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劉軍/文

涅墨西斯行動

“1921年3月15日上午10點左右，一個身穿大衣的魁梧男子從他位于柏林夏洛滕堡區(qū)的公寓里走出來……盡管早春天氣涼爽，他還是拿著一根手杖，光著頭……他不敢在這個充斥著間諜的無政府城市里戴氈帽——他最不想做的就是讓別人注意到他的土耳其身份。”

這是美籍亞美尼亞裔劇作家、小說家埃里克·博格西安《涅墨西斯行動：報復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刺殺陰謀》一書的開頭，繪聲繪色地開啟了歷史上著名的“特里利安刺殺塔拉特帕夏”的故事。“涅墨西斯行動”是1920年代亞美尼亞人暗殺對“亞美尼亞大屠殺”負有罪責的奧斯曼土耳其政府主謀的秘密行動的代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英國占領軍支持的土耳其軍事法庭審判了對1915年亞美尼亞大屠殺負有責任的青年土耳其黨領導人，塔拉特帕夏等人被缺席判處死刑，但塔拉特等人早已逃往歐洲各國首都，化名生活。

Operation Nemesis:

The Assassination Plot that Avenged the Armenian Genocide

[美]Eric Bogosian/著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5年出版

1920年代初期，亞美尼亞革命聯盟（ARF）在埃里溫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批準了名為“特別使命”的秘密決議，決定懲罰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主要策劃者，取名為“涅墨西斯行動”。1920年至1922年間，亞美尼亞復仇者在歐洲各地刺殺了負有罪責的土耳其政客，其中最轟動、影響最深遠的就是特里利安在柏林擊殺塔拉特。

塔拉特在擔任奧斯曼帝國內政部長期間，負責策劃、指揮了1915年針對亞美尼亞人的迫害和屠殺，造成了60萬-100萬亞美尼亞人死亡。在屠殺期間，特利里安曾遭到棍棒痛打，并被拋“尸”在死人堆里，后來死里逃生。戰(zhàn)后，特利里安加入了“涅墨西斯行動”。

1921年3月15日早上，當塔拉特離開在柏林的家時，特利里安跟蹤了塔拉特。他兩次從塔拉特身邊走過，確認了其身份，然后在擦肩而過時，轉身用槍指著塔拉特的后頸開槍。塔拉特當場斃命。德國警察隨即在離刺殺現場不遠的地方逮捕了特利里安——他的上司加羅和納塔利告訴他不要逃離犯罪現場，但特里利安還是因為緊張而逃離了現場。

特利里安因謀殺罪受審，審判在魏瑪共和國成立后不久進行，當時受到了高度關注。當法官問他是否感到有罪時，特利里安說：“我不認為自己有罪，因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殺了一個人，但我不是殺人犯。”最終，十二人陪審團宣告特里利安無罪。

博格西安指出：“涅墨西斯行動”是亞美尼亞人進行的“史無前例”的刺殺行動，旨在為“史無前例”的“現代種族滅絕”——亞美尼亞大屠殺復仇。2015年是亞美尼亞大屠殺100周年紀念。100年前，數百萬亞美尼亞人生活在小亞細亞，現在生活在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不到9萬人。土耳其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是“種族滅絕”，因為土耳其欲成為歐盟的一員，就不愿背上等同于納粹“種族滅絕”的歷史罪責——這等于是對土耳其的國家合法性提出了挑戰(zhàn)。

但是，土耳其人民很難與虛假的歷史共存，盡管土耳其政府立法禁止人們討論“種族滅絕”。土耳其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2005年曾因為公開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事件，被土耳其檢察官檢控以“侮辱土耳其”罪，險些要開庭受審，只是在歐洲國家的抗議壓力之下，土耳其政府才暫時撤銷了檢控。

博格西安強調，希望嚴肅的學者有一天能被允許檢閱土耳其和亞美尼亞那些被封存的檔案，追溯逝去的歷史，揭示失去的記憶，其中包括“涅墨西斯行動”中這群“非凡的刺客”的完整故事。

鑄就“滅絕種族罪”的“萊姆金公約”

特里利安刺殺塔拉特一案的審判影響深遠。波蘭猶太裔律師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后來成為國際著名的國際法專家、人權捍衛(wèi)者——是genocide（種族滅絕）一詞的創(chuàng)制者。當時他在波蘭小城利沃夫讀大學，在其自傳《完全非官方》中，拉姆金詳細記述了此事對他思想發(fā)展的強烈影響。

