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愛玲夢魘

張愛玲癡迷《紅樓夢》，到不同版本的不同用字會自動蹦到眼前的程度，無論多大的煩心事，“詳”一會兒紅樓就好了。她說這是“一種瘋狂”，所以把自己十年考據(jù)的成果命名為《紅樓夢魘》。

她大概沒有想到，百年后，她也成了一個“夢魘”，讀者對她也有這種幾近瘋狂的癡迷：她既是普通讀者的心頭好，又是諸多著名學者的案頭書；她被影視改編喜歡，也被博士論文青睞；她的“金句”是小資的標配，也被學院派引用稱頌不已；她晚年隱居，丟掉的垃圾都會變成報章新聞；她身后百年，無數(shù)追隨者提筆就難脫“張腔”。她是作家，但享受了文學明星的“待遇”，仿佛她裙裾抖動過的每一粒塵埃都有美感，她眼神掃過的每一個角落都埋藏著故事。

尤其學術(shù)界，“張迷”索性創(chuàng)造出“張學”，小到小說、散文的“細讀”，書的每一個版本的考據(jù)，大到她與“孤島”文學、左翼文學，乃至整個民國文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關(guān)系，都得到了充分細致的挖掘。然后再從書到人，她顯赫的家族，她父母的失和、她的愛情、婚姻乃至緋聞，都成了關(guān)注的對象。原本，她的初衷只是做“出名要趁早”的文藝女青年，靠文字創(chuàng)造“傳奇”在亂世謀生，不料陰錯陽差，她變成了不斷被經(jīng)典化的大作家。前幾年有人統(tǒng)計，關(guān)于她的研究論文僅次于魯迅，最近甚至有超過魯迅的趨勢。

說起來，張愛玲以一己之天才，讓包括胡蘭成在內(nèi)的很多本該隨時代灰飛煙滅的人“不死”，到今天，則成全了很多人的學位和學術(shù)歷程——那么多論文，即便鮮有創(chuàng)見，甚至幾十年來都沒有走出傅雷和夏志清的評論畫出的領地，更沒有人找到比她的自我評價更契合的詞，卻依然沒有被反思是學術(shù)資源的浪費。

美國著名的批評家喬治·斯坦納在談到《塞林格產(chǎn)業(yè)》的時候曾說：“研究生為了找新鮮的論文題目去投靠塞林格，無可厚非，但業(yè)已成家的學者論者，卻把塞林格捧得煞有介事，真像海上無鯨魚，捕鯨人開始用捕鯨的工具來捉小魚了。”其實他想說，塞林格是天才，也創(chuàng)造了經(jīng)典，但畢竟是小型杰作、小型經(jīng)典，不該被學術(shù)如此追捧。

可惜，學界如喬治·斯坦納之清醒洞徹者并不多，天才的盛名，即使在專業(yè)人士那里也往往包含著“盲信”的成分。或者，天才的光芒太刺眼，只能等著另一個評價的天才出現(xiàn)，才能讓人看清他真正的體量和光圈。在此之前，更多的人只能如盲人摸象般，不斷臣服。精心表達的崇拜初衷是避免天才蒙塵，慢慢卻演變成了助長更大的“盲信”。何況，這一次的天才還是女人，是落魄貴族，還生在亂世，還顛沛流離，還懂得自我經(jīng)營。所以，張愛玲實在具備了成為“愛玲夢魘”的天時、地利、人和。

她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胡蘭成語），也是抗戰(zhàn)烽火中的“亂世佳人”（木心語）。她迷戀貴族的天賦華麗，也醉心小市民的物質(zhì)算計。她是天才，也懂得如何做天才；她是女人，也懂得如何做女人。但天才和女人一疊加，卻讓她紙上洞明練達，世間千瘡百孔。

作為天才，她只需要淺嘗人間冷暖，就可以洞悉人性秘辛；而作為女人，她縱使“低到塵埃里”，也沒有換來“現(xiàn)世安穩(wěn)”。她是“蒼涼”的“傳奇”，在“流言”中“張看”愛；她是無數(shù)人的解藥，自己卻沉疴在心。所以，所謂“愛玲夢魘”，實在也是中國人“愛的夢魘”，是這人世間的飲食男女永難超脫的“紅玫瑰與白玫瑰”，永難度化的“大團圓”和“小團圓”。

