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IC Photo）

柳展雄/文

近年來國內(nèi)出版界，引入了一些有關(guān)蒙古帝國和元朝的專著，比如杉山正明的《疾馳的草原征服者》（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系列叢書）和約翰·曼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之形成》，最新的一本則是弗蘭克·麥克林的《成吉思汗》。

這些著作的共同點是大力贊頌蒙古治理的多元化、全球化，認為草原民族并非沒有文化的野蠻人。蒙古治下的和平是繼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之后，全世界一大繁榮盛世。一個商隊裝卸貨物，從歐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僅需要二百七十天或者二百七十五天。一路上，平安無事，毫無驚險風波。

長年來中國古代史學者以漢化史觀為主流，著重強調(diào)元代帝王學說漢語，學四書五經(jīng)，高層蒙古人和色目人，沾染詩書禮教，會做漢詩。自開朝皇帝忽必烈之后，每位王儲都有漢儒師傅教育，仁宗、順帝等人雅好儒學，尤其是文宗，詩書畫皆通。而新史學則偏重汗廷對伊斯蘭、聶斯托利派（基督教的敘利亞分支，又稱景教）的包容政策；傳統(tǒng)史學強調(diào)泉州的貿(mào)易地位，而新史學把目光轉(zhuǎn)向中亞和草原的商路；傳統(tǒng)史學強調(diào)元曲和評彈文化，新史學則把筆墨放在色目人的文化輸出上——西域、波斯文化傳遍大江南北。

中國文明在伊朗

長期以來只接受漢化史觀的讀者，看到國外杉山正明等學者的新論后，頓時感到眼前耳目一新。有部分人甚至產(chǎn)生“皈依者狂熱”，過度拔高元朝盛世，認為色目人比宋明儒生更擅長治國，中原的儒釋道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

其實，文明的交流是正常現(xiàn)象，不值得大驚小怪。

在東亞，元朝重用波斯穆斯林，而在色目人的波斯老家，漢文化卻占據(jù)重用的一席之地。

1252年大汗蒙哥委派胞弟旭烈兀率軍出征西域諸國，蒙古軍專門從華北漢地征調(diào)了一個千戶的漢人部隊。《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世系匯編》等波斯文史料里均有記載。這支千戶部隊以炮手工匠為主，操作各種類型的炮，在蒙古攻打巴格達的圍城戰(zhàn)中，效犬馬之勞，后來還參與了對敘利亞和埃及的戰(zhàn)爭。

跟隨西征的漢人軍民，在伊朗播種下了中原的大米，也播下了中原的藝術(shù)、天文歷法。旭烈兀時代，波斯大學者納昔剌丁·徒昔編定的天文表《伊利汗積尺》參考了東亞的歷法，用波斯語拼寫天干地支。

在旭烈兀西征后建立的伊爾汗國，生活著數(shù)量可觀的漢人工匠。伊朗的窯洞里燒烤青花瓷，伊朗宮殿的建筑上，裝飾有東方風格的龍、鳳、牡丹圖像，伊朗的細密畫吸納了宋元文人的工筆畫，波斯的“黑筆”（專有名詞，指專畫鬼怪及骯臟瘋癲的畫家）與中國人龔開的《中山出游圖》、《駿骨圖》，顏輝的《鐘馗雨夜出游圖》的風格十分相似。

東亞文明在波斯中轉(zhuǎn)后，遠播海外，印度莫臥兒王朝阿克巴大帝在首都建造了瓷廳，用中國建筑風格的亭子，展覽陳列大量中國瓷器。

伊爾汗國的高層要學習漢語、畏兀兒語，以便跟大都朝廷交流。到了旭烈兀的太孫合贊汗在位時，仍然在吸納漢文化，他的王室教師巴黑失牙魯黑是一個取了蒙古名字的漢人。合贊汗尚處于襁褓，就從奶媽那里熟悉漢語環(huán)境，奶媽的丈夫是個叫伊升（音譯）的漢人，這跟今天北上廣中產(chǎn)家庭教育孩子從小熟悉英語環(huán)境何其類似。

伊爾汗國跟元朝的交流往來，可以提個小細節(jié)。汗國后期的宰相速勒都司·出班（《元史》譯作楚邦）把持朝政，架空大汗。他為了獲取名分，行事名正言順，于是向大都朝廷求冊封，元朝給他封了個中國式稱號“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頗有趣味。

元朝治理之紊亂

歐美學界對蒙古帝國的好評，并不稀奇。學界最前沿的那部分人，為了批判歐洲中心主義，把奧斯曼土耳其說成了多元化典范，征服者默罕默德和蘇萊曼大帝開明包容，巴爾干的東正教徒寧愿投靠奧斯曼蘇丹，也不接受羅馬教廷的統(tǒng)治。

