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澤雄/文 在我最渴望讀書的青少年時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的文學經(jīng)典，都被一道意識形態(tài)大壩阻隔在外。該大壩的作用機制是：雖然沒有人發(fā)動一個批判托爾斯泰的熱潮，但我們?nèi)匀粵]有機會讀到《安娜·卡列尼娜》，托爾斯泰只是沒有享受到單獨被禁的待遇罷了。當年被禁的文學經(jīng)典，都曾共享一個罪名，搞笑的是，該罪名不是一個法律術語，而是一個比喻：封資修的毒草。你看，它不僅有“毒”，還是棵“草”，當然不配享受單獨被禁的待遇了，誰會對一棵“草”加以編號再進行單獨審判呢？所以，這些經(jīng)典實際上像稗草一樣被不當回事地集體鏟除了。

在意識形態(tài)的高壓線面前，文學注定是喪失抵抗能力的。雖然這根高壓線并不等于批評——它連左道批評都算不上，而只是單純的霸道——但作為前車之鑒，我們?nèi)砸杷墙鯚o限的殺傷力。一種批評，如果懷抱著裁定一切、否定一切的居心，同時又具有摧毀其他批評的能量，那么，我們就必須對它抱有最大的警惕。我們最好從內(nèi)心確認：批評，不能這么干。通常，具有此種能量的批評，都符合“憎恨式批評”的特征。

“憎恨學派”是美國大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里提出的概念，他說：“女性主義者、非洲中心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受福柯啟發(fā)的新歷史主義者或解構(gòu)論者——我把上述這些人都稱為‘憎恨學派’的成員。”在他看來，凡是以否認原創(chuàng)性為己任，同時又表現(xiàn)出對批評對象本身的回避，都可以算成憎恨式批評。試以精神分析學派為例，信奉該派的批評家，恨不得把作品里每一個豎狀物，都還原成男性生殖器，再把每一個圓形物，暗示成女性的。問題倒不在于這么說是否別具一格，而是它太容易遮蔽作品的本來意義了，以至讓人懷疑，批評者根本不在乎文學本身，他只要找到心目中的戀母情結(jié)，哪怕把莎士比亞說成一個巫師，也在所不惜。他們從事的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尸體解剖，找到力比多就是一切。

為什么憎恨學派的批評特別容易對他種批評造成斫傷呢？這就需要對布魯姆的概念更進一解：正因為這些批評背離了作品的主旨，它們無力通過藝術本身的拓展獲得存在的合法性，遂借助他種蠻力，以求一逞。所以，憎恨式批評往往生出排他性傾向，如果不把自身的存在依據(jù)奠基在他種批評的尸骸之上，它就無所適從。

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一統(tǒng)批評江湖之時，沒有一種批評有幸“分一杯羹”，與它分庭抗禮。此外，一種過度時髦的理論也會造成這種窒人效果，當解構(gòu)主義蔚成潮流，批評家執(zhí)筆時若不提到羅蘭·巴特的名字，簡直就像西服袖口上吊著商標一樣丟臉。當有人以女性主義的名義從事批評，他一般也會判定自己代表著不可抗拒的聲音，而身為被批評者，只有自認倒霉的份，仿佛遇到了某種“不可抗力”。布魯姆本人就是女性主義批評的受害者，他在《西方正典》里不斷對這種主義唉聲嘆氣。由于女性主義貌似具有“當我者死”的正確性，它遂滋生出邪派武功般的殺傷力，令人不敢攖其鋒銳。類似的立場還包括宗教、種族，以及所有可以籠統(tǒng)歸入“政治正確”的玩意。布魯姆哀嘆道：“現(xiàn)今世界上大學里的文學教學已被政治化了：我們不再有大學，只有政治正確的廟堂。”說到“政治正確”，大音樂家巴倫博依姆的意見是：“‘政治正確’這個詞同時也意味著哲學上的不正確，因為它意味著妥協(xié)。”結(jié)合本文，我可以如此鸚鵡學舌：“‘政治正確’這個詞同時也意味著文學上的不正確，因為它意味著扭曲。”

政治正確是一個公民層面上的概念，不是藝術層面上的觀點，一旦侵入藝術論題，就會因其針對藝術的天然憎恨而發(fā)展成強權(quán)批評，并迫使自己的對立面露出非正義的嘴臉。這類憎恨，也可能出現(xiàn)在與文學無關的領域，以最近的北京奧運會為例，假如你只想探討金牌戰(zhàn)略與體育大國之間的關系，對方卻倏忽祭出一面“愛國還是賣國”的妖旗，并把自己的立場定性為“愛國”，討論就無疾而終了。因為你即使無意表達拳拳愛國之意，也不想背上“賣國”的罵名，在你看來，愛國還是賣國，完全是一個橫加的標準，不在議題之內(nèi)。

批評的本質(zhì)是探討，憎恨式批評的本質(zhì)是宣判。該宣判不管是道義上的善惡、政治上的蠻橫還是方法上的壟斷，對于批評都意味著一種左道，一顆煞星。

2008年8月25日

（《望文號脈》，作者周澤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價：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