因為直戳凡人痛點，所以，她會如簡·奧斯汀一般，盡管寫的都是“針線筐里的小說”（納博科夫語），文學本身的價值和地位有待橫向和縱向的探討，但她寫到的情感和人性，卻能被不同時代的讀者識別和代入，也能被不斷重新賦能。換句話說，在經(jīng)典缺乏的時代，“小經(jīng)典”完全可能獲得“大經(jīng)典”的待遇，也完全可以行使“經(jīng)典”的權(quán)利——被矚目，被追捧、被闡釋、被研究。

某種意義上，張愛玲的長盛不衰與汪曾祺有某些類似：文學中“最后的貴族”和“最后的士大夫”，在社會發(fā)展的“野蠻化”頓挫中變成了文明余暉的代表，后世讀者對他們的迷戀也是對風雅的追慕，帶著“文明挽歌”的成分。與“相信未來”比起來，中國讀者似乎總是“信而好古”，所以尤其需要“懷舊”和“挽歌”，需要用“今不如昔”的嘆息撫慰現(xiàn)世的憂煩。于是，能夠滿足這種文化心理的作家像文化標本一樣被需要，他們描寫對象過于單一、語言風格缺少變化等等就都被善意地忽視了——缺乏變化甚至反而變成了風格優(yōu)勢。

天才的“小經(jīng)典”

或許正應了那句“國家不幸詩家幸”，張愛玲身處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個文學群星閃耀的時代，作家集群性地出現(xiàn)，各自閃耀著天賦文采。魯迅自不必說，著名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還有后來被文學史不斷再發(fā)現(xiàn)的沈從文、錢鐘書、蕭紅等等，甚至包括紅極一時的張恨水、林語堂。在這樣的“底色背景”中，堪稱“天才”并禁得住超意識形態(tài)、超時代局限的價值考驗的，還是魯迅和張愛玲，這一點是有共識的。小說、散（雜）文，在二人的創(chuàng)作中花開并蒂，藝術(shù)水準都達到了相當?shù)某潭龋@是天才文學素質(zhì)全面的表現(xiàn)。至于魯迅的木刻、張愛玲的畫之出手不凡，都不過是天才的牛刀小試。

不過，與魯迅創(chuàng)造的富有思想含量和家國意識、為民族出路荷戟彷徨、為生民啟蒙鐵屋吶喊的“大經(jīng)典”相比，張愛玲的只能被稱為“小經(jīng)典”——她關(guān)心小市民的小日子，小女人的小情懷，舊禮教里的小傷害，她以自己為圓心籌劃“小團圓”，所有的“與別人有關(guān)”都是“食色性也”的普遍性使然。她不想望未來，不期待更好，更不會呼號以期“療救”和改變。她只感慨、嘆息，看“虱子”在“華美的袍”上爬來爬去。她的深刻不是“夢醒了無路可走”（魯迅語）的虛無，而是看著“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張愛玲語）的無奈。

當然，在中國的命運都不知道往何處去的時候，能寫出大歷史和小人物共同的“無奈”已是見識過人；能在“左翼文學”、鄉(xiāng)土文學雄踞文壇的時候，以都市繁華勾勒“現(xiàn)代性”已是天賦奇才。君不見，時至今日，我們的生活還沒有“文明”起來，中國文學也沒有“洋氣”起來——不只是缺乏像樣的城市敘事，對城市生活和城市心理的認知也遠遠沒有達到張愛玲的程度。而因為現(xiàn)代意識遠遠超乎時代，因為給草創(chuàng)時期的現(xiàn)代小說加入了高超的藝術(shù)技巧，張愛玲能夠一直被研究；也因為女人腔和藝術(shù)范兒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張愛玲一直被閱讀。甚至可以斷言，除非中國社會發(fā)展出真正具有現(xiàn)代精神的大都市，除非中國文學寫出真正有別于鄉(xiāng)土倫理的都市精神，除非中國小說對藝術(shù)技巧的探索達到新的高度，否則，張愛玲不會過時。

