和祭祀的儀式，如《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所載“（莊宗）其后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方其……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盡管一千多年有古今中外預測、卜筮、相術甚至通靈術的無數(shù)記載，但遺憾的是，無一例外被現(xiàn)代主流文化“不予采信”，通斥為迷信妖祟，原因是近于諂媚跋扈的“不科學”。科學的對象是物質，而人文的對象則是思想，而社會科學的稱謂本身即不科學——人文社會禮儀傳統(tǒng)，不是科學所能涵蓋和解釋的。科學無所不包，已經是一種霸權。

二

中國儒學傳統(tǒng)源遠流長，但這不代表漢朝特別是初中期的漢朝儒學占統(tǒng)治地位，相反文化本身是一種化合、萃取和衍變，董仲舒學說確立為國教之前，漢朝推崇的是黃老之學——即黃帝老子之學。而兩千年來，受獨尊儒術的浸染，幾乎所有的政論，都以儒家、儒學、儒生來解釋漢朝的施政，而實際上陸賈所提倡的“以文守天下”的“文”是彼時盛行的黃老之學。對黃老之學，李開元表述為“以老子的道論為哲學基礎，融入刑名法度思想，成就兼容并包、經世濟用的思想流派。其精要可概括為：守道、依法、均衡、知變、求無為”。即便后來儒學視為正統(tǒng)，在統(tǒng)治術方面，對黃老之學都無一例外地秉承，如后世總結的“外示儒術，內用黃老”。

蕭規(guī)曹隨被認為是文景之治的源流和基礎，文景之治的核心在于“隨”，在對蕭何國策不做重大更改下的修枝剪葉。隨的核心執(zhí)行者是曹參，而曹參就是黃老之學的承缽者。曹參在任齊國丞相期間，正式拜入蓋公門下，而蓋公正是黃老之學（亦稱黃老道）的第六代傳人。《史記·樂毅列傳》中對黃老道學統(tǒng)這個分支做了簡單的梳理，自河上丈人起歷經五代，按順序分別是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樂瑕公——樂臣公——蓋公，傳到曹參是第七代，李開元考證除了二樂有史證，之上都是口述師承。關于口述則很難完全采信，如樊噲鴻門宴上的闖帳及對話乃至“鴻門宴的故事之所以得到流傳，都是出自這位樊市人（劫后余生的樊噲庶子）的口述。”

千百年來，黃老之學的典籍佚失殆盡，后世對其認識基本是一片空白。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發(fā)掘，《黃帝四經》和《老子》同時出土，而這兩部書正是黃老之學的典籍，至此揭開了這門引領一個時代潮流的學科的神秘面紗，其歷史意義也一步步展示開來。之前的史書中關于“蓋公以黃老說曹相國”的細節(jié)是沒有的，有的只有19個字“蓋公為言，治道貴清凈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李開元以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旨》為形而上之綱，以這兩部新出土的書籍為形而下之目，結合蕭規(guī)曹隨的歷史真實概況，推想并呈現(xiàn)了這一場景——而這種治史手法，和海外的陳舜臣、黃仁宇甚至劉子健有神似之處，而在中國學界卻聞所未聞。創(chuàng)意和學問無分新舊，均來自歷史，所以林語堂說求新學問要讀古書。對此李開元落腳點是一個原理式的解釋：“如何基于有限的史實，以合理的推想去填補巨大的歷史空白，成了歷史學家的永恒追求。”他推想的蓋公說大略如是：

天下學問無外六家即儒、墨、道、法、名、陰陽，陰陽家重自然而多忌諱、儒家重倫理而博瑣少功、墨家重節(jié)儉而無尊卑、法家重規(guī)責而少恩德、名家循名實而失本真、道家事功大而理深難。相比而言，治國用道家最為便捷，而黃老之學像藝術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樣，出于道家又高于道家，是出自道論的，要旨在于“守道、依法、均衡、知變、求無為。”道就是萬物之母而成萬物之理，而法出于道，是道之理，道柔而無窮，法則堅而有限，所以要講均衡；而變是道的精髓，把握了以上則自然就無為了。所謂無為不是無作為，而是基本不用作為，因為“法正道備則圣人無事”，上不折騰下不添亂，各守本分，和諧運轉。由于曹參和蓋公的這番晤對，曹參才徹底接受蓋公的黃老之學。綜觀曹參在任期間的漢朝，確實是在黃老之學的統(tǒng)攝下順暢運轉著的，所以李開元把蕭規(guī)曹隨的表征擴大到整個漢朝社會，升格到文景之治的高度，稱之為蕭曹之治。

