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手中這本《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起碼有兩個難得。

它是美國艾愷（Guy S．Alitto）博士在1980年代初期對梁漱溟的訪問紀——其實就是一個錄音訪談的文字版。難得的是，這是原始版，幾乎未經編輯裁剪，連續(xù)且無修飾，這種純對話沒有機鋒性，屬于童叟無欺的“現(xiàn)掛”，不裝不改落子無悔，使每個讀者都能有其身在側的親切；更難得的，受訪者梁漱溟是中國儒釋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訪談者卻是一個外國人。與其他國外人士對國人的訪談不同的是，艾愷本人精通中文，對中國歷史典故、古文及現(xiàn)代口語異常純熟，全部對話流暢自然，全然沒有一般訪談中濃烈的書面感。全書都是對話形式，場景逼真。雙方都是高手，一個是對訪談對象的研究精深，一個是訪談對象本人，這是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我看到的這個版本是三聯(lián)書店2015年8月的，之前東方（2006年）和外研社（2010年）都出版過此書，也都是用的這個書名。“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是一個極具哲學況味的命題，這本書之所以賣得還不錯，從一個不了解梁漱溟的普通買書人的角度，這個書名給人的第一感覺幾乎就完全不能拒絕。書名的命名者就是艾愷本人，書名“這個世界會好嗎”對應的英文是“Has Man a Future?”直譯出來的意思是：人有未來嗎？——無論中外人等，這種問題都是在人性層面的棒喝，人類是無法抵御這樣的黑洞的，因為它擊中人性。艾氏的書名能如此切中肯綮，說明他了然這種人類共情，同時也說明他具備打通中西的學術功力。

這個名字是一句話，一個問句，同時也是一段公案。

此語并非艾愷也并非梁漱溟所創(chuàng)，而是梁漱溟父親的遺言。梁氏的父親梁巨川是晚清遺老，在民國七年十一月初十投凈業(yè)湖自盡，彼時剛過大雪節(jié)氣兩天，離他68歲生日還有三天。在自盡前三天的那個清晨，他問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身為北大哲學講師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這句天問是梁巨川留給兒子的最后的話。在遺書中，梁巨川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并將喚起新也。”盡管他這份表明無疑昭示他就是愛這個世界，后人還是以為他是愛清朝，他的死是殉清，甚至清末帝溥儀也這么認為，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不無揶揄地說“著名的綽號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謚法。”

大清固然不值得殉，但時令在彼也畢竟是個參照，梁巨川殉的乃是他自己的“道”，這是對自己心中的世界終極真理的執(zhí)著。在他的殯儀上，有一副不知具名的挽聯(lián)說“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用中國古典文學形式對中國古典士大夫的這句“這個世界會好嗎？”做出了終極詮釋。

這樣看來，這句天問的書名，鏈接了梁氏父子所處的兩個朝代，既隱喻了梁漱溟事業(yè)的其來有自，又隱喻了子承父業(yè)——都對這方紅塵世界有著蓮花般若般的慈悲，非深知深會者所不能道。一個外國人，何以對中國對梁漱溟有著如此深的了然神會呢？艾愷自己說：“我只能總結，身處天涯海角的我們能有幸見面，實在是命運的安排。”

一

艾愷博士是意大利人，后來輾轉到美國定居生活，現(xiàn)在是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科學部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的副教授。他在芝大是有終身教職的，窮其一生所研究的就是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他的芝大個人簡介中，探究的具體領域甚至大都和梁漱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

村、縣和地區(qū)層面的地方史（山東鄒平縣、河南西南部的皖西地區(qū)）——而這些地方都是梁氏主要的工作和活動地域；家族史（桂林的梁氏家族）——桂林梁氏就是梁漱溟的郡望……艾愷關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而梁漱溟就是研究的抓手。艾愷的博士論文《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2nd ed.》（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困境），經成書出版后，在美國亞洲研究學術界和華人知識界形成一股關注中國的熱潮。這也是他和梁漱溟能直接面對面而形成本書的緣起。

有意思的，在一個從學生的學習到學者的研究過程中，艾愷是怎么從歐美的環(huán)境掙脫出來，把目光投向亞洲的中國，又是怎么遍歷了中國幾千年浩繁的人事，聚焦到梁漱溟身上呢？因緣自然千絲萬縷，但僅從方法論上說，似乎是注定的。

