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與非/文

迄今為止，我們對于《三體》的關注和討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或許永遠都只會嫌少，不會嫌多。因為《三體》作為科幻小說所開啟的思想內(nèi)容，已經(jīng)遠超科幻這個類型本身，它涉及的是對文明質素的根本思考。這里的“文明”泛指一切智慧生命的生存和成就。換句話說，《三體》討論的是智慧在宇宙之究極時間中的演化可能性。在浩渺而冰冷的宇宙中誕生了人類這樣的智慧生命，這本身已是宇宙的最大奇跡和最大謎團，而這種智慧生命反過來要求宇宙本身給出徹底的答案，這是奇跡中的奇跡、謎團中的謎團。不要認為這種思考對于我們地球上的文明來說過于遙遠了，地表歷史上各種文明的演化本身也構成了宇宙之所有可能的智慧文明的演化歷程的一部分。它們在智慧與時間的演化上是同構的，而正因為是同構的，劉慈欣對“三體文明”與“地球文明”的思考，也恰恰可以為地表文明提供更宏大、但又極為切身的啟示。

在這個意義上，《三體》三部曲是有關文明的史學著作，它向我們展示的是文明之自身衰敗和遭遇入侵、自救逃亡和自我迷失，以及在宿命中安頓人性關輝的“地球往事”。但這絕不是什么溫情脈脈、心靈雞湯式的地球往事。我們不要忘記庫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中那臺企圖背叛人類指令而完成它自身使命的超級電腦，也不要忘記諾蘭《星際穿越》里在寂寥的宇宙旅行中所吟誦的托馬斯的詩——“不要溫柔地走進那個良夜”，就像劉慈欣在小說中所說的，關于宇宙的事情，“知道得多一點，你心里的光明就少一點”。為什么會這樣？因為關于“宇宙”的思考，實際上是關于“秩序”的思考。古希臘人所理解的kósmos，最初的含義就是“秩序”（or－der）。只是在近代物理學的絕對時空觀中，人們用它來表示萬物大全。

“宇宙正在死去”

“二向箔”是由《三體》擴展到整個流行文化圈的新名詞。它是一種“武器”，但它的攻擊手段不是粒子或者波等等的物質性攻擊，而是“維度攻擊”。“給你一張二向箔”，意思是，把你從三維降低到二維，讓你從一個具有長寬高的三維物體，變成一個只有長寬的二維物體。在《三體》中，這是宇宙中的高等文明具有的攻擊手段之一。最厲害的武器是什么？是“宇宙規(guī)律”。具有超越人類想象的技術能力的地外文明，使用宇宙規(guī)律作為戰(zhàn)爭武器。“能夠作為武器的規(guī)律有很多，最常用的是空間維度和光速，一般是把降低維度用來攻擊，降低光速用于防御。”宇宙之維度的不斷降低，是宇宙正在死去的主要標志之一。在宇宙的“田園時代”，它的維度曾是十維。我們的三維世界是持續(xù)降維打擊的結果，而“二向箔”是把三維世界推向二維世界的戰(zhàn)爭武器。但問題是，高等文明能夠以降維方式進行攻擊，它自己就不怕被這種降維反噬嗎？答案是：它主動地預先讓自己進入低維世界！因為還有一種假設是，當宇宙的維度進一步降低，直至變成零維的一個點時，它就又會開啟“宇宙大爆炸”，恢復高維度的“田園時代”。這正是所謂“歸零者”文明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這個宏偉的科幻設定中，包含著不容忽視的有關秩序演化的假定。赫西俄德以講述古希臘神話的方式將人類文明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和“黑鐵時代”。這種秩序正在逐漸退場的理解方式也回響在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中。當托馬斯·品欽首次探索性地讓物理學的“熵”概念進入文學作品后，我們也逐漸可以理直氣壯地使用熱力學第二定律來理解秩序的退化現(xiàn)象。“扁平化”不應該僅僅是用于討論權力結構及平等價值的社會學用語，放到文明演化的框架中，它是一種“宇宙正在死去”的降維打擊。20世紀60年代東西方幾乎同時興起的群眾運動，以無階級社會為理想，但從秩序自身運動的結構來看，它們的目標是走向永恒的“布朗運動”。人類在統(tǒng)一的國家體制和官僚機制的管理下，造成了日益扁平的社會結構和幾乎被敉平的原子化個體。這在當今的社會學看來是社會加速的進步，但從秩序本身的邏輯來講，是不可挽回的“西方的沒落”。斯賓格勒對于文明本身的洞見在21世紀顯得越來越清晰，每個文明（也即智慧體的總稱）也像一個智慧的個體（也即個體的人）一樣，具有出生、成長、繁榮和衰亡的過程。生命有其時間性的歷史，智慧本身也是如此。因而，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實際上是對于智慧所能達到的高度和成就做出判斷的“文明季候學”。在“文明季候學”中，文明不是單數(shù)，而是復數(shù)。這在小說中被理解為“宇宙社會學”。另一種是文明自身內(nèi)部的復數(shù)性，恰如“萬有引力”號和“藍色空間號”逃離地球文明之后所誕生的“新人類”文明，這里代表了同一種文明在自身演化中生成的復數(shù)性，是我們狹義上想要理解的“文明季候學”。

