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文

如果說在政治思想史上，有哪個概念最能代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全球情緒，那無疑是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該概念最初見于一篇文章，后來福山又將其擴展為一本書，題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在福山看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抗結束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擴張標志著人類社會文化與政治進化的終點，這也標志著傳統強權政治的衰落，同時世界將變得更加和平。

對“歷史終結論”的一些解讀溢出了學術層面，促使不同的政治經濟勢力為之背書。它也激起了多種多樣的情緒，有歡慶也有反感。但無論如何，它的整體基調是樂觀的，讓我們相信人類是在走向更加進步的道路之上。從一開始起，對這種樂觀主義的懷疑與批評就不絕于耳，而近年來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懷疑乃至指責福山荒謬的聲浪也在高漲。加拿大學者珍妮弗·韋爾什的《歷史的回歸：21世紀的沖突、遷徙和地緣政治》并不構成對“歷史終結論”的徹底駁斥，但它的確對該理論提出了嚴肅和重大的質疑。

本書基于一個我們都在目睹的事實：這個世界，即冷戰(zhàn)之后的世界，并沒有一帆風順地走向自由與和平，所有國家出現同一種類型即自由民主主義的政府，相反，很多我們曾以為已徹底告別的東西又陰森森地重現了。

我們可以列出一個很長的單子：在許多國家的內戰(zhàn)中，為國際法所不容許的戰(zhàn)爭罪行和隨意殺人，又堂而皇之地出現了，而且不受追究；一些國家試圖消滅或改造少數民族及宗教少數派，追求所謂的族群“純潔”，這和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很相似；有的人群被整體圍困，陷于饑餓狀態(tài)，如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有的國家入侵別國并占據領土，如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而根據全球化時代的主流思潮，通過拓土開疆來提高國家實力代表著落后的思維；龐大的人群流離失所四處逃亡，如中東難民危機；國際對抗也加劇了，如俄羅斯和西方的對峙；經濟不平等日益激化，這刺激了民粹主義的興起。

中東也許是最能給“歷史終結論”潑冷水的案例，本書也為此投入了很多筆墨。事實證明“阿拉伯之春”不是另一場蘇東劇變，各國并沒有建立穩(wěn)定的民主制，埃及等國又回歸軍人政府，利比亞依然戰(zhàn)火不絕。伊拉克雖然建立了民主選舉制，但極不穩(wěn)定，派系林立，隨時可能回到教派沖突的泥潭。在敘利亞，現在幾乎可以肯定，內戰(zhàn)的結果不會是某種自由民主制的政府。“伊斯蘭國”（ISIS）唾棄一戰(zhàn)后形成的中東各國邊界，夢想回歸帝國。與福山的思想讓人產生的愿景相比，中東的現實距之越來越遠。

固然可以說，中東因其歷史傳統的負累本來就轉型艱難，但放眼全球，情況也甚為悲觀。民主向專制的倒退在許多國家出現，包括一些曾經的民主轉型“模范生”，如泰國和土耳其，集權與威權主義的程度都在上升。而歐洲與北美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失業(yè)率高漲，財富兩極分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各種勢力對移民和難民越來越不寬容。民粹主義政黨無論在影響力還是選舉投票上，都在占據史無前例的優(yōu)勢，它們從國家政治的邊緣邁向了舞臺的中央，猶如達摩克里斯劍一般懸在民主國家的頭頂。

國際關系層面，一方面，特朗普在大肆破壞幾十年來形成的禮貌有序的各國相處之道，另一方面，各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不受規(guī)則與法治約束。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之后，德國總理默克爾對美國總統奧巴馬說，感覺普京和他們不是活在一個世界里的人。換言之，普京的頭腦依然是由爭奪領土和勢力范圍的傳統思維主導的，他不僅不認可和平主義和國際法治，而且對其懷著深深的蔑視，形成一種奇怪的對于西方自由主義的優(yōu)越感。俄羅斯等國家并不和西方共享同樣的愿景，不僅不活在“歷史終結”的玫瑰色時代里邊，甚至在內心里不一定與西方共處在現代性的時空之內。冷戰(zhàn)剛結束時俄羅斯社會對西方曾懷有的尊崇之情，逐漸被敵意和鄙夷取代。