弗蘭克·麥克林在著作《成吉思汗》中用同樣的模板來贊美蒙古，汗廷的文化信仰政策極為寬松，允許外來宗教在本地自由傳播。基督徒和穆斯林各路人馬，紛紛為大汗效力。但這不過是分而治之的帝王術(shù)，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在中原漢地任用色目人，在波斯阿拉伯卻用漢人軍隊來實行占領(lǐng)，在金帳汗國又用穆斯林來打壓俄羅斯本土民眾。

在制度上，元朝雜用儒家和其他制度，管理起來異常混亂。稅收系統(tǒng)名義上按照戶等和田畝攤派來收，沿用宋金慣例，但是生長自草原的蒙古武士，對農(nóng)業(yè)漠不關(guān)心，甚至一度打算把農(nóng)地都變成牧場。

跟傳統(tǒng)的重農(nóng)抑商不同，元朝對正規(guī)的農(nóng)業(yè)稅沒有積極性，這樣，優(yōu)點是促進了南方地區(qū)的荒田開發(fā)，穩(wěn)定增長；缺點是加深了苛捐雜稅，國家財政嚴重依賴副稅，“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莫如鹽”，自忽必烈到文宗天歷年間，鹽稅增加20倍，茶稅增加240倍，成為有史以來鹽價最高的時期。

勸課農(nóng)桑是儒家歷來的信條，華北地區(qū)經(jīng)歷蒙金戰(zhàn)爭的兵火之后，農(nóng)業(yè)衰退，農(nóng)村凋敝，元朝政府對農(nóng)事不管不問，不鼓勵休養(yǎng)生息，結(jié)果到了政權(quán)快滅亡的時候，華北的人口耕地還不如金末。

元朝前期，傳統(tǒng)儒家文治主義與新型赤字經(jīng)濟學（主要由阿合馬和桑哥等色目人財政官員推行）的路線斗爭極為激烈，到了兵刃相見的程度。

回紇人阿合馬，擔任平章政事兼制國用使。他精明能干又冷酷無情，為了增加國庫收入，阿合馬實行專賣制度、濫發(fā)紙鈔，以通貨膨脹的方式使民間財富縮水。雖然元朝的正稅田賦低于歷朝歷代，但各種非正規(guī)臨時的差役雜稅層出不窮，底下官員中飽私囊，極盡搜刮之能事。武將王著聯(lián)絡(luò)僧人高和尚秘密行動，刺殺了阿合馬，文臣們上奏阿合馬派系貪贓枉法的事跡。盡管忽必烈拋棄了阿合馬個人，卻無法拋棄整個阿合馬派系。只有赤字經(jīng)濟才能維持龐大的開支，忽必烈派兵二度遠征日本，向四大汗國保持軍事威懾，向東南亞擴展勢力，都需要經(jīng)費資金。

蒙古貴族趁著賦稅財政制度的紊亂，渾水摸魚。官員在食鹽專賣中利益尋租，“脅戶部令奪下四場引鹽自為市”外藩商人與漢族內(nèi)地商人，聯(lián)合起來，做空市場抬高物價。于是出現(xiàn)了“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葉子奇的《草木子·卷三上》)的奇景，原本富裕小康的江南，經(jīng)過官方通貨膨脹和商人欺詐的雙重打擊，逐漸貧困化。

學者蒙思明一針見血地指出，元代政治以粗疏放任為特征，朱元璋也曾說過“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

這種疏漏管理是蒙古上層三心兩意導致的，統(tǒng)治階級酗酒享樂，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貴族就喜好飲酒。大汗貴由和窩闊臺可汗，都因為酗酒而身體大損，窩闊臺在一次打獵過程中，“進酒歡飲，極夜乃罷”，隔天就暴崩了。

其中最夸張的當屬武宗，他還是皇太孫的時候，常年酗酒，連忽必烈也無法忍受。元世祖命令實行嚴格的戒酒醫(yī)療，但是伺候皇太孫的色目人找出一個鉆空子的辦法，他偷偷把酒用管子引入浴室，讓皇太孫趁洗澡時解酒癮。武宗登基后，沒了管教，喝酒更猛，最終因長期酒精中毒，英年早逝，享年30歲。