三

和當代中國的不結盟主義不同，公元前一世紀的中國漢朝，采取的是結盟主義。事實上是不得已，剛立朝的大漢隱患實在太多。

內部的疑腫尚未病變但需要剔除，同時外部的大患有二，一是南面趙陀的南越國，一是北面冒頓單于的匈奴。這其中陸賈居功厥偉，內部提出的不能馬上治天下被劉邦采納，這決定了大漢里程碑式的建國轉折點；外部出使南越，以一人之力說服趙陀愿意成為大漢附屬諸侯國。像愛哭的孩子多吃奶一樣，兵不血刃雖然可貴但不易得名，后世和彼時最為關注和稱頌的還是費了牛勁取了驢效的事功，這就是安撫匈奴。

史書上白登山之盟是用以代替白登山之圍的，《史記·高祖本紀》里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只有12個字“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后罷去。”和平要以各種形式支付代價，劉邦采取的便是歃血為盟，于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和親”一詞。付出與和親貢獻的約定是：匈奴不事侵犯，不援反叛。后來陳豨反叛，匈奴并未給予援助，就是盟約的結果。這份盟約對漢朝到漢武帝為止時期的北境和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沒有不帶血的聯(lián)盟，漢匈的血盟雙方基本都算是耿直，換言之，不帶血的聯(lián)盟就是兒戲，有說了不算的可能——這就要說到內部最大的腫塊：諸呂之變。

事變從高后八年呂雉去世開始，劉邦系的功臣勛將采取內外結合的辦法解決了呂氏外戚集團。最富傳奇性的情節(jié)是在內，即南北軍大營的武裝解除上。南北軍分別負責防衛(wèi)宮廷和城市，勛臣陳平等決定先解決北軍，而北軍的統(tǒng)領者是呂祿。勛臣方面找到呂祿，勸其交出兵權，平安富貴的許諾即可以盟誓兌現(xiàn)。然而，呂祿當然沒等到許諾人的血，沒等到盟誓，甚至沒等到事變完成，事變突發(fā)不久他就被殺了，單方面流盡了血。諸呂之變的首起發(fā)難是齊王劉襄，打的旗號正義凜然：捍衛(wèi)白馬之盟，而白馬之盟就正是極其鄭重規(guī)范的歃血為盟，殺掉一匹白馬，以血盟誓——非劉姓不封王、非軍功不封侯，違反此盟，天下共討之。

非劉氏不能封王，是毫不掩飾的家天下思想。事實上，從有封建社會至清朝完結，每一個政權無一不是家天下，故而梁啟超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這里暗含著一層意思是，凡坐穩(wěn)皇位的都是正統(tǒng)，而正統(tǒng)記注修史，所以一切的核心和原則乃至是非評判，都以正統(tǒng)書寫的正史為圭皋、為準繩、為絕對正確。這同時也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如果明顯是不對的該怎么辦？那只有人為刪改記錄，以保證正史的呈現(xiàn)結果正確。

諸呂之變正式名稱的提出者，是北宋的司馬光，在他編著的《資治通鑒》中，以標題的方式把這次政變定性為《漢紀·諸呂之變》，依據(jù)自然是劉邦正統(tǒng)的白馬之盟中的“非劉不王”。實際上，這次政變的始作俑者不是呂氏集團，而是在京的功臣勛將聯(lián)合齊王一系的皇族，為從呂氏外戚手中奪回權力而發(fā)動的政變，結果他們勝利了，勝利者掌握和接續(xù)了正統(tǒng)。所以，李開元基于事理，把諸呂之變改稱“誅呂之變”。

歷史地看，篡改歷史并非漢朝的發(fā)明，歷朝歷代幾乎所有的正史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次數(shù)的篡改，而所謂信史從來都是刻板天真的愿景。這種正史的立場，即使改朝換代之后也不會動搖，諸呂之變就是典型中的典型。毛澤東評論《水滸》中宋江的一句話，最為一針見血——“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因為皇帝的正統(tǒng)問題是不容談判的。

呂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帝，她不是垂簾聽政，也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實實在在堂堂正正地坐在皇帝座位上施政，以高后紀年。高后四年，也同樣出現(xiàn)了刪改歷史的事情：廢幼帝。幼帝在歷史上是沒有名字的，這顯得尤為詭異。史載對此事只有兩句話“帝廢位，太后幽殺之”和“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當然，這個劉弘在誅呂之變后，也被漢文帝指認為是野種而殺，但起碼有個名字。幼帝再廢再死，也是一個皇帝，不應該至少有個名字么？李開元博覽史書，也參與歷史的編撰，知道了歷史是怎么編撰出來的同時，也明白修正篡改歷史的種種門徑，對于這件詭異事件，他篤定地說“一句話，完全是人為抹消涂改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