如此說來，“小經(jīng)典”也禁得住很長一段時間的月缺月圓、聚散離合、戰(zhàn)亂和平。它遠遠好過暢銷書——盡管張愛玲寫作的時候，無比希望自己的書暢銷，甚至不惜為此寫文章自命“天才”以吸引注意（《天才夢》）。她也曾表示對大紅大紫的張恨水的欣賞。然而，與張恨水的暢銷書盛極而衰，時代變化之后文學價值也“速朽”比起來，張愛玲的作品更是雅俗合流的典范，就像錢鐘書天才偶然發(fā)作寫下的那部《圍城》一樣。以錢鐘書的鑒賞能力和治學天才，一定知道自己寫的只是“小經(jīng)典”，所以曾有“悔其少作”的表示，也并不以《圍城》的暢銷為意。正如以張愛玲的鑒賞力，也一定知道自己寫的只是“小經(jīng)典”，所以會反復修改自己的作品一樣——因為駕輕就熟，天才對待自己的創(chuàng)造反而不像其他作家那樣，一個字都改不得、動不得。

目前大陸出版的《張愛玲全集》一共有14卷，包括劇本集和譯文集。但讀者感興趣的，其實還是她的小說和散文，最熟悉的也是她那些堪稱名篇的小說和散文。當然，最禁得住重讀的也是這些作品。比如小說《金鎖記》《封鎖》《留情》《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以及生前險些被焚毀、過世后版權(quán)人承受著對她“失信”的道德風險出版的長篇小說《小團圓》；比如散文《天才夢》《燼余錄》《談女人》《論寫作》《中國的日夜》等等。張愛玲的散文，語言靈動精巧，格局立意不俗，見識高超。

如果說小說創(chuàng)作自有規(guī)律，某個階段容易暴露作家對生活的認識眼高手低的話，那散文更能見出一個作家的真性情和真見識。而且，張愛玲的散文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充當她小說和人生的注腳。比如她在《中國人的宗教》里說：“就因為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里彌漫著大悲哀，只有在物質(zhì)的細節(jié)上，它得到歡悅。??細節(jié)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于人生的籠統(tǒng)觀察都指向虛無。”這簡直就是她寫作哲學的“夫子自道”。

某種意義上，張愛玲和李敖有相似之處，都是“人文合一”的。他們是“文壇的單干戶”，孤絕才高，不善于招朋引類。所以，他們看似敞開，實則封閉，因為他/她對自己的闡釋永遠更精彩。又因為這種精彩，讀者倘若對小說的理解有什么隔膜的話，散文會自動補位。這樣，人和文會更進一步地連成一體。這也是為什么很多文藝青年更熟悉張愛玲的小說情節(jié)，但他們鐘愛的“金句”，卻大多出自她的散文。

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被認為是張愛玲、錢鐘書的再發(fā)現(xiàn)者。有感于他們二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陸的文學史中連叨陪末座的資格都沒有，他為他們鳴不平。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夏志清講述完抗戰(zhàn)時期的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國統(tǒng)區(qū)的戲劇運動，隨即提出“戰(zhàn)時最有才氣的新作家，不產(chǎn)生在重慶或延安，而是產(chǎn)生在上海”，代表人物就是張愛玲。他認為“她可能是五四運動以來最有才華的中國作家”。而她完全不受“左”派影響，從“官宦之家的闊綽排場”寫到“時髦人物的洋場習氣”，把“人心的真相”放到“社會風俗的框子里”來寫，寫出了一些悲劇、一些諷刺和一些歷史感。

作家總是從自己最熟悉的感覺、最熟悉的人物寫起。即便張愛玲寫愛情小說的時候還沒有談過戀愛，但她很早就從父母情變中親歷了“愛的戰(zhàn)爭”，飽嘗了舊家庭的陰郁和殘酷，也很早就從舊小說中體會到了人情冷暖。所以，張愛玲的遠離“左翼”時代風尚，或許最初并不是自覺地選擇。而且，那時候報業(yè)發(fā)達，“市民文學”發(fā)達，她以《傳奇》出道，想達到的也是“出名”的目的。就像魯迅寫《阿Q正傳》，動機中也有“成名成家”的追求一樣。說到底，天才為人熟知，動機并不重要，以什么作為參照系有時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美麗和偉大”（李長之如此評價魯迅的《阿Q正傳》）的段位，是它贏得的時間和人心。

女人的“小團圓”

