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非/文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親歷者在回顧大戰(zhàn)最初時刻的時候，多半都會提到人們的歡欣鼓舞之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用痛恨艷羨并存的語氣詳細地描述了開戰(zhàn)日：“在維也納，我發(fā)現(xiàn)全城的人都頭腦發(fā)昏，對戰(zhàn)爭的最初驚恐突然變成了滿腔熱情……維也納大街上走著各種隊伍，突然之間，到處是旗幟、彩帶、音樂。年輕的新兵喜氣洋洋地在行軍，臉上非常得意……熱烈的陶醉混雜著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那種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

許多歷史學家把這種好戰(zhàn)情緒歸結為19世紀中晚期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歐洲文化的滲透。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如赫伯特·斯賓塞與白芝皓看來，社會競爭帶來社會進化。社會競爭又主要是國家、民族之爭，主要體現(xiàn)在戰(zhàn)爭上。正是通過戰(zhàn)爭，一個群體才加強與鞏固了內部的團結、效率與社會制度的完善。

德國將軍伯恩哈德是贊美戰(zhàn)爭最力之人，說“戰(zhàn)爭是萬物之父”，又說“對于生物而言，戰(zhàn)爭是第一重要的必需品，是人類生命中不可取代的規(guī)范力量。缺少它，不健康的發(fā)展將接踵而至，將排除任何優(yōu)秀種族的進步并因而阻礙任何真正文明的成長。”

當時的歐洲人或深或淺的接受了這種對戰(zhàn)爭的尊崇。比方說，柯南道爾就在其作品中借福爾摩斯之嘴感嘆道：“這會是冰冷和苦澀的，華生……但是，說到底這是上帝的狂風，風暴過去后，陽光下會有一片更干凈、更美好、更堅實的大地。”

這種認知其實相當符合當時的歐洲人對歷史的認知和對現(xiàn)實的體驗。人們普遍把歐洲自中世紀末以來的進步歸結為多元競爭的存在，同時也認定國際競爭的危害不會太大，國際秩序是會自我調節(jié)的。社會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有一句名言“國家制造戰(zhàn)爭，戰(zhàn)爭造就國家”，這句話背后的含義（即戰(zhàn)爭帶來的緊迫而持續(xù)壓力推動了國家組織的建設）在19世紀其實是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歐洲人確實能在19世紀的歐洲史上看到這么一個模式一再出現(xiàn)：在一場戰(zhàn)敗之后，封建特權被廢除，個人權利被授予。普魯士的農奴制是在耶拿會戰(zhàn)慘敗后被廢除的，奧地利的自由主義改革是從1859年意大利戰(zhàn)爭的失敗后開始的，而沙俄專制統(tǒng)治的大松動也起源于俄羅斯軍隊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的悲慘遭遇。

正是在這種對戰(zhàn)爭的玫瑰色想象中，歐洲人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在歷經3年，死亡1150萬人之后，和平才再次降臨。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印象深刻的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但對西方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才刻骨銘心，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悲嘆：“19世紀崇高偉大的文明大廈，從此在戰(zhàn)火中灰飛煙滅……對成長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這個分水嶺前后對照的差異實在太大，許多人簡直無法把現(xiàn)在和過去做任何連接。”

至此之后，歐洲人對世界與自己的認知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昂首前進的文明心氣不復存在，許多金科玉律也被拋棄。威爾遜主義以法理管制世界的想法開始深入人心，傳統(tǒng)的列強均勢體系被集體安全體系所取代，戰(zhàn)爭作為一種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遭到質疑。控制國際競爭，而不是鼓勵國際競爭，成為一種主流思潮。

二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以諷刺的語調指出，美國人把民主、自由商業(yè)活動及國際法為基礎的全球國際秩序視為當然，這種理想主義觀念出自于美國特殊國情，既天真又不切實際，卻并不妨礙威爾遜主義在其提出的一個世紀中成為美國外交思想的基石，也成為國際關系的現(xiàn)實（基辛格認為這是美國憑借自己的超強實力將其頭腦中的世界圖景強加于人之故）。