《三體》可以被讀作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區(qū)別僅在于，吉本以羅馬文明為對象，而劉慈欣以地球文明為對象。但還有一個重要而細微的差別，吉本代表啟蒙運動的新文明對于舊帝國之母體的反思，而劉慈欣尚不知新文明在何處，所以他絕望的底色更鮮明。我們要特別感激作者和編輯勇敢地保留了第一部中驚心動魄的歷史背景，這是小說“秩序”定義的生活基調。更為可怕的是，宇宙高級文明以規(guī)律做武器，這意味著規(guī)律或者說秩序本身蕩然無存。“三體文明”所帶來的“智子鎖定”早就已經(jīng)構建了這個基本的假設：由于“智子”的干擾，人類已經(jīng)不可能對量子領域有任何真正的發(fā)現(xiàn)。在這里，我們或許可以科普性地提醒一下海森堡“測不準原理”對于量子物理學悲觀前景的預示，而尼采關于世界本無秩序的“致命真理”的悲觀主義結論，實際上也與上述科幻的假定若合符節(jié)。因而，無論是否真有“智子”或者真有“維度攻擊”，擺在人類面前真正的悲觀主義無關乎自然科學的成就，而是一個哲學問題：是否有秩序存在？

“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

用以描述宇宙無序性的，是“黑暗森林”理論。在《三體》第二部中，那個貫穿全書的核心人物、也是與“三體文明”進行巔峰博弈的“執(zhí)劍人”羅輯這樣揭示道：“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在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恒的威脅，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很快被消滅。”我們對此的第一個反應當然是，這個描述如此地接近于霍布斯對于人類自然狀態(tài)的描述：“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之下。這種戰(zhàn)爭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zhàn)爭。”

霍布斯的“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是其國家理論的初始設定狀態(tài)。在他看來，如果沒有像“利維坦”這樣的主權者暴力，就不可能終止這種戰(zhàn)爭狀態(tài)。正因如此，霍布斯的自然狀態(tài)只是起始條件，而不是終極目標，它的目標在于國家暴力下的和平。但是，對于劉慈欣來說，在“擁擠”的宇宙諸文明之間，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黑暗森林”就是宇宙的根本現(xiàn)實。在陰森黑暗的宇宙中，文明的坐標一旦被暴露，就一定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這在領會了“宇宙社會學”的高等文明來說，是一個常識。“我消滅你，與你無關”。因為不同文明之間是高度不平等的，他們之間的差異就像地球上的物種之間的差異一樣，其差別甚至已經(jīng)達到了生物學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界”一級。試問你踩死一只螞蟻，是否想要詢問螞蟻的感受？

而驅使高等文明義無反顧地消滅低等文明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猜疑鏈”，一個是“技術爆炸”。“猜疑鏈”是博弈論中的不信任鏈條，即便我是善意的，我也不能假設另外的文明是善意的，這就造成了猜疑鏈：我不能假定對方是善意的，我也不能假定對方假定我是善意的，我不能假定對方假定我假定他是善意的……另一方面，高等文明和低等文明之間的差距是可以被縮小乃至被顛倒的，這就是“技術爆炸”的功勞。因為技術爆炸，高等文明不能保證自己永遠處在絕對的優(yōu)勢地位。

“黑暗森林”可能是錯的

在今天的社會學理論看來，“黑暗森林”理論肯定不是人類社會的面貌。人類已經(jīng)走出了獸性的叢林狀態(tài)，他們使用理性的交流而實現(xiàn)了跨種族和跨地域的合作。人類合作與進化的事實，就是對“黑暗森林”理論的根本駁斥。這里似乎可以推斷出，智慧天生傾向于合作，乃至于最廣泛、最深入的合作。我們智人從自身的自然條件來說，既無利爪捕食，也無厚厚的皮毛避寒，但卻卓然躍居于所有哺乳動物之首，靠的就是合群的智慧。

我們也可以從劉慈欣自身的理論中尋找漏洞。在他看來，支撐“黑暗森林”理論的是兩條公理：一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是，文明不斷增長和擴張，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也就是說，基于生存需要的擴張，和物質總量不變之下的相對稀缺性，是文明之間互相消滅的根本理由。對于這一點，我們利用地球文明上的知識就非常可以理解，因為經(jīng)濟學總是告訴我們資源是稀缺的。然而，如果用這樣的“物質”概念（事實上這僅僅是一種經(jīng)濟學的資源概念）來理解宇宙高等文明眼中的“資源”，似乎就有一種低等智慧的局促感。