張愛玲的小說有“舊”的底色，也有“新”的涂層，有明暗閃爍的陰森可怖，也有裙裾趕咐的香氣迷人。就像點著蠟燭、掛著紅燈籠的深宅大院，同時也拉起了五彩電燈，裝上了留聲機和電話；也像公寓洋房里的人，西裝革履只是偶爾為之，素日里還是馬褂旗袍。屋子里白天飄著鴉片頹廢的香氣，陽光隨之都顯出了幾分萎靡；晚上又洋溢著欲望蓬勃的氣氛，仿佛黑夜也蓋不住幾許生命力。身處新舊交替的大時代，張愛玲真是準確寫出了都市中沒落貴族的神韻。她鐘愛的“蔥綠配桃紅的參差的對照”，實在也是對自己寫作氣質(zhì)最精準的概括。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種“混搭”的和諧，大俗大雅中蘊含的都是細節(jié)精致和心思細密，正所謂格局雖小，氣象萬千。

在這樣的屋子里生活過的女人，《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傾城之戀》里的白流蘇、《沉香屑——第一爐香》里的葛薇龍、《小團圓》里的九莉??是張愛玲最擅長描寫的對象。她們謀生也謀愛，為此她們權(quán)衡、算計、墮落、嫉妒、虛榮、飛蛾撲火。她們想要自尊和體面，想要自由和開化，想要錢，更想被愛。她們乖巧時如小鳥在籠，凌厲時又如餓貓捕鳥。在“幽閉”的男女之情里，她們用盡心思，耗盡才智。即便如《色，戒》之王佳芝，具備了在“廣闊天地”里做鷹隼的潛質(zhì)，依然在生死關(guān)頭敗在了瞬間的“小女子”心緒上——“女人是水做的”是賈寶玉的烏托邦，曹雪芹的卻不盡然，否則也不會有癡男怨女的恨海情天，不會有太虛幻境的真假難辨。張愛玲顯然深諳此理，所以她沉迷的時候也注意抽離，動情的時候也注意動腦，對筆下的女人又深情又薄情；所以她寫“安穩(wěn)靜好”的時候不惜繁復、精雕細刻，寫城傾戲散時又筆露寒光、一劍封喉。她又美又殘忍，又陰柔又誅心。如果評選中國文學史上最懂女人的作家，張愛玲應該會在前三名。

總的說起來，張愛玲營造筆下世界的方式大致有三種：一是讓愛陌生化，二是讓生活情緒化，三是讓人物沉迷化。愛情故事，說起來千姿百態(tài)，寫起來卻最容易墮入俗套。張愛玲嘗試用各種方式，把愛和家庭的故事陌生化：《封鎖》電車上的調(diào)情，“朋友妻”（《紅玫瑰與白玫瑰》）的誘惑，花心人的負心（《小團圓》），愛與暗殺（《色，戒》）等等，她甚至還嘗試寫錯戀（《年輕的時候》）、寫吊金龜婿吊死自己（《花雕》）、寫現(xiàn)任與前妻斗法（《留情》），寫父女不倫的畸形（《心經(jīng)》）等等。她思考舊家庭中各種可能的故事，然后將人物之間的相愛相殺寫到極致。而推動故事進展的，往往不是生活的變動，而是情緒的波瀾——張愛玲筆下的生活全被情緒化處理，因而所有的小說幾乎都是情緒的暗流涌動，都是斗心眼兒。同時，所有的人物都沉迷在這種角斗里，陷入在這種紛爭里。她像那個在核桃上雕出《赤壁賦》的明代“奇巧人”，用天賦的錦心繡口在局促的空間中演繹驚心動魄，在杯水風波里映照天荒地老。她的小說不只是“幽閉”，還是“淪陷”，是縈繞低回，是不想自拔，所以，她的小說是最能刺激文藝青年自我憐愛的蝸牛的殼。

說到底，張愛玲是給文藝青年讀的，尤其文藝女青年。當她們隨著青春逼人的張愛玲發(fā)出一聲老氣橫秋的嘆息的時候，其實更多的是對憂傷和傷痛的放大化想象，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而如果你人到中年，愛被煙熏火燎，婚姻被柴米油鹽，真正領教了什么叫“欲哭無淚、欲說還休”，那或許會從張愛玲那里讀出更多的壓抑和無趣，會想沖破這人造的陰郁，這塑料的“蒼涼”，急于尋求一些自然的明媚和粗放，獲得一種木質(zhì)的溫暖。就像看多了林妹妹葬花的眼淚、薛寶釵的步步為營，會想要聽聽晴雯撕扇子、史湘云話癆，甚至想聽聽焦大的高聲叫罵、薛潘的混世蠻橫才能疏解沉郁一樣。