Totally Unofficial: The Autobiography of Raphael Lemkin

[美]Raphael Lemkin/ 著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年6月

萊姆金寫道，他感到困惑的是奧斯曼政府屠殺無辜的亞美尼亞人而不必受到懲罰的想法。萊姆金問他的教授：為什么刺殺塔拉特構成犯罪，而塔拉特屠殺了一百多萬人民卻不構成犯罪？

教授說，當時沒有法律依據對塔拉特帕夏們以國家主權的名義實施的罪行進行逮捕和審判：“農場主養(yǎng)了一群雞，殺掉雞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你干涉，就等于非法入侵。”

在當時，國家主權的確是指國家無論如何對待本國國民，無論多殘酷，也無關其他國家的事情。萊姆金則認為，國家主權不能被視為屠殺數百萬人的權力，“因為人民不是一群雞”。特利里安刺殺塔拉特構成犯罪，而獨裁者幾乎滅絕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口，卻不能構成可起訴的犯罪，甚至沒有一個罪名來描述它，這是不公正的。

此后，萊姆金曾多次重復這個故事。他對以族群為目標的大規(guī)模暴力的歷史及現實感到憤怒，立志創(chuàng)制禁止迫害民族或族群的國際法，以起訴種族滅絕罪，這一執(zhí)念成為他終身背負的使命。

當德國軍隊入侵波蘭時，萊姆金逃離歐洲，最終抵達美國。1944年，他在《軸心國占領歐洲后的統(tǒng)治》一著中提出了“genocide”（結合了希臘語里的表示部落或人種的genos和拉丁語的中表示殺戮的cide，意指“種族滅絕”）這一術語，首次提供了描述殺戮一個族群的專名。這個詞迅速得到認可，1944年12月，《華盛頓郵報》發(fā)表了關于大規(guī)模屠殺猶太人就是種族滅絕的社論。美國多地報刊也采用了這一術語。萊姆金深受鼓舞，相信種族滅絕終于即將成為一種國際罪行。

美國學者薩姆·麥克法蘭(SamMc－Farland)指出，對萊姆金創(chuàng)造“種族滅絕”這一詞語的重要性無需評價，萊姆金帶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概念和一個反思人類罪行中最壞的那部分罪行的新途徑。

萊姆金后來赴歐洲，與美國檢控團隊一起為紐倫堡審判做準備，并得以將“種族滅絕”一詞納入對納粹領導人的起訴書中，但列在了“戰(zhàn)爭罪”之下的子罪名中。《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起草過程中使用了這個詞，但其最終文本卻使用了英籍猶太裔國際法專家赫希·勞特派特提出的“危害人類罪”，來論述對民族、種族或宗教上屬于少數群體的人的迫害和屠殺。在紐倫堡審判的最終判決中，也沒有使用“滅絕種族罪”這個詞。總之，種族滅絕當時還沒有成為法律意義上的罪行，紐倫堡判決也不包括和平時期對民族、族群的攻擊，只包括與侵略戰(zhàn)爭相結合的罪行。

從歐洲回來后，萊姆金決心將“種族滅絕”寫入國際法，并開始在聯合國會議上進行游說。他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回報。1948年12月9日，聯合國大會第260A(III)號決議終于通過了《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萊姆金公約”）。

美國學者道格拉斯·歐文-埃里克森在《拉斐爾·萊姆金與“種族滅絕”概念》中總結說，萊姆金年輕時主張擴大戰(zhàn)爭法，保護人民免受本國政府的侵害；20世紀30年代致力于推動以權利為基礎的國際法；20世紀40年代致力于將種族滅絕定為非法。但是，1948年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后短短幾年內，許多同意將“種族滅絕”定為非法并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政府，比如蘇聯和西方列強，就試圖破壞《種族滅絕公約》，而小國和前殖民地的代表團，則成為“萊姆金公約”最堅定的支持者。

“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源

愛爾蘭人權法學者沙巴斯指出，“萊姆金公約”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首部人權條約，重點放在保護民族、種族和宗教上屬于少數群體的人免于生存遭受威脅。該公約是聯合國現代人權運動的重點，旨在消除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也強調了刑事司法和問責制在保護與促進人權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該公約由于使用范圍受限，受到了許多批評。這是國際法在應對大規(guī)模暴行方面存在不足而遭遇到的挫折。沙巴斯認為，這個難題不能通過擴大滅絕種族行為的定義或是修改公約來解決，而應通過加強與勞特派特提出的“危害人類罪”這個概念之間的緊密聯系來解決。因此，滅絕種族罪往往被擱置，只是作為“罪行中的罪行”而占據了一個特殊位置。（威廉·A.沙巴斯：《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英國國際法學者、倫敦大學學院教授菲利普·桑茲（PhilippeSands）在《東西街：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源》一書中，以親歷二戰(zhàn)的四個主要人物（赫希·勞特派特、拉斐爾·萊姆金、漢斯·弗蘭克和桑茲的祖父萊昂·布赫霍爾茨）為切入點，從極富個人化的視角出發(fā)，追溯了“危害人類罪”和“滅絕種族罪”誕生并最終導向紐倫堡審判的曲折歷程。