我們今天物理學的“質能方程”告訴我們物質和能量之間是守恒的，這意味著宇宙的物質并不會真的缺失。但是對于文明來說，物質總量總是指文明所能利用的物質總量，而文明所能利用的宇宙之物質實際上永遠只是宇宙物質總量中的冰山之一角。當我們在經(jīng)濟學中談論資源時，物質就是可利用資源在一定人口中的分配，因而它定然是稀缺的；然而，如果我們在物理學中談論物質，那么，所謂的資源實際上指的是我們可以接觸和使用物質的方式，物理學的每一次革命性挺進，都意味著新能源和新材料進入了我們的生活世界。在我們僅僅只能使用火力能源的時代，木材、煤炭或石油的耗盡，就意味著資源的滅絕，然而，麥克斯韋電磁學的引入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能源格局，核能的開發(fā)又在根本上加持了這種電力能源的廣闊性。我們有理由相信，高等文明就是在能量和物質的使用方式上打開了全新的格局，而不是與低等文明在同樣的使用方式中爭奪能量和物質。如此看來，“技術爆炸”就是打開能源的新格局，其后果是讓物質和能量的使用格局變得更為廣闊，而不是更為狹窄，因為不同的文明總是在不同等級的使用方式中占據(jù)宇宙物質總量的一部分，他們甚至于根本不會發(fā)生沖突。恰如在地球上我們可以斷定，過去的石油危機是沒有石油用的價格上漲危機，而未來的石油危機應該是沒有人用石油的價格下跌危機。

大衛(wèi)·李嘉圖關于貿(mào)易的“比較優(yōu)勢”理論，則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推斷高等文明和低等文明建立聯(lián)系的“必要性”。根據(jù)“比較優(yōu)勢”理論，即便像18、19世紀英國這樣在制造業(yè)的各個領域的生產(chǎn)率都高于其他地區(qū)的國家，與那些生產(chǎn)率更低的地區(qū)進行貿(mào)易，也仍然能夠使雙方都獲益。比較優(yōu)勢學說構成了現(xiàn)代貿(mào)易理論的基石。它證明著，凡是自由貿(mào)易，皆有利可圖。貿(mào)易是智慧文明的一個高等的組織形式，它可能有力地反駁了那種拒絕交流與合作的敵意假定。

從文明季候學看“黑暗森林”理論

然而，我們也要注意到，劉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論是一種“宇宙”社會學，而不是“人類”社會學。這里的一個根本前提是，由于宇宙中以光年計的空間計量單位，文明與文明之間互相的“即時性”交流并不存在。這意味著達到最佳博弈論后果的那種“長期反復博弈”的情況并不會出現(xiàn)，所有文明間戰(zhàn)略都是一錘子買賣，你不認識它，它也不認識你。智慧文明的“技術爆炸”加深了這種互不了解狀態(tài)，因為“技術爆炸”是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的，在等待回復的那段時間里，低等文明可能早就已經(jīng)躍遷為高等文明、乃至更高等文明，從而爭奪同一水平線上的資源。畢竟，人類從新石器到金屬器時代用了一萬年，從金屬到電能時代不過幾千年，使用電能不過百年，而使用原子能不過幾十年，人類的技術能力是加速度發(fā)展的。 根據(jù)雷·庫茲韋爾，那種促進人類自身進化的強人工智能的 “奇點時刻”在2045年。

吳飛先生在近期出版的專論《三體》的著作——《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解讀》——中清晰指出了“黑暗森林”的三個不同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叢林狀態(tài)，這就是霍布斯所描述的狀態(tài)；第二個層次，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這是國際法所處理的層次，霍布斯的理論已經(jīng)不能完美地處理；第三個層次，才是標準的黑暗森林，即宇宙中各個文明之間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他對于《三體》的解讀也是回到生命本身，但很可惜的是，他回到的是文明中的個體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而不是文明本身作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使得他將《三體》只是處理為一部探討人性的文學著作，而不是一部探討智慧生命之本質的歷史著作。

將文明視為生命，是“文明季候學”的任務。這里的獨特視角在于，它承認文明是會死的，且舊“人類”必須去死，新“人類”才得以生。消滅舊時代的文明，算不上任何殘忍，只是一種必要。這是文明自身的“復數(shù)性”：它的蛻變不是以繼承的方式，而是以取代的方式。葉文潔、章北海和程心代表著個體之人對待這種文明嬗變的三種不同處境之下的態(tài)度。葉文潔在“紅岸基地”向外太空發(fā)出了“來拯救我們吧”的絕望信號；章北海以消滅失敗主義的姿態(tài)徹底實施了失敗主義的策略；而程心則選擇愛與和平來挽回智慧生命的尊嚴。他們是文明嬗變之歷史激流中的典型人格。文明的新舊之交替并不是他們能選擇的，他們只是在這新舊之交替中選擇了自己的態(tài)度，而他們的選擇則代表了文明交替中的博弈路徑。

略加推進而言，導致文明嬗變的根本原因是“技術落差”，但是技術落差的根源在哪里？我們觀察智人歷史上的不同群落或文明，有些文明似乎是永遠不會從自身中制造出技術落差的。自然科學是一種承續(xù)自古希臘知識論的西歐近代知識特產(chǎn)。這意味著，智慧生物的技術進步來自某種特有的組織與合作功能。組織的豐富性帶來了技術的豐富性。這里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召回“維度”概念。“降維打擊”是一種隱喻，它暗示文明的衰落根源于它對自身組織豐富度的取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