張愛玲自己也說：“寫小說的，太是個紳士淑女，不會太好”；“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她也意識到自己先寫愛情小說，而后才有愛情的“二手體驗”，會讓人“在生活和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但終究難以改變。

王小波在《關(guān)于幽閉型小說》里說：“家庭也好，海船也好，對個人來說，是太小的囚籠，對人類來說，是太小的噩夢。更大的噩夢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人文生存環(huán)境。”誠哉斯言。盡管寫作題材沒有大小之分，小女子也是可以以家為世界的，但作家卻該有更高遠的認知，應該主動“跟著創(chuàng)造的人物同時演化”（傅雷語），否則就只能在有限的經(jīng)驗基礎上依賴天賦，如此下來，技巧越來越純熟，然而寫作卻越危險，重復自己還只是小問題，怕的是最終被自己絆倒，天才的奇跡“沒有好收場”。

小說中如何給命運歸因，往往體現(xiàn)作者的格局，也決定小說的高下。尤其是女性命運，無數(shù)的小說將女性悲劇歸因于社會、歸因于男權(quán)、歸因于禮教、歸因于嫁錯郎、歸因于欲望。對此，張愛玲的確有過人之處，她向外找到了覆巢之下無完卵，找到了物質(zhì)和錢的致命拘束，向內(nèi)找到了女性優(yōu)柔不決斷、容易為愛饑渴到不顧自尊的弱點。在女性命運的問題上，她責人責己。然而，卻終究難以沖破浮世悲歡的藩籬，寫出自我之外的世界，寫出命運更寬廣、更多元的復雜性。我想這也是她的小說創(chuàng)作始終沒有走出自我的局限，中間還陷入很長時間停頓的原因，也是她的小說只能是“小經(jīng)典”的原因之一。

任何寫作，沖破自我的天然局限、走出個人的舒適地帶都是最難的，天才也概莫能外。而如老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魯迅者，做有勇氣、有能力自我為難的天才，才能創(chuàng)造出“大經(jīng)典”。

“傳奇”和永恒

在為自己的劇本《太太萬歲》寫的題記里，張愛玲說：“中國觀眾最難應付的一點并不是低級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們太習慣于傳奇”，她批評這種心理，也迎合這種心理，所以她給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取名《傳奇》，然后，她真的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傳奇”。

“張氏傳奇”的土壤和背景，除了學術(shù)界研究的左翼文學和鄉(xiāng)土文學，除了冰心、白薇、丁玲，還有跟她氣質(zhì)相近的同時代女作家：時局動蕩并非只是催熟了張愛玲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除了張愛玲心甘情愿與之相提并論的、寫了《結(jié)婚十年》的蘇青，還有施濟美、湯雪華、邢禾麗、俞召明等這一批閃著青春光彩的名字。她們?nèi)后w性地站在張愛玲的身后，共同構(gòu)成了“孤島”時期女性文學的版圖。這些作家受國學熏陶的痕跡異常明顯，對古典詩詞歌賦的化用也是信手拈來。在與張愛玲“遭遇”的方面，比如市民愛情，宅門恩怨，她們略遜一籌；而在有關(guān)知識女性的獨立意志，有關(guān)市井小人物的悲喜劇方面，她們顯示了各自不俗的功力。尤其是知識女性面對愛情和事業(yè)的困境，面對婚姻和自我獨立兩難的心路歷程，在這些作家筆下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反映。其中，施濟美的《十二金釵》、湯雪華的《墻門里的一天》、俞昭明的《落花流水》、邢禾麗的《上帝的信徒》等等，都是值得稱道的作品。

只是，相對于張愛玲的天才、出身，以及她的自我經(jīng)營和驚世駭俗的愛情，這些“小姐”（這些人的作品曾被命名為《小姐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只能變成曇花一現(xiàn)。與莫扎特同時代的音樂家薩列里曾說：“和天才莫扎特生在同一個時代，是音樂家的悲哀。”說來殘酷，所有歷史都是“勢利”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文學史上亦然。

而“張氏傳奇”的另一個背景就是“張胡戀”了。這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愛情公案之一，胡蘭成到底值不值得張愛玲愛，甚至都變成了研究生課上討論的話題。尤其是《小團圓》出版之后，對照著胡蘭成的《今生今世》，衍生出邵之雍和九莉到底與胡張有多大對位可能的學術(shù)話題。  