在書中，菲利普·桑茲有著多重身份。他是逃過納粹迫害的萊昂的外孫，也是赫希·勞特派特的兒子伊萊休·勞特派特的學生；他與漢斯·弗蘭克的兒子尼克拉斯相識，一起重游紐倫堡審判時監(jiān)禁和審判弗蘭克的法庭。尼克拉斯在面對處死他父親的法庭時，很坦然地說：父親應該得到死刑，他是個律師，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

桑茲通過偵探般的追索檔案和個人考察發(fā)現，在今天被稱為“利沃夫”的城市中，勞特派特和萊姆金，這兩個互不相識的人，曾同在利沃夫大學學習，跟隨同一個法學教授學習法律。勞特派特注重對個人的保護，提出了“危害人類罪”，將其引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最終用于給納粹頭目定罪；萊姆金則側重對群體的保護，提出了“滅絕種族罪”，他們的法律思想至今對國際司法體系影響重大。

赫希·勞特派特（1897－1960）法律思想的主旨與萊姆金相似，也是強調國家主權并不允許主權國家以任何它們希望的方式對待其公民，國際法應該為個人的人權提供保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協(xié)助了戰(zhàn)爭罪審判的準備工作，1946年成為紐倫堡審判英國小組的一員，建議使用“危害人類罪”和“戰(zhàn)爭罪”，這些新的罪名最終寫入了紐倫堡審判的起訴書。

勞特派特所著的《國際人權法案》（1945年）無疑是1948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以及1950年《歐洲保護人權公約》的基礎。但是，因為《世界人權宣言》并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力，沒有達到勞特派特的期望，他譴責《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理想的“可恥失敗”。

從“權力”到“權利”

桑茲在《東西街》一書的開頭追溯了“利沃夫\利韋夫”八次易手，屢次改名的歷史。利韋夫市（烏克蘭語Lviv）在桑茲《東西街》的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整個19世紀，它都以倫貝格（德語Lemberg）之名為人所知，位于奧匈帝國東部邊緣；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不久，它成為剛獨立的波蘭的一部分，改稱利沃夫（波蘭語Lwów）；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它又被蘇聯占領，叫作利烏夫（俄語Lvov）；1941年7月，德國人征服了這座城市，總督政府再次將其命名為倫貝格；1944年夏天，蘇聯紅軍戰(zhàn)勝納粹之后，它又成為烏克蘭的一部分，改名利韋夫。倫貝格、利韋夫、利烏夫和利沃夫，都是同一個地方；盡管在1914年至1945年間，這座城市八次易手，名字幾經改變，居民的組成和國籍也變了，但地點和建筑物原地未變。“利沃夫”地處“歐洲走廊”，被歐亞強權大國肆意掠奪，想來對曾經在此學習、生活過的萊姆金和勞特派特的法治及人權思想有過影響，為他們提出“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提供過切身的生命體驗吧。

《東西街：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源》

[英]菲利普·桑茲/著

吳曉筠/譯

后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0年6月

作為國際法專家，桑茲等人在《國際法院和法庭手冊》中強調指出，國際法院和法庭數量劇增，及其法律權力的擴大，是20世紀后期國際法最重要的發(fā)展之一。國際司法機構的出現，為國際法提供了強大的執(zhí)法機構，并促進了國際關系逐漸從“以權力為基礎”向“以法律為基礎”的轉變。

Raphaël Lemkin and the Concept of Genocide

Douglas Irvin-Erickson/著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年11月

從亞美尼亞大屠殺到紐倫堡審判，再到對前南斯拉夫、盧旺達、柬埔寨等國種族屠殺罪行及罪犯的審判及懲罰，特里利安們要用血腥的“私刑正義”去報復的罪行，成為國際法可以懲戒的國際公認的犯罪。萊姆金和勞特派特們的理想，逐漸成為現實——盡管仍然存在著強權國家不作為或公然違法的情況，但一個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強大、絕對如國家主權，也不得肆意妄為，任意殘虐或屠殺個體或少數族群，犯下滔天大罪而不受懲罰；弱小如蘆葦的個體，在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機器、戰(zhàn)爭機器面前，也擁有不可剝奪、不容侵犯的基本權利。

（作者系社會文化學者）