不管是不是美國強加于人，當代世界確實已經是一個“威爾遜世界”。這首先體現(xiàn)在國際戰(zhàn)爭暴力的急速下降中。在1950年代，世界各地平均每年發(fā)生6至7次國際沖突，進入21世紀，這個數(shù)字下降到不到一次。每百萬人中因戰(zhàn)爭而死的人數(shù)從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10人。卡列維·霍爾斯蒂在研究當代戰(zhàn)爭起因的時候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間，因為領土問題而爆發(fā)的戰(zhàn)爭數(shù)量相較于1815年至1941年下降了將近五成以上，由商業(yè)或資源糾紛引發(fā)的沖突次數(shù)下降的更多。此外，無論是戰(zhàn)爭平均持續(xù)時間，還是戰(zhàn)爭危及國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顯著下降。這一形勢如此的明顯，以至于約翰·基根在其名著《戰(zhàn)爭史》中說道：“在我以畢生精力閱讀戰(zhàn)爭史料，與老兵廝混，探訪昔日的戰(zhàn)場，觀察戰(zhàn)爭的影響之后，我似乎感到，戰(zhàn)爭即將偃旗息鼓了，且不論戰(zhàn)爭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類處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正是由于這種國際暴力顯著的下降，使得斯蒂芬·平克樂觀地寫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將之描述成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超長期趨勢中的一部分。

其次，這體現(xiàn)在國際經濟交往前所未有的穩(wěn)定與安全之上。在19世紀，海外投資和海外貿易的安全度幾乎完全取決于所涉及國家的武力強弱。二戰(zhàn)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的出現(xiàn)，國際商法的普及與對接，編制了一套國際經濟管制網絡，大大改善了國際投資、貿易的安全與穩(wěn)定程度，減少了各國的經濟交易成本，也使得世界市場的容量大大增加。

在1913年，全球海外投資歷年總額以2012年的美元計，大概在10000億美元左右。而在2005年至2019年間，幾乎每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資額（FDI)都會大于10000億美元（只有2015年、2018年是例外）。這種巨量資本市場的出現(xiàn)，再好不過的說明了這個時代經濟資源的安全與豐沛程度。

三

這個威爾遜世界是一個受到管制的世界，也是一個更安全、更繁榮的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義理論的體現(xiàn)與勝利。如果說現(xiàn)實主義者將國際政治看成是權力游戲的話，自由主義者相信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最終將使人們習慣于合作，也相信國家和社會在和平和繁榮中的進化能力，相信國際合作與適當?shù)墓芾砟軌虼龠M“成功國家典范”的擴散。

至少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確實出現(xiàn)了一波民主化浪潮，但也同時出現(xiàn)了一波反向浪潮（且勢頭沒有衰竭）。換句話說，盡管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實現(xiàn)了民主化，但與之相反的勢頭同樣強烈，而且這看起來不僅僅像是受到了同時代民主化浪潮的刺激。

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變化趨勢？許多人給出的解釋是榜樣的力量。但說老實話，這個答案未免太直白、太短視了些。我個人覺得，還是應該歸咎于威爾遜世界秩序的缺陷上，它的目的旨在控制住國家暴力的規(guī)模與層級（它認為國家間暴力最可怕，也是擾亂和平與繁榮的最大因素），它確實做到了。但是它接下來假定和平所造就的是“滲透與學習”，這就大錯而特錯。有相當多存在缺陷的國家在這種前所未有的和平中享受到了國家安全，在沒有足夠競爭壓力的情況下，也就缺乏改革的動力。

　　　　威爾遜世界的這種缺陷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得到證明——這世界上存在相當多的失敗國家（失敗國家指的是那些政府效力和合法性降低到一定臨界點的國家。它或者失去了對其領土的控制，國家中或軍閥或私人武裝割據(jù)，或者政治腐敗到政府幾近癱瘓，無法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社會、經濟衰敗，國內暴力肆虐）。國家衰敗到什么程度才算失敗國家當然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在這方面確實沒有公認的精確定義），不過，這世界上確實有這種國家，卻是確認無疑的事情。

為什么有的國家會失敗？這個問題當然有很多種不同的回答。但是美國政治學家赫伯斯特在其文《戰(zhàn)爭與非洲國家》中指出，大多數(shù)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在大多數(shù)時候沒有面臨任何嚴重的外部威脅，這樣這些貧窮、行政結構薄弱，往往有極大族群多樣性的國家從來沒有機會像近代歐洲國家那樣以戰(zhàn)爭制造/鞏固國家（缺乏國際戰(zhàn)爭的后果之一是政府精英沒有動力來改革稅收體制，國民也很少因外部沖突增加對國家的認同）。赫伯斯特認為，非洲國家尤其如此，它們往往有太多的薄弱之處，卻享受了過多的國際安全。

所以說，如果說一戰(zhàn)前的那個世界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崇尚競爭是失之于猛，那么二戰(zhàn)后的這個世界卻是矯枉過正，失之于寬了。