在《惘然記》里，張愛玲曾說：“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quán)。”在“假作真時真亦假”中，作家反而能夠坦率面對自己。而且，以張愛玲的整個創(chuàng)作特征來看，她寫不了自己以外的生活，她小說中的“虛構(gòu)”一直都是“有限虛構(gòu)”。所以，《小團圓》某種意義上可以讀作她的“自傳”。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對張愛玲“寬宏大量”的誤解，也第一次得到了反證：對胡蘭成的花心，她并非不在意，她很在意，但“有什么辦法？如果真愛一個人，能砍掉他一個枝干？”

如果說做天才張愛玲不徹底，那她做女人也不徹底。對胡蘭成，張愛玲付出了全部赤誠的愛，其中當然不只是“低到塵埃里”的無限退讓，還有兩個人瞬間心意相通那種足以讓她眩暈的幸福感。她妙筆寫下的“小獸飲泉”，或許堪稱中外文學史中“性描寫”的典范，印證著兩個人的“剪不斷理還亂”。她說，他微笑著俯向她的臉，“是苦海里長著的一朵赤金蓮花”。為了這片刻的歡愉，她或許是愿意粉身碎骨的，雖然她終究還是沒有。

張愛玲不是愚蠢的女人，她一直都很清醒：“她像一棵樹，往之雍窗前長著，在樓窗的燈光里也影影綽綽開著小花，但是只能在窗外凝視。”（《小團圓》）胡蘭成世界里的女人，只能是窗外的風景，風吹雨打要自己經(jīng)歷，搖曳和凋謝都為取悅，而這取悅居然還是女人的安全感所在，是自我安頓。

按照《小團圓》的說法，促成“胡張戀”的，除了胡蘭成的賞識和二人精神上的相通，還有胡蘭成給的“一箱錢”，張愛玲急需還給母親用以“一雪前恥”的錢。所以，她在胡蘭成面前的萬般委屈，底色還有母女關(guān)系緊張的成分。

張愛玲的母親是洋派女性，離婚、留洋、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情人??而她父親是前清遺少，看舊小說、抽鴉片、無所事事??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新和舊被父母同時帶到幼年的張愛玲面前，再加上被過繼、有后母、戰(zhàn)爭爆發(fā)學業(yè)中斷等等，她小小年紀三觀就開始被撕裂，養(yǎng)成了自卑、膽怯、敏感又倔強、好強、傲驕的性格。她從小就知道人不可靠、錢重要。她新舊兩邊都不討好，后來就索性誰都不討好。然而，她需要愛，更渴望無憂的安穩(wěn)，所以，點滴愛的雨露都足以滋潤她荒蕪的心，一點承諾都足以收買她。也正因為如此，看上去無比孤傲的張愛玲會先愛胡蘭成、后愛賴雅。常人看來，哪一個都配不上她，哪一個都不能給她“現(xiàn)世安穩(wěn)”和“歲月靜好”——女孩愛得盲目，往往跟原生家庭的不健全和冷漠有關(guān)系，愛情在她們那里會成為沖破血緣束縛的救命草。

她在《小團圓》里說：“她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強。事實是只有她母親與之雍給她受過罪。那時候想死給她母親看??對于之雍，自殺的念頭也在那里，不過沒讓它露面，因為自己也知道太笨了。”

張愛玲是一個令人贊賞的天才，也是一個讓人心疼的女人。她在美國隱居多年，死后幾天才被發(fā)現(xiàn)，風華絕代的才女如此千瘡百孔地寂滅，讓人一想起來就黯然神傷。或許張愛玲是不適合美國的。她的精致，她的優(yōu)雅，她的隱忍，甚至她的精打細算和她引以為傲的“小市民”氣的庸俗，似乎都更適合英國。如果她沒有因為戰(zhàn)亂錯過英國，如果她的晚年是在英國度過，或許不會讓人感覺這么“蒼涼”之極；她人生“傳奇”的色板上，玫瑰色的溫暖也許會更多一些。

她說，《紅樓夢》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戶曉，并不是好事兒，普通人是不能懂得《紅樓》真正的好的，于是，她以天才之筆為“紅樓夢魘”結(jié)一碩果；如今，她也難逃此例，卻不知誰能為“愛玲夢魘”奉上一本《愛玲夢魘》呢？■

(作者新書《大聲沉默》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