蒙古權(quán)貴好酒之風橫行，又懶得管司法行政財政等精細事務(wù)，用色目人白手套來管事。在這種粗放型政治中，漢族人士居然也能獲得晉升機會，獲得分一杯羹。

底層漢人學習蒙古語，《元史》記載，秦起宗“學書無從得紙”，父親為他“削柳為簡”；鄒福“少時與人傭耕”是雇農(nóng)出身。元代行政機構(gòu)，上到朝廷的中書省、樞密院，下到地方縣衙，都有怯里馬赤（相當于翻譯職位）。根據(jù)蕭啟慶先生《元代的通事與譯史》，元朝的譯職人員，漢人（不包括南人）能占到42．86％。更甚者，漢人掌握蒙古語言后，能入充宮廷近侍，位至宰相、樞密院使等大臣，順帝朝權(quán)臣伯顏擔心漢人，一度“禁漢人、南人不得習蒙古、色目文字”，但這絲毫阻擋不了漢人做官的熱情。甚至有漢人官迷心竅，把自己名字改為蒙古風格，改頭換面，騙到了本該專屬于蒙古人的達魯花赤職位。

底層蒙古人的凄慘生活

元朝統(tǒng)治階級的紙醉金迷，生活豪奢，而下層社會的蒙古人貧困潦倒，有的生活過得還不如漢人。

根據(jù)元朝軍制：國防的備馬置械，官府不出錢。戰(zhàn)時打仗，平日操練，由軍人自行負擔，普通牧民的家用開銷非常緊張。《元史》記載了一次軍事演習，“辛亥，檢核諸王兀魯帶部民貧無孳畜者三萬七百二十四人，人月給米二斗五升”。親王兀魯帶部三萬多人，他們家里牛羊畜牧都沒有，家徒四壁。

早在旭烈兀西征的時代，底層蒙古人就苦于兵役，牧民參軍費用自理，有的賣掉家產(chǎn)，來湊足西征的交通費;有人為了躲避兵役南逃，跑去宋朝地盤。南宋主帥孟珙招降納叛，招募南逃的蒙古、色目人，最終發(fā)展到屯田、成軍，而旭烈兀一方，則為了補充兵力，征召華北漢人西征，攻打波斯。底層蒙古人投靠南宋，底層漢人跟著蒙古西征，歷史充滿了諷刺。

忽必烈上臺后，同時開了兩線戰(zhàn)場，一條戰(zhàn)線在南方，元朝攻滅南宋的最后階段，漢文明史上悲壯的崖山時刻發(fā)生于此。另一條戰(zhàn)線在西北，跟察合臺、窩闊臺汗國以及阿里不哥派系搶奪繼承權(quán)。這場內(nèi)戰(zhàn)造成了空前的災(zāi)害，成吉思汗的后代自相殘殺，從黑龍江到哈薩克大草原，戰(zhàn)火摧殘，民生凋敝。獲得暫時性勝利的忽必烈下了一個詔書，把朝廷駐扎漠北的最高軍政機構(gòu)，命名為和林宣慰司都元帥府。歷來漢人王朝對待少數(shù)民族用“宣慰”一詞，忽必烈把這套用到自己人身上，可見其離心離德。

往后西北諸王不斷滋事，明里發(fā)動邊境戰(zhàn)爭，暗里策劃宮廷政變，明槍暗箭，陸陸續(xù)續(xù)有六十年。

國防壓力轉(zhuǎn)嫁到底層蒙古人身上，駐扎在中原內(nèi)地的牧民，要自備軍需，趕赴西北前線，有的蒙古貧民因兵役而破產(chǎn)，把子女賣給漢人和南人為奴。“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跋涉萬里,裝具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篙田產(chǎn),甚則賣妻”。元朝寶寧寺水陸畫里面有一副賣兒賣女圖，里面出現(xiàn)各民族人物，其中就有典型蒙古人發(fā)飾和裝束的。

在成吉思汗的時代，蒙古人出于對財富的渴望和對大汗的忠誠，南征北戰(zhàn)。有的打下功業(yè)，成為宮廷權(quán)貴，過上花天酒地的生活，另外一些人勉強填飽肚皮，無法擺脫被盤剝的宿命。

元末紅巾軍起義時，不少蒙古牧民投靠效忠朱元璋。早前，一些蒙古部落從漠北遷到南方駐防，為國防養(yǎng)馬，朱元璋起兵之地的淮右廬州馬場中的蒙古人長期在中原生活，跟漢人在一起，有了感情。這些不滿黑暗腐敗統(tǒng)治的蒙古貧民，最終跟著明軍把元順帝打回戈壁沙漠。

弗蘭克·麥克林的《成吉思汗》等新史學，盛贊蒙古帝國的文治武功，卻忽視了底層蒙古人的艱辛。不僅被壓迫民族受苦，普通蒙古人也是征服偉業(yè)的犧牲品。

由是觀之，中國學界傳統(tǒng)的漢本位史觀固然有毛病，然而新史學也非十全十美，像杉山正明熱衷于描述草原帝國的多元化、全球化，對于蒙古征服過程中的粗暴與治理不善輕描淡寫，很難稱得上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