在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托馬斯·弗里德曼沒有免于福山的命運，各種帶有“不是平的”的書籍在《世界是平的》十幾年后蜂擁出現(xiàn)在市場上。在這里要介紹的簡世勛（StephenD.King）所寫的《世界不是平的》(GraveNewWorld)就是其中一本。在書中，簡世勛給出了一個陰郁的判斷“在政治和經濟上，西方版本的全球化都達到了自身的極限。”

在這本書中，簡世勛以清晰的語言說出了一些事情：全球性的資本與商品流動不止是造就了繁榮，也造成了西方國家內部收入上的不平等（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已經用詳實的數(shù)據(jù)來做了證明），而這又進一步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分裂。在達沃斯論壇上高談闊論的各國精英與憤怒的社會大眾之間的隔閡越來越重，應運而生的就是各種民粹主義政治家，他們開始鼓動大眾，要求重建一個隔離的世界。

這些民粹主義者的抱怨不能說沒有道理，民族國家原有的社會保護機制（比如工會），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確實有大幅度的削弱。由于威爾遜世界秩序在冷戰(zhàn)后過于成功，西方發(fā)達國家的上中層階級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榮與安全之時，確實也忽視了對其同胞福祉的照顧（新自由主義的流行不能說與這些人的自滿沒有關系）。同時，有些國際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也剝奪了這些民族國家做出反應以進行社會保護的能力。比如說，簡世勛就指出，歐元區(qū)的實現(xiàn)使得意大利喪失了匯率調整手段，本來這種傳統(tǒng)手段可以讓經濟競爭中的失敗者稍稍得以喘息。

我們似乎可以說，威爾遜世界秩序的過度成功管制，不僅如上文所說，消除了那些自我治理不善國家的外部壓力，也促成了發(fā)達國家的民族共同體的自我消解。

當然，板子也不能全打在威爾遜世界秩序的設計缺陷上。簡世勛指出，還有三項因素在沖擊著西方世界：移民、技術與貨幣。由于交通的便利程度上升、旅行費用的下降、見識的增多、更多國家和地區(qū)發(fā)生的動蕩以及氣候變化，大規(guī)模人口從不發(fā)達國家向發(fā)達國家的轉移正在沖擊西方世界的穩(wěn)定；新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發(fā)展，分割著人們的心靈與經驗世界，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網上部落，造就了大批心懷不滿又具行動能力的公眾；最后，“當每個國家都試圖從不景氣的全球經濟蛋糕中分走更大的份額時，貨幣政策越來越可能淪為‘以鄰為壑’的工具。”

四

那該怎么為當前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打上補丁呢？這里有一些明顯的思路，如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認為，“國家面臨三選一的艱難抉擇：要么限制民主選擇，希望全球經濟與金融收益能夠最大化；要么限制全球化，希望國家的民主選擇能夠得到強化；要么施行全球化的民主，在全球或地區(qū)層面創(chuàng)建機制，取代那些至今依然被認為獨屬于民族國家的領域。”簡世勛也指出，歐盟有三條路可走，一條是允許歐元解體，實行匯率靈活制；二是為資本市場建立一個正規(guī)調解機制，改變過去偏愛債權人的做法，為歐盟建立一個負擔分配機制；三是放棄邊界，建立歐盟國聯(lián)邦國家。

簡而言之，他們的主張是，或維持現(xiàn)狀，或走向孤立主義（去全球化），或者建立一個全球/地區(qū)政府。當前西方各國的社會動蕩與社會分裂，可以看成是這些不同選項之間的爭斗（這一方把另一方看成是民粹極端，另一方把這一方說成是賣國精英），但從另一方面看，也說明了這些選項各自不受歡迎的程度。從政治上說，其實都不太可行。

那么，問題就無解了嗎？許多對當前混亂憂心忡忡的思想家們擔心，整個世界可能會重歸長期競爭狀態(tài)，回到那個“他們vs我們”的時代，認為這將是一個灰暗新世界。但也許解藥正在這里。其實還有一條路，是上述思想家、政策倡議者們暫時還沒有想到的（或者說想到了，但暫時不方便說出來），那就是重新在國際體系中引入（或者說制造）一個具有極大威脅的敵人，從而重建世界秩序中的競爭壓力，用對外的沖突增進內部的團結，從而讓現(xiàn)在還處于對立狀態(tài)的精英與民眾握手言和，在民族國家和國際市場自由競爭之間建立必要的平衡。地區(qū)中的合作、地區(qū)間的對抗是這一解決方案的可能變種。這就有點像在21世紀重建“帝國”格局，各個“帝國”實行內部的“全球化”，但是在外部分割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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