而且，很多我們認為是“野蠻”和“中世紀”的情況，其實摻雜了許多現代的元素。在媒體通常的描述里，“伊斯蘭國”是復古，是一個中世紀的怪物，然而“伊斯蘭國”有鮮明的現代組織架構，并運用現代科技招兵買馬，發(fā)動襲擊，社交媒體等現代技術不僅未能遏制它的實力，它甚至反過來取而用之。根據冷戰(zhàn)剛結束時的思維，西方的高科技實力會感召后發(fā)國家仿效，進而改變他們的社會機構與政治制度，然而令人悲哀的現實是，現代科技在客觀上幫助了這些倒退勢力的崛起。西方沒有滲透和改變他們，他們反過來在侵入西方。

曾經的夢想遠去，曾經的期待落空甚至劇情反轉，本書描述的各種場景令人哀傷。不過，韋爾什沒有斷定說，歷史已經掉頭了，她只是提醒，可能發(fā)生了某種“歷史的回歸”，幾千年人類史上曾經有過的許多可怕元素又出現了，但這只是走向“歷史終點”的進程發(fā)生了偏移，我們仍有時間和機會拯救這個進程。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只是簡單地把當前出現的各種倒退與冷戰(zhàn)剛結束時彌漫全球的樂觀情緒進行比較，是不太對的，并不是在合理的時間框架內理解問題。因為當時從冷戰(zhàn)那樣的危險狀態(tài)里走出來，人們如釋重負，對未來有樂觀的向往很正常，這種樂觀可以擁有一定的過頭的權利。把時間距離拉長來看，現代自由民主制從誕生到普遍化，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這個歷程充滿了各種挫折與危機，回頭來看，很多倒退只是無足輕重的小插曲。面對當前的重重危險和挑戰(zhàn)，人們不應悲觀絕望。

而且要提醒的是，福山說的“歷史的終結”，并不是說不會再有新的歷史事件，而是指人類對理想政體的探索歷程結束了，在自由民主政體下，所有人爭取承認的愿望都得到了認可，關于政體的理念歷史也完結了。福山并沒有說各國的自由民主都不會倒退成專制，一定會戰(zhàn)勝專制。此外，拋開政治家對福山觀點的利用不論，在原書里，作為黑格爾哲學的繼承者，福山并不是帶著趾高氣揚的勝利者語調去描述“歷史終結”的，相反，對于“歷史終結”后出現的“最后的人”，即在富足的現代生活里喪失了激情和奮斗目標的人，福山是懷著一種尼采式的惋惜和憂慮的。福山的觀點有豐富的內涵，我們不能將其簡化為天真的樂觀主義。長期以來，基于對福山觀點簡化甚至是歪曲的解讀，一些人對福山備加譏諷，這種譏諷是不公允的。福山的核心觀點——自由民主制因解決了承認問題而成為人們渴望的目標，其合理性并沒有發(fā)生大幅度的動搖。

但話說回來，韋爾什的這本書提出了振聾發(fā)聵的預警：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在內，支持威權與激進民族主義的人越來越多，自由主義面臨著一場巨大的歷史性危機。要讓自由民主主義重新產生吸引力和煥發(fā)光彩，倡導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就必須不斷更新自己的敘事，提高其親和力并增強其寬容性，有的自由主義者要改變自鳴得意和居高臨下的腔調，要能夠與平民大眾形成共情，用歷史上的事例來證明民主制度的優(yōu)越性及其持久的生命力，在步步逼近的危險面前重新喚起人們維護自由民主制的豪情。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本身并不是線性敘事，它只是經常被人們線性化地描述。歷史并不是一條單調的直線，也永遠無法準確預測，對于世界上發(fā)生的一切，我們應當立體地看到方方面面的全景，既包括那些可怕元素的回歸，也包括各種新希望，既不盲目樂觀，也不盲目悲觀。如果把福山說的“歷史終結”當作一種必然的結果，形成一種必勝的信仰，就可能出現自滿和麻痹大意，所以我們不如將視其為啟發(fā)思考的工具和新力量的源泉。歸根到底客觀地說，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無法將戰(zhàn)亂、壓迫、種族主義、貧富階層爭斗等現象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除，與其抱怨“歷史回歸”，不如修正那種簡單化的“歷史終結論”所帶來的過于傲慢的心態(tài)。只有懷著“歷史還未到達終點”的認識思考和行動，我們才能逐漸讓歷史更接近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