好史是一切的基礎，艾愷好史。大學時代學習的歷史課程都是西方史，諸如德、法、西班牙史等，學習中確定自己畢業(yè)后繼續(xù)就讀史學研究所，巧的是這時美國歷史老師恰好建議他“向東看”——大道歸一，這跟默罕默德的圣訓極其吻合（“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伊本•阿底<圣訓全書>（穆罕默德言行錄））。于是，他就把所有能找到的亞洲歷史讀物都看了一遍，包括中國、日本、印度等，看后自然形成一個大的歷史觀背景，而在這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自然就凸顯出一個問題：人類有記錄的文明中，有一個奇怪處——每個文明或國家都有經致命性變革或斷裂后的格局更張自尊滅失，唯獨中國沒有，且數(shù)千年連續(xù)到現(xiàn)在——一個是百折不撓極具穩(wěn)定性，二是薪盡火傳極具持續(xù)性，而這其中任何一性在世界都是唯一的，遑論兩性俱備？

而無限放大中國史，即使是其中一個molecule式的小細分也璀璨無匹，比如科舉制度——“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社會，直至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為止，都是由一個世襲的武士階層所統(tǒng)治，并常由教士/神職階層輔助，但該神職階層臣屬于武士階層。中國則大異其趣，這群非世襲的、依靠學識而非軍事或武力獲致權力的群體，早早引起我內心的疑問與好奇，并至少在我早期的閱讀經驗中無法求解。”

學問追究的是以所見而見無所見，是一種另眼。艾愷的另眼張開，發(fā)現(xiàn)了中國，并確定以中國史作為畢生學術追求，但這還需要一個入口，而這個入口的尋找則是錙銖米粒般的偶然。

寫作周谷城批判運動的碩士論文時，艾愷第一次看到梁漱溟的名字，而后，在哈佛大學為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課程撰寫專題論文時再次看到——當時如見故人，同時有了審視的驚訝，確切地說是震驚——“這樣一位具備思想和道德天賦的人竟被歷史研究所完全忽略！”何謂“完全”？據(jù)當時艾愷所能搜集的資料——研究所需資料篇目都是海量，而落實在論文上則濃縮之至，所謂“十萬分之一”——梁漱溟只存在于區(qū)區(qū)兩篇論文之中，且還是一筆帶過。

艾愷激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但發(fā)現(xiàn)無人研究；中國鄉(xiāng)村建設，梁漱溟是惟一的高級知識分子，但研究領域卻偏偏躲開了；梁氏其他身份如民盟的創(chuàng)立者、國共和談調停人、《光明報》創(chuàng)始人以及他和陳獨秀毛澤東等同時代人的交往，均無人問津。即使從大輪廓講，“為什么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一致對傳統(tǒng)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場？為什么沒有更多像梁漱溟這樣的人物？”這些也都是空白。問題所集，空白所在，即是學問津逮。基于此，艾愷鎖定了梁漱溟并研究至今。

二

梁漱溟是佛教徒，或者說他的理念是“儒為體，佛為用”的。艾愷從中外的比較中發(fā)現(xiàn)，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迥異于歐美的，就現(xiàn)代學術規(guī)范（西方制訂）而言，一個人不可能既是儒家同時又是馬列信徒。而恰恰，能融合多種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特質——梁漱溟就可作為代表。

《漢書·敘傳下》給純儒下過的定義是：“讜言訪對，為世純儒。”意思是正言直語、不曲不阿就是純儒，也就是純粹的儒家。在會晤梁漱溟之前，艾愷對梁氏的定義就有純儒的意思，而晤面之后，這個印象就升格為圣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則殞身不恤，非但思想而且踐行。而事實上，梁漱溟只承認自己是佛教徒，佛教徒并不是世俗眼中的暮鼓晨鐘皓首窮經，相反，他不僅要修，更重要的還在于實修，即所謂的“行”，修行各異是遠算不得佛家弟子的——這和儒家特別是大儒王陽明派主張的“知與行”理法互通。人都是以自身為尺度的，故而梁氏對蔣介石也好，對康有為也好，都是不認可的，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是“一點信義沒有，說話不算話”，就是“一方面盡說假話，一方面自高自大，簡直可以說要不得”。一行有虧而萬行湮弊，始終如一才算本來。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
 梁漱溟  [美]艾愷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5年8月

金庸《天龍八部》中，大理皇帝有避位為僧的傳承，典型的如段正明。但這在梁漱溟看來，是小乘，算不得大乘佛徒的。佛修分為小乘和大乘，小乘為自身，強調出世，避位為僧就是出世的一種，佛家所謂“自了漢”；大乘則為眾生，強調入世，“普度眾生”就是說的大乘。相對的，春秋戰(zhàn)國之交，百家爭鳴，孟子總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學派即相當于佛家的“自了漢”，最典型的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相對的墨家則“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這兩種旗幟鮮明的主張對比就能明顯看出，楊、墨分野與大小乘相類。這既說明中國文化中儒、釋的融合有其必然性，也說明要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純粹分開哪個是儒家哪個是佛家是徒勞的。梁漱溟說自己行的是菩薩道，“不舍眾生，不住涅槃”，而菩薩道就是大乘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就是大乘，她體現(xiàn)的就是和眾生打成一片，而從梁氏所述所為看，他終其一生心行合一。

梁漱溟的行述，不難見到這種心行合一。這可以說是純粹的實事求是，而這個實事求是，卻高于這個詞語本身的蘊含。一般意義上，實事求是是建立在西方科學定義上的，換言之，不符合西方科學的，則被否認。梁漱溟則始終遵循“眼處心生”，不惟上，不惟妄，這是極為難得的，他之外的人根本無法做到。

從民國到文革，梁漱溟所經的在一般人眼中都是驚濤駭浪，但他本人都是一句“沒什么”，幾乎對一切都清心寡欲。對世風的劇變，他認為總還是好的，“事情發(fā)展到今天，自然如此。這個不足怪，也不必責備。實際上，可以說是動搖不了根本。”對辱罵、叱責和抄家，也沒有什么太大的“不愉快”；對耳口鼻舌身意都無可無不可，只投身于謀求世界問題的解決，舍此無他。像一只比特犬，只管合口去咬，本身沒有痛感細胞，無論何種遍體鱗傷都渾然不覺，無意成猛士而自有一種威風凜凜。典型的，艾愷用記者式誘導問他，如果他現(xiàn)在到他父親投湖自盡的地方，會有什么感慨，他也坦然說“也沒有什么。我要說的一句話……我是一個佛教徒，佛教徒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輕，沒有什么重大的問題，什么都沒有什么。”……這些應該不是一句“不在乎”所涵蓋的了的，而是類似《倚天屠龍記》里九陽真經所說的“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本身就是修行極高的表現(xiàn)。

建國初期，梁漱溟是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學者丁東和邢小群曾判定說，他在參政議政上至少有四次發(fā)言可以載入史冊，這里僅舉一例。

1974年2月22日、25日在政協(xié)學習組，梁漱溟發(fā)言說“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孔子？……孔子本人已不會說話，不會申訴，大權操在我們手里，由我們來判斷。……（如果因為我們）不負責、考慮太少而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這與孔子倒無損，與我們則不好……沒有盡到責任。……我的看法是，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響著他之后的中國文化的。這種影響，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古人都不能與孔子相比。”

當時的背景是什么呢？全國上下批林批孔。這種大道直行讜言無忌，是只人單槍迎面千軍萬馬，是幾乎所有人都不能做到的，這就是有大勇，在知行合一上的大勇，就是大智慧的一種。大智慧并非“大事不糊涂”，它沒有大小之分，比如他對佛家生命輪回“相似相續(xù)，非斷非常”的細節(jié)描述說：“人不是就是這一生，人是從很遠的流傳下來的……死亡不會斷滅，不像有些個人就以為死了就完了，沒有這個事情。”那說此話的背景是什么呢？無論是他說這話還是一直到現(xiàn)在，都是西方科學大行其道的時候。什么是大行其道？就是非其所說即為封建迷信，即為異端。但梁漱溟認為對，證到正確就說了就做了，異端不異端，才不關他的事。

對于自己，梁漱溟的定位既是佛家的也是儒家的，“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點，就是我……在霧中遠遠地看見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陽明是怎么回事……我的程